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刘建国同志逝世的噩耗，我和增涛都十分悲痛，心情久久不能平息。建国同志是我的老战友、老同志，半个多世纪的交往，革命同志的友情，把我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他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建国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位无私无畏的革命者，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我认识建国同志是抗战初期，当时我还在上小学。光阴荏苒，似水流年，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忆往事，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撼了中国大地，日寇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平津危急，华北危急，洛济陷落。不久，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鲁南，占领了许多县城和交通要道。所到之处，杀光、烧光、抢光，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日寇的烧杀掳掠．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奋起保家卫国，同武装到牙齿的鬼子展开了游击战。我祖父刘佛缘，是山东著名抗日爱国人士。1886年生于沂南县刘家店子村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里。他青年时代留学日本，结识了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并加入了同盟会。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变卖良田2000亩，购置枪支弹药，组织近300人的抗日武装，在沂河两岸拆桥破路，和日伪军周旋。当时在沂蒙山区的抗日武装有八路军一一五师、山东纵队，有李澄之领导的抗敌自卫军，还有国民党五十七军等。他们都在团结、争取我祖父领导的这支抗日武装。记得．1939年深秋，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从延安来到我的家乡开辟工作。刘建国同志就是抗大一分校民运工作团的队长。他年龄不超过20岁．，身穿土布军装，脚蹬一双草鞋，精神抖擞，和蔼可亲，十分健谈。他每次登门拜望我的祖父．一谈就是半天．从国内到国际，海阔天空，当然重点还是讨论毛主席抗日游击战、持久战和统一战线的问题。建国同志详细讲解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战略和策略，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动员社会各阶层联合起来共同对敌。他高度评价我祖父毁家纾难，为国为民的抗日爱国精神。不久．在中共山东分局同志的帮助下，我祖父领导的游击队，集体加入抗敌自卫军，以后又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六团．祖父刘佛缘曾任营长，后因年纪大而被任命为山东省参议会驻会参议员。
1940年以后，沂蒙抗日根据地形势越来越严峻，日寇不断进行“扫荡”，人民受尽苦难。作为党的民运工作者，建国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后．发动群众、组织民兵游击小组，成立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建立农村党支部和基层抗日政府。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减租减息，反奸斗霸，改善人民生活。他特别重视妇女工作，号召广大妇女打倒封建，自己解放自己，为抗战贡献一份力量。我母亲王裕智．我姑姑刘敦敏、刘敦蕙都是大家闺秀，有文化，受祖父影响，思想比较进步，在建国同志的动员下，都积极参加了抗日的各项活动。我母亲除担任祖父的秘书外，还参加县妇救会的工作。她和建国同志经常打交道。
1941年冬，日寇5万多人对沂蒙山区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铁壁合围”，“拉网战术”，将我部分八路军和后方机关团团围困在大青山，战斗十分惨烈，我军伤亡很大。建国和抗大的同志们浴血奋战，杀开一条血路，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在鲜血染红的土地上掩埋了抗大二大队刘政委和数以百计的战友尸体。反扫荡结束后，刘建国同志被抗大评为全面模范。
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同志参加了著名的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后又随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外线出击，转战河南等地。他在鲁中军区工作期间，任政治部保卫科科长，我爱人王增涛任副科长，两人携手共事，配合默契’工作搞得很出色。
1948年夏，我和爱人王增涛奉命调中央学习，准备接管即将解放的北平。在赴西柏坡的途中，巧遇刘建国和他爱人刘峰宜，在河北省贾家庙村畅叙久别之情。面对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我们都很激动，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建国以后，我爱人王增涛在北京崇文区任区长’我当人事科长，我母亲也从山东来北京帮我料理家务。此时，建国同志也调首都工作，当他得知我们的情况后，多次登门看望，同我母亲叙旧、拉家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当他了解到我们姐弟三人都是共产党员，我的两个弟弟康牛和晓刚，一个在东海舰队政治部文化部任部长助理，一个在山东大众日报社为美术编辑时，他赞不绝口，夸奖母亲教子有方，为革命培养出优秀人才。
刘建国同志为人耿直坦诚，善良憨厚，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工作上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实事求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勇于捍卫党的正确路线，自觉抵制极“左”思潮，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同志关怀备至。在处境困难时，他时常惦记着我和增涛的安全，牵挂着我母亲的健康。刘建国同志是一位道德情操高尚的人，始终是我学习的楷模，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