建国同志是我的老领导、老战友，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惊悉建国同志辞世，深感悲痛，从战争年代到现在的件件往事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和建国同志曾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工作，但不在一个部门。1941年冬，沂蒙山区反扫荡，校领导决定司令部随五大队（五团）、政治部随二大队（二团）一起转移。当时我在政治部通信班工作，建国同志在二大队任保卫干事。在反扫荡中有一位政治指导员牺牲了．大队领导派建国同志接任政治指导员。这时我才认识建国同志。他给我的印象是正直朴实，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同志。战斗前的两三个小时，我们分别进入了大青山。政治部刚回来，大青山战斗就打响了。战斗打到下午两三点钟，我们转移到东蒙山，后得知二大队政治委员刘惠东牺牲了，副大队长失踪，损失较大。建国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很好，受到表扬。
沂蒙反扫荡胜利结束后，抗大一分校转移到滨海地区十字路（现莒县）以东的涛抵，进行总结休整，然后到曲流河过春节。建国同志调到司令部侦察队任队长。在战争年代侦察队是了解掌握敌情、保卫学校安全的耳目。因此，校首长、干部、学员和战士都很关心侦察队的工作。我们政治部和司令部驻在一个村庄，我常到侦察队打听敌情。我听到侦察员说．建国同志关心大家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他作战勇敢，布置任务细致周密、办法多。他还亲自带领侦察员到敌战区侦察敌情。遇到紧急情况建国同志表现沉着．处理情况果断。我们经常听到校首长对建国同志的表扬。一次，两名侦察员到敌战区日照县涛雒镇附近执行侦察任务，被日本鬼子包围。一位叫车子珠的同志自报奋勇掩护另一位侦察员突围。他在打死打伤几个日本鬼子后被敌俘虏，敌人对其采用了各种残酷的手段，最后车子珠同志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牺牲在刑场上。后来建国同志由侦察队调校司令部任副指导员．我在他的领导下，亲身感受到建国同志对人诚恳热情、作风正派、艰苦朴素、做事认真、光明磊落、谦虚温和。在他严格要求和帮助教育下．使我较快地树立坚定的革命人生观．奠定了为党奋斗一生的信念，同时建国同志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44年4、5月期间，建国同志调离抗大一分校到山东军区特务团工作。我于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部队进军东北．从此我们便失掉了联系。1955年我从东北大区调到北京国家机关工作，通过各种关系查找，终于在1959年与建国同志取得了联系。虽然我俩阔别了十几年，地位及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建国同志诚恳热情、平易近人的作风依然没有变。
十年动乱开始后，1967年6月的一天晚上，建国同志和夫人刘峰宜身穿便服突然来到我家，看上去他俩的身体显得很虚弱，我感到很惊异。我连忙请他们坐下休息，问发生了什么事？建国同志慢慢地讲到：“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戴上黑帮分子、漏网右派、现行反革命等罪名进行批斗，把全家押送到陕西黄河滩劳动改造。这次跑回来是向总政申诉。”我即表示：“从运动形势看，你们现在如去总政，会将你们立即押送回黄河滩。你们身体不好，再回黄河滩那就更惨了。我虽然也靠边站了，但还没有成为重点斗争对象。你们没有去处可住在我家！”建国夫妇怕因此使我受到牵连不肯住下。我说：“虽然我家住房比较紧张（我当时老少三代七口人住三间房）．但我一定要留下你们！就是你们单位组织或造反派找来，我也不怕，因为我们是战争年代的老战友，我相信你们是拥护党的！”这样，建国夫妇在我家住了三个多月。其间建国同志通过向各方申诉，最后总政才给建国同志安排了两间平房。但搬过去不久又被关押审查。总政派专案组找我，单位找我问建国同志在我家期间讲了什么？干了什么？我向专案组讲：“在我家期间，除了写申诉材料，我们还在一起回忆战争年代对敌斗争和战友的情况。我认为建国同志在抗日战争年代对敌斗争勇敢，对党忠诚，一直表现很好，我坚信他不是反革命。在他困难时我帮助他是战友情感和革命的友谊。”
十年动乱后，建国同志得到平反，重新分配了工作。他做到了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积极投入到革命工作中，表现出一名老共产党员的宽大胸怀及崇高的思想境界。
建国同志憨厚耿直、淳朴善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光明磊落的高尚品质，值得我学习。他那优良的作风和优秀的品质，以及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精神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
（2002年11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