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是在抗战开始当年的冬天在山西前线临汾与杜前同志在一起相结识。那时他的名字叫做杜怀圣，杜前是后来回到山东工作时改的名字。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奔向前线，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部队，投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炮兵团在观测队当炮兵。接着又一同调到太原附近洪洞赵城总部随营学校，在一个连队共同学习、一起行军、并肩战斗。这是在很不平凡的挽救民族危亡时期结下的很不平常的战斗友谊。那时我们都年少气盛，一身热血，满腔热情，忘我地学习、工作，参加沸腾的战斗生活。他来自鲁北平原，同来的战友称他小杜；我来自扬子江滨大别山麓，南方同来的战友算我最小，称为小叶。我们都是学生出身，经受着共同的战争洗礼。
不久，总部随营学校奉命向西转移，经过吉县过了黄河，由延长而到延安。我们第一次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聆听一个下午的教导。自此，随营学校与抗大合并，开赴洛川，一面驻防，一面继续完成训练计划。在战争时期，很不容易历经半年宝贵的时间，我们在原红军大学干部、教员的领导教育下，继前方受到的教育和锻炼之后，又经受过大约半年的正规军事、政治、部队管理、群众工作的训练，终于在1938年的“八一”节毕业。毕业典礼很特别，盛况空前，很值得纪念。
我们在随营学校学习正处在抗大总校第三期和四期之间，毕业则与总校四期在一起，是由洛川随营学校（相当一个大队）整队经过200多里行军，开赴延安集中，参加毕业典礼。当时抗大各大队四期毕业生有数干人，毕业前统一由总校组织指挥举行一次跋涉数百里，经历约半个月的大兵团行军作战和班排连营团军事大演习。最后由抗大教育长许光达在延安集中讲解，进行军事总结，并由副校长罗瑞卿讲解演习中的部队政治工作，并作演习总结讲话。接着由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林伯渠、滕代远、陈云、李富春、罗瑞卿以及从南方回来的周恩来、项英、潘汉年等在文庙或东城广场上大课或演讲，并有学者何思敬、徐懋庸等讲学。毛主席演讲之后，还留下为同学签名题词留念。当时真是人文荟萃，盛况空前，革命歌声不绝于耳，同学热情沸腾。这是在任何一个学校也难得遇到的特别的盛大的毕业活动，使我一生难忘。
就在这次毕业盛典之后，杜前被分配参加山东干部大队，由胡奇才等同志率领挺进敌后，经过山西，回到山东根据地，打回老家去。这样，我们暂时分别了。当时我留校继续在政治教员理论研究队深造，然后留校工作；但到1938年底，成立一、二分校时调到校政治部，也挺进敌后，先到晋东南太行山，1939年底也挺进到了山东根据地，继续在抗大工作近五年。
想不到我与杜前在战火纷飞、准备随时牺牲的日子，分别只有一年半，打听到他就在山东青年救国会工作，在一次聚会时我们两个年轻的战友竟然又不期而遇，倍觉亲切。不过那时处于战争流动分散条件下，见面机会极少，但觉得更加宝贵，更加难于忘怀。我于1942年春天从抗大又由山东分局调到了冀鲁边区，亦即属于后来的渤海区。我与杜前从鲁中分别，却到了他的故乡。先后在三个县当县委书记兼部队政委，坚持当地平原游击战争，一千就是七年。我正是在他家乡商河县迎来了日寇投降和抗日战争胜利，并通过一次大战役歼敌一万人，迎来商河城的解放，又迎来了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这些都是很有历史纪念意义的。
正在战争、土改紧张繁忙之际，我意外地接到杜前从鲁中来信，本来地区阻隔，他的信息却如此灵通，不知从哪里得知我在他家乡工作，竟戏称我这位青年时代的老战友为“父母官”。要为他作主解除旧时代的一项封建婚约。原来当地在旧社会有一种陋习，男女婚姻不但全由父母包办，而且早婚，女大男小，往往把两个不懂事的男孩女孩强拉在一起成婚。我在山西前线与杜前相识时，他只有十七岁，却是有了妻室的丈夫和孩子的父亲了。这种婚姻缺乏基础。我当然义不容辞，告诉了县长左栋固同志，通过政府民政部门办理了。
开国后我调到中央统战部，杜前在华东、上海团委，又想不到他在大区撤销后调到团中央任统战部长，常到中央统战部来开会，胜利后重逢，别有一番喜悦。数年以后我和杜前分别一段时期，到1964年因都在上海工作，所以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日子，经常过从交往。他从团委早就转行，长期从事体育事业，很有贡献。我是一个体育爱好者，尤其喜欢足球，也爱乒乓，所以在上海凡是有这两种著名的比赛，我常常得到他和分管体育的陈琳瑚同志的特别关怀，总是尽可能满足我一饱眼福。
但是好景不长，十年“文革”开始，我们同遭厄运。记得1967年一月反革命夺权风暴前夕，体委的造反派身强力壮，武斗暴行全市最为出名，杜前首当其冲。当年一月六日即上海造反派“联合司令部”夺权的头一天，“勒令”所有局以上干部在东湖招待所集中听候头头讲话，大家从下午兀坐等一通宵，不见头头来到。此时我正和冯文彬同志悄悄说话，表示对“文革”一套不理解。杜前同志于半夜后跟几个造反派也一齐来到。我很自然地凑近他想搭讪问这问那，杜前却沉默不语，状很尴尬、疲惫、苦恼，然后趁人不注意，悄悄向我说：有人监视，不自由。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早于我被监控起来了。到了第二天即一月七日一个风雪交加、寒气刺骨的的清晨，所有等候一通宵的局以上的干部都像集体的“罪犯”一样被驱赶到人民广场的台子上排队陪斗；造反派从另一处把陈丕显、曹荻秋二位押上台，身上挂着拖到地下的大字报，由王洪文、徐景贤等一伙赤膊上阵，用高音喇叭批斗。从此宣布原市委通通被打倒，“革委会”成立，“红色风暴造反胜利”，上海的造反派成了全国造反的急先锋，成了不可一世的英雄。并通过全国报刊“祝贺”，把上海作为样板，推向全国。一场闹剧，也是一场悲剧，一次长达十年的灾难，就这样从上海发端，降临到全国人民的头上。我和杜前又一次同命运，但想不到这不是并肩战斗，而是都像“罪人”一样，经受长期的劫难。我们都万万想不到，在我们正当有用的盛年，竟是这场历史大悲剧的当事者和见证人之一。年华就这样白白地浪费掉了，历史便这样给人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宝贵的时机就这样白白地被延误掉了。
乌云扫尽之后，终于迎来了光明的春天。杜前同志和我先后恢复了工作，我们在后半生又得以同在上海并肩在一线工作岗位奋斗，就像年青时期并肩战斗一样，恢复了青春。我像过去一样兴趣多样，同样喜爱看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晚年还拣起中学和抗大时期的爱好，在杜前同志支持下有几年每个星期天上午都泡在网球场上。杜前的网球打得比我好，我则不如他熟练，力量也不足，不过是藉此放松玩玩，锻炼身体而已，手术以后便力不从心，放弃不打了。我们又一同参加上海市气功科学研究会活动，我一直坚持气功、太极操，身体颇得其益，还能坚持许多社会活动和出差开会，以及书法、写作、出书。不料我过去认为杜前同志比我运动耐力要强，却于前年心脏病加重，久住病院，终于1993年3月19日竞遽尔长逝，五十六年前的老友从此永别，不禁怆然涕下。无法排解哀思，撰有挽联一幅，献于灵前，聊表悼念缅怀之情于万一。
并肩汾水洛川，挽民族危亡，意气风发。
一朝解放，天地翻覆迎新纪。
聚首京门沪渎，看中华崛起，笑容绽开。
半夜讣闻，幽明阻隔哭良俦。
1994年3月
注：叶尚志：原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