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4月25日，我在南京参加老首长廖政国司令员的新墓落成仪式，回到杭州后，看到了刘建国政委逝世的讣告，心情非常的悲痛！我的良师益友匆匆地走了，永远地走了！他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军优秀的保卫干部，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好领导，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人。他慈祥、温文尔雅，偶尔神情中流露出沉思；为人刚直、善良，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我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有缘认识这位英雄人物的。
1947年1月21日新四军番号撤销，山东军区和华中军区在鲁南地区合并，组成华东军区。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委，张云逸、粟裕任副司令员，黎玉任副政委，陈士榘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
鲁南战役敌人是20个旅31万人，华野是十万人，不久敌人增加到23个军51个旅，蒋介石称之为“重点进攻”。敌人密集不好打，毛主席致电陈粟首长要耐心待机处置，将后方转移到胶东、渤海地区。具体指示有三条：一、要有极大的耐心；二、手上要有较大的机动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的后方。按照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华东军区分前后两个指挥系统，陈毅司令员和粟裕副司令员，陈士榘参谋长在前线指挥作战，张云逸副司令员、饶漱石政委、张凯副主任在渤海地区留守。当时渤海地区有被服厂、兵工厂，医院有10多个，伤病员有三万左右。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部队伤亡很大，伤病员都转移集中到这个地区。由于部队伤亡大，部队有“随俘随补”的方针。当时的口号是“国民党士兵被俘后调转枪口打老蒋”，兵源很快得到大量补充。但是也带来新的问题．人员的成份有了变化，有的连队新成份多，思想比过去复杂。在伤病员中自然也有不少新成份，加之负伤的战士、干部中滋长了骄傲情绪，有的伤员在路上阻拦军区首长的汽车；住院期间轻伤员有挖坟墓的、有调戏妇女的等等。1947年10月还发生了十三医院刘超院长带领警卫员、家属殴打伤员的事，造成极坏的影响。基于这些情况，陈毅司令员、舒同主任指示华东军区组织部副部长罗应怀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组，到各医院检查整顿，好的表扬，差的批评．帮助医院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这20多人工作组的成员来自军区组织部、保卫部、卫生部，供给部，都是德才兼备、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优秀干部。工作组到医院不单纯是整顿，更要帮助解决医药、粮秣、经费、军需被服方面的困难，帮助伤愈的同志早日归队参加战斗。刘建国同志当时是军区保卫部的正团级科长，是工作组成员之一，也是罗部长的得力助手。那时军区组织部是党委的办公机关．除负责党务工作外，军区师以上干部的升迁调配全由组织部拿方案，具体办理，因此组织部长一职是位高权重的。罗应怀同志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三次走过草地，一生征战，负伤11次，其中5次重伤，功勋卓著。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他率九旅二十六团血战朱家岗，击毙日寇300多名，名声大振，彭雪枫师长称他为英雄团长。罗应怀同志心地善良，组织原则性强，工作非常有魄力，作风踏实细致。他带着工作组一个医院一个医院检查整顿，帮助解决了大量的实际问题，受到各医院热烈拥护和爱戴。我是1947年12月由第十后方医院朱直光院长（老红军）介绍到罗部长身边，担任保健医生的。1948年春组织任命我担任政治部门诊所长兼罗部长的保健医生。这时我认识了刘建国，还有李庆宁、娄岱、朱厚年等一批党的精英。当罗部长检查到十三医院时，因为刘超院长犯罪，殴打伤员，工休矛盾严重对立，并开始激化。罗部长到十三院了解情况后，即命刘建国同志先将刘超拘留起来隔离审查，很快使矛盾缓和下来，这就是有名的“刘超事件”。当时群众公愤较大，不杀刘超难息民愤，军区个别首长也有这种呼声。罗部长处理得非常谨慎，先将刘超押回军区政治部驻地惠民县的大韩家村。当时，保卫部领导因事不在，日常工作由建国同志勇挑重担。
保卫部在押的有两名团干：一名刘超，一名是供给部的财务处长陈某。陈的犯罪事实是监守自盗，将保管的金条、银元盗窃并拐走当地一名妇女，叛变投敌到济南，半途捕获归案。保卫部副部长张德绍命建国同志先将案情查实，做到证据确凿，报军区党委。经军区批准处以极刑，在大韩家松树林里召开公审大会，当场枪毙，对大家进行教育。同时执行的还有另一个案件。在惠民县商家店打谷场上，由军区文工团演出“白毛女”歌剧时，机关部队来的人比较多，会场相当拥挤，有些混乱。张云逸副司令员到台上指挥整顿秩序，警卫营一个战士突然跳上舞台殴打张副司令员。参谋处长来光祖下令将罪犯当场逮捕，押到保卫部审查。经建国同志查明，此人是莱芜战役时解放的．原是国民党八十三师班长，思想极为反动，解放后表现很坏．竟然篡改毛主席倡导的《三大纪律三项注意》歌词。公开胡唱“革命军人个个要老婆，领导应当每人发一个”。这次又无法无天，竟然殴打张云逸副司令员，案情查实，上报军区批准处以极刑，以整饬军纪。
刘超的问题经罗部长考虑再三确定为违犯纪律，决定予以劳改。当时没有劳改场所，便放在门诊所搞卫生、洗纱布、做棉球。刘建国同志将刘超领来，当面向我交待说：“让他搞卫生，洗纱布。”实际上我一天也没让他洗纱布．我让他看病。刘超是关东医学院毕业的，擅长内科，医术精湛。他在门诊所帮了我的大忙。他常对我讲：“是罗部长、刘科长救了我的命。”几个月后，崔义田部长出面担保，说刘超有技术，要发挥他的专长，经张凯副主任同意，调离了门诊所，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他走。全国解放后，刘超的问题又重新处理，恢复了党籍．分配到福建卫生厅工作。
还有一个案件是张智官，山东寿光人．1939年入伍．1940年入党．鲁中警卫团卫生队长。1947年夏天他带一个通信员到周村采购药品，在某村住宿时，通信员用枪打鸟，回来把枪靠在墙上．子弹上膛未退出，张智官不知道，随手一扣板机，子弹击中通信员胸部．当场死亡。事后张智官被当地政府押送到军区保卫部．关押审查了好几个月。领导还派人到出事地点察看现场，最后结论是过失犯。决定释放。刘建国科长又将张智官领到门诊所来向我当面交待案情和审查结果，并说到门诊所当医生。后来，我在运输部卫生处当医政股长，张智官也调到卫生处来当保健股长。1952年春天的一天，运输部保卫科的金干事带来上级的命令，在常州将张智官逮捕，理由是1947年他枪杀通信员，是“杀人灭口”。说他与地主小老婆搞腐化，被通信员发现，便杀害了通信员，是他的原单位，以党委的名义起诉的，非常有份量。张智官在南京保卫部被审查一年，难下结论，形成僵局。张说与地主小老婆搞腐化是子虚乌有。原单位告他枪击头部，而张说是打在胸部。这是关键性情节，为弄清事实，又带张智官到原地开棺验尸，发现头颅完整，最后只好恢复党籍。之后，运输部卫生处金萍处长（老红军）率医疗队，奉命由常州到杭州成立甲等十一陆军医院，我在内科当主任，张智官算是回原单位分配工作，当外科主任，这是我和他第三次共事。四个案件，四种结果，说明建国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此人现已82岁，还健在。
历史证明，建国同志当初处理张智官的问题是正确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1986年刘建国同志偕夫人峰宜大姐到杭州疗养，我请教他为什么张智官案件你起初就看得那么准确？他告诉我“疑罪从无”的道理。这一条现在已成为公检法办案的一条准则了。他说宁可错放，也不要错判，更不能错杀。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而错判了，不但是错误地处罚了一个无罪的人，同时还放纵了真正的罪犯，错判的危害大于错放的危害。经他这一讲，我茅塞顿开，从心底里钦佩建国同志。从这几件案情的处理，就深深地打动了我，是什么恒定了建国同志的一生，是他始终掌握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列主义的精髓，直到离开人世。他是执着的，也是辉煌的。在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之际，我们格外缅怀这位革命前贤，我们要像他那样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贞不渝，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勇于进取，继承和弘扬老同志的优良作风，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