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刘建国相识在1941年抗大一分校女生队。那时，他常到女生队看望峰宜同志。全国解放后，我到政治学院参加先进教学工作者会议时，又见到了峰宜。之后，每当我到北京就到他们家里住几天。他们总是亲手做山西莜面，炒几个菜热情地接待我。我们见了面总是畅谈不休。经过战火考验的战友是最亲密、最知己的。
他不幸逝世后，我万分悲痛，看到峰宜写的悼念文章，我边读边流泪，抑制不住自己悲痛的感情。
建国是我见到的对人最诚恳、最热情、最肯助人的好同志。他是一位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优秀革命者、模范共产党员，他的逝世对革命事业是个不小的损失。
记得1947年4月，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进攻解放区，来势凶猛，气焰嚣张。莱芜战役后，敌进攻重点压向山东的鲁中地区。我军在蒙山摆下了阻击阵势，伺机歼敌。我们阻击阵地是411高地，是蒙山的主峰。第二十二师六十六团是纵队的先头部队。当时齐团长、张政委率部队抢占了制高点411高地，并坚守在那里。此地宜攻不宜守，防守困难。敌人集中炮火向我阵地猛攻，并反复冲击。我军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子弹、手榴弹打光后，就用刺刀、枪拖和石头与敌人拼杀，战斗打得激烈残酷，伤亡很大。至黄昏张键政委也负了重伤，部队撤了下来。指战员们的衣服上、枪支上、刺刀上都溅着鲜血。有的战士瞪着眼睛喘着粗气，奄奄一息！
六十六团300多伤员由野战二所负责接收转送。所协理员和副所长带人后送伤员，并到后方组织担架。我和沈总支书记带二所工作人员和手术队在孙家麻峪抢救伤员。张守明管理员带人用独轮车转运了200多名伤员，能走的坚持自己走，剩下的80多名重伤员，我们用担架、门板抬。最后剩下的一名特重伤员，我与沈总支书记用椅子抬了8里地，安全转送到一所。
这时，一所的王副指导员抓住我的手不让我走。他说：“这里只剩我一个工作人员了，你们把重伤员都送给了我，我怎么办？真急死了！”我看到那么多的重伤员东倒西歪地躺在那里痛苦地呻吟着，我也十分着急，无法抛下他们，就留了下来。
这时从战场撤下来的部队急速地向后走，我俩更是焦急万分。没有医务人员，没有担架，如何将一百多伤员转走？真是天大的困难。我急得几乎掉泪。伤员抱着我的腿哭着说：㈠陕救救我们吧！”我心里焦急得火烧火燎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怎么办？这时，有的伤员要求爬着走，有的还没穿衣服（烧伤者）．真叫凄惨！
突然我眼前一亮，在行走的队伍中我看到了刘建国同志。这真是老天送来的救命恩人！我跑过去一把拉住他，说：“你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把这批伤员转走，部队撤了．敌人过来伤员就没命了！”
他听后立即向前传话：“把担架全部留下。”并告诉七十一团政委多普照迅速抢救伤员。他吩咐担架队把担架上的白面、子弹等物资统统就地倒下来。当他看到人们有些犹豫时．便大声说：“同志们！我们要用担架抬重伤员。他们都是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他们负了重伤，我们必须把他们抬到安全的地方。假如我们负了伤，战友们也会把我们抬到安全的地方！”大家听后立即倒掉了担架上的东西，很快走到伤员这边来了。
这时，我和伤员说：“同志们，别着急，我们决不会丢下大家！”
这时建国同志过来说：“同志们放心，我带担架来接你们了，保证不丢下一个人！”他奋不顾身地亲自动手把伤员抬上担架。担架不够用，两个伤员用一副担架。刘建国同志抬着两个伤员的担架，带领大家艰难地向安全地点转移了。
在危难关头，刘建国同志当机立断转移伤员，表现了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同志们都为他的敢作敢为、大智大勇的行为所感动。
战后评功选模时，王副指导员立了一等功。大家一致提议：为刘建国科长和七十一团多普照政委请功，为七十一团担架队的人员请功。
（2003年8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