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抗大刘建国同志因病逝世，不胜悲痛！我不禁回想起过去抗大的峥嵘岁月和建国后抗大老友重逢欢聚的喜悦心情。
我与刘建国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抗大一分校的1939年年底，由中央决定第二次东迁，从太行山下山，经过河北平原，挺进到山东沂蒙地区。那时我在三大队总支负责组织工作，大队长是黎有章，副大队长是李少樵，政委是李振邦，总支书记是杨大易。正在整装待发时，校政治部组织科介绍宋光和刘建国二位到三大队总支接上组织关系。记得他们刚刚在抗大五期毕业到三大队带着实习的性质，参加东迁的长途行军，在大队统一指挥下，做许多具体工作。那时大家都很年轻，他二位埋头苦干，常下连队，具体帮助长途行军中的一切事务。抗大一分校各级领导大都是红军干部和部分知识份子干部，对于行军、作战、培养干部、管理部队有丰富的实际经验。他们虽是刚刚毕业，但工作得心应手，斗志昂扬，精神愉快。
我校到了山东，他们奉调到各部门工作。记得宋光调到保卫科，刘建国同志也做过保卫工作。他在战争频繁时期曾抽调到校部侦察队，这里挑选集中了不少年轻优秀干部，日行百里是常事，非常艰苦，部队的命运往往系于侦察和情报，由校长周纯全同志亲自掌握。
建国之初我奉调进京．在中央机关工作，突然见到建国同志到我宿舍来，这次印象特别深刻。通过畅叙沧桑，感到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政治思想水平今非昔比。我们在京常有来往，因为都是抗大的同志，结成牢不可破的友谊。
改革开放以后，有人说：我们许多老同志都像“出土文物”，重振精神，意气风发，在各条战线上继续作出贡献。在抗大不少老友年高离休之后，北京、上海各地都成立了抗大研究会、校友联谊会。我在北京、上海、济南常与抗大老友欢聚，回忆校史．畅叙感情，见过建国同志多次。我们都热心为抗大老友联络、服务，心情愉快，保持了抗大的老传统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谁能想到，我们看过多少老友、先烈牺牲病故，而我们都处于盛世，却享有高龄幸存、健在，怎不意外、欣慰呢？不料正在祖国振兴、前景辉煌的当前，建国同志突然离开我们。老友逝世，雁行凋零，人非草木，不免怆然！书此以缅怀建国同志！
（2002年10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