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讯杜前同志于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九日不幸逝世，悲从中来，茫然若失，泪湿衣襟。在此不久前，得知他病情好转，出院回家疗养，甚感欣慰。在来往信件中还互相勉励，欢度耄耋之年，争取能看到社会卜义祖国进入小康社会。谁知苍天不悯，夺君生命，使青年界失去一位老领导，体育界失去一位开拓者，我们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使人难过，令人痛心。
杜前同志原名杜怀圣，是我们中学时期的同学，又一起参加八路军，志同道合，亲如手足，回顾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好学笃行 追求进步
杜前同志幼年聪慧机智，好学笃行，刻苦勤奋，含蓄稳重，众人呼之为“小大人”。在小学读书时，品行端正，学习优秀，名列前茅，曾获全县演讲奖励，多次被选为班长，学生自治会主席，从幼就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件，数月之间侵占我东北三省，全中国亡国惨祸已迫在眉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促使人民觉醒，群起要求抗日救国。正在上小学的杜前，虽然年幼，但具有爱国心，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恨之入骨，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极为愤慨。
一九三五年，杜前同志投考山东省立第四中学（后改为惠民中学）。在数百名考生中只录取几十名，杜前同志以优异成绩名列榜首，令人羡慕不已。
杜前同志生长在内忧外患的旧中国时期。国内军阀混战，盗贼蜂起，政府腐败，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外有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咄咄逼人的骄横气焰，在垂手而得我东北之后，继而夺热河，占冀东。国民党政府一意执行反共政策，对日本则一再妥协退让，先后与日本签订“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又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按照日寇要求，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实行华北特殊化。寇深难急，全国震惊，群众抗日救国情绪日趋高昂。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运动，提出全国合作共同抗日的要求，全国人民积极响应，逐步发展为全国的汹涌澎湃的群众运动，很快也波及到鲁北重镇惠民。杜前同志闻之精神振奋，积极响应。
国文教师岳一峰是我党地下党员，担任杜前所在班的班主任。他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传播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组织读书会，介绍进步书刊，指导学生学习，还组织演出了话剧《-年》、《赛金花》等。杜前同志受到教育和薰陶，从此更加关心国家大事，成为校图书馆（文渊楼）的常客，他先后阅读了《大众哲学》及进步刊物《永生》、《大众生活》、《青年丛刊》、《齐鲁通讯》等，思想觉悟逐步升华。
惠民中学为国民党所控制，还有军事教官等特务分子，他们公开吹捧蒋介石，宣扬法西斯主义，诬蔑共产党为赤匪，监视进步师生活动。一九三六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独夫蒋介石被扣，进步师生闻之高兴，国民党特务则如丧考妣。杜前同志当时认为杀了蒋介石，中国就有救了。其认识虽然幼稚，但道出了他的心声。国民党舆论工具则隐瞒事变真相，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把张、杨两将军的兵谏抗日行为诬为叛贼。军事教官非常嚣张，狂呼要进攻西安，要请命到军队去前线作战，救出他的校长蒋介石。进步与反动表现泾渭如此分明。
杜前同志始终朝气蓬勃，喜爱运动，特别喜爱篮球、网球、曾被推为“虎子篮球队”队长。他的这一特长，在以后青年与体育工作中得到了发挥。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惠民中学的抗日救亡活动逐步开展，日趋活跃。九月，惠民中学与惠民乡师（全名为山东省立第六简易乡村师范）即准备合并为一个学校。共产党员教师马霄鹏（乡师教员）、李炳寰（中学教员，后改名为李毅）与学生宋登华～起，逐步进行半公开活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员。杜前同志经宋登华同志介绍，于九月首批参加民先，自此他从一个翩翩少年，变成了一个无畏的抗日救亡先锋战士、骨干分子，处处以模范行动影响周围同学、带头学习进步书刊，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政策，他还介绍不少同学参加民先。
一九三七年，国民党政府的抗日是被迫的，它既没有动员全民抗战的准备，又没有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国民政府外交部于八月十四日才发表声明，宣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了保存实力，畏敌如虎，消极抗日，日寇刚进至山东省边境，稍加抵抗就全线溃退。十一月十一日，突闻日寇将兵临惠民，曾声称“与惠民县城共存亡的”山东省第五专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赵明远闻风仓皇逃窜。惠民中学也不得已向南流亡。在此之前，我地下党曾拟在惠民县附近地区举行武装起义，杜前同志在宋登华同志处闻之后，曾要求留下参加起义。经请示李炳寰同志，决定仍随校一起南下。
流亡途中师生们尝到了有家不能归，离乡背井，颠沛跋涉之苦。路经邹平时，遇到了平津流亡学生第一移动剧团，郭同震、张瑞芳为我们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街头剧，剧情动人，演技逼真。观者触景伤情，全场泣不成声，泪流满面，受到一次深刻教育，激发了师生们的抗日爱国热情，深感中华民族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只有坚决抗日，中国才不会亡，个人才有前途。
路过泰安时，学校党组织与山东省委及省“民先队”部取得了联系，从此之后，得到了领导、指示，在那里经常领取文件和宣传品。到达兖州后，沟通与各方面的关系，在校内更加公开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此时，原鲁北的中学和师范都流亡南下，在兖州、济宁一带集中。平津流亡学生移动剧团也到达兖州，经常演出宣传抗日的话剧，派人到惠民中学导演戏剧，教唱救亡歌曲。教唱歌的姓庄，她端庄、热情，认真，和蔼，受到我们的欢迎，尊称她“庄大姐”。校园内经常组织读书会，形势讲演会，下农村宣传，救亡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师生的觉悟提高较快。
省“民先队”组织指定宋登华为兖州地方民先队队长，杨煦春、杜前，雷鸣玉为惠民中学民先负责人，吴可杰为乡师民先负责人。积极发展民先队员，挑选到八路军受训的人员。
韩复榘为了扩充自己的军队实力，以停发学生补助金（每月五元），强迫学生去他的政训队受训，并应允毕业后授军衔、任军官。但师生们对其消极抗日极度不满，没有一个去投考。学生们便各寻出路，有的参加了宋哲元的廿九军，有的到南京投考国民党的军事学校。“民先队”挑选进步学生去八路军受训，正适应众多学生的要求。
到八路军当兵，再苦再累也愿干
一九三七年冬，山东省委鉴于山东省不久将沦陷，准备组织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需要骨干，便决定从各学校“民先队”中挑选一批人到山西省八路军受训，毕业后回山东参加斗争。从惠民中学、惠民乡师、平原乡师三校共选调三批，约百余人。第一批是杨煦春带队，马辛在这一批；第二批由宋登华带队，内有杜前，雷鸣玉、马万杰等，先后于十二月中、下旬出发，月底到达山西省临汾刘村八路军驻晋办事处。
每批离校登程时，均举行欢送仪式，如同欢送出征战士那样热烈。山东省还处在白色恐怖中，离校、欢送、登车均秘密进行。深夜时个别离校，到约定地点集中，再到车站附近一所房子内举行欢送仪式。房子是空的，没有任何设备，灯光昏暗，大家均站着，没有布置，仪式简单、严肃。马霄鹏、李炳寰老师慷慨激昂地致欢送词，分析当时形势，讲明山东省委这一决定的重大意义，鼓励大家到八路军后要努力学习，学到真本领再回山东参加抗日斗争。我们听了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共产党对我们的信任，学习任务光荣。然后乘火车南下西行。举行仪式的房子，登火车的手续都是铁路地下党协助解决的，具体承办人是年轻工人韩纲，以后也参加了八路军，这是以后才知道的。
路上要换乘几次火车，学生中都没有多少钱，生活很艰苦，有时吃冷馍，喝冷水，住最便宜的旅馆，还要保密，对外人均不能说去向。第一批到达徐州后，因战时铁路秩序混乱，火车无定时，为了赶时间，便乘了敞蓬货车，正逢隆冬，寒风刺骨，灰尘满身，吃尽了苦头。第二批遇上了日机轰炸，大家也无所畏惧。杜前同志在回忆这段往事感慨地说：不知当时的那股劲是哪里来的？
从陕西潼关乘船到达风陵渡。一入山西省就俨然两个天下。在山东省冷冷清清，进步活动受限制。到山西省后，到处歌声嘹亮，标语漫画满墙，八路军、民先等公开活动。到达风陵渡，民先办事处热情接待了我们，安排食宿及办理去临汾的火车手续。第二批北上临汾时正遇上上海第一移动剧团赴八路军总部进行慰问演出而同行，大家虽不相识，但目标志向一致，一见面就亲热交谈，同唱抗日歌曲，高呼口号，风陵渡小小的车站，一时欢腾起来，情景非常动人。
此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已数月，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深得人心，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晋北敌后作战。九月份，平型关大战，首战告捷，粉碎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威名天下扬。慕名参加八路军的人如潮水般涌来，一一五师于校（即八路军随营学校，一九三八年改为抗大分校）、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所办学兵队均已爆满，受人力、物力限制无法再继续招生，我们原来的受训计划难以实现，只好另寻出路。
阎锡山在临汾县城内开办了一所民族革命大学，其条件要比八路军好多了，还聘请抗日爱国七君子中的李公朴以及施存统、何思敬、陈唯实等前去任教，毕业后可授少中尉军衔，任军官职务，月薪廿元以上，即使如此，招生数月，报考者寥寥无几。阎锡山就请我军协助。我军从团结抗日大局出发，八路军办事处及“民先”办事处，均极力劝说欲参加八路军的去投考民大。
宋登华同志先后到“民先”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交涉，受到了民先负责人刘导生同志、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同志及秘书亲自接见，他们知识渊博、平易近人，态度和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只几个人，接待工农兵学商各界八方来客，其工作效率之高使人钦佩。～再耐心解释八路军实在无法再扩大招生名额，仍劝说到民大去学习。登华同志一再表示坚决参加八路军，当兵也干。七缠八缠，他们才介绍说，八路军总部直属炮兵团正在附近组建，如当兵可到那里去，但是要扛大炮、生活艰苦、紧张、受累，就怕你们学生吃不了那个苦。当登华同志表示同意后，便立即派人带领登华同志去炮兵团联系。团长武亭亲自接待。武亭是朝鲜人，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身材魁伟轩昂，说话直截了当，第一句就问：“你们来当兵，能吃得了苦吗？”登华同志答：“不能吃苦，我们就不从千里之外跑到这里来。”武团长接着说：“你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好比漂在海里的瓶子随风倒。”他看到登华同志态度坚决，便同意参军。．
登华同志回到住地一传达，杜前同志当即明确表态：我们从山东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到八路军当兵，扛大炮，再苦再累也愿干。但多数同学改变了主意，去了民大（后来有一部分也去了延安）。在登华同志带领下，杜前、雷鸣玉、窦金波、陈朝举（后改名陈琦）、李延久、陈树模、马万杰、马万祥（即马辛）、李明刚等共九人，于一九三八年元旦参加了炮兵团，分配到观测通信队当战士。报到时，团、队领导又一再说：这里是战斗部队，生活艰苦紧张，你们怕吃不消，既然来了，可以试几天，如不行，还可以走，来去自由。我们就这样参了军。仅十余日，就有百余大、中学生像我们一样参加了炮兵团当战士。
炮兵团刚组建，条件确实差，吃的是小米，菜金每日每人五分钱，生活费一个月仅发一元钱，服装杂乱不一（有国民政府发的、有阎锡山送的，还有自制的）。住的是民房，睡的是冷炕，每日操课日程排得满满的，还要站岗、助农、出差（如去山里用毛驴驮煤炭）。但在人民军队里，官兵平等，军民一致，与旧军队截然不同，大家生活得很愉快，住地到处是欢声笑语，歌声嘹亮。杜前同志非常活跃，满面笑容，处处带头，有苦活抢着干，因为表现好，入伍不久，就提升为副班长。
一九三八年一月廿八日，炮兵团在驻地卧口村开成立大会，杨尚昆同志代表八路军总部到会祝贺，阎锡山还派了他的炮兵总监周玳参加大会。上海移动剧团演剧助兴，会议开得隆重热烈。杨尚昆同志了解炮兵团有那么多大、中学生当战士，回总部后，就下令调这些人去随营学校学习，后改为抗大。炮兵团除留工作需要的少数人外，大多数，约百余人奉命调走，其中就包括宋登华、杜前等人。二月初，到达随营学校，不久开赴陕北洛川，杜前同志四月份入党，八月份毕业，在延安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重要讲话，以及刘少奇、张闻天、陈云、罗瑞卿、何思敬、李富春、艾思奇、徐懋庸等领导人及学者的报告，内容丰富，精辟、深邃，受益匪浅。接着分配回山东参加抗日斗争。从延安到山东堤岸，历时三个月，穿越五省，两渡黄河，行程三干余里，多为徒步行军，在途中杜前同志担负指挥部通讯员、宣传员，比别人更辛苦，他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到山东后被任命为山东分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军体部长，后兼组织部长。
杜前同志在党的培养下成为一名优秀干部，他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开创山东省的青年工作沥尽心血，建功立业，为筹建青年团向中央献计献策，是省青年团的奠基人之一；以后又为上海市的体育运动发挥了智能才华，立下功绩。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毕生精力贡献给革命事业，他的高尚品德，优良作风是我们的学习榜样，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93年10月
注：宋登华：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气象局政委。马万杰：原上海市教卫办公室副主任。马 辛：原航天部二院副院长。吴鲁会；原六机部第七院论证部党委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