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老师好战友(文/谭西三)

商河杜家 发表于2019-11-04 17:25:48

1993年3月19日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下午5点多,杜前同志离开我们匆匆而去。从那时起,我的悲痛失落感骤然畸重。怀旧念远,思绪万千。有时梦中相见,依然如故。思念,往事;往事,怀念,翻腾不止。何以如此?只因我在他直接领导下,时聚时散共处过54年多。他是我的好老师好战友。

    我和杜前同志认识,始于1939年春在夏蔚(鲁中沂水县夏蔚村)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后改为山东分局)青年部,当时他任青年部的组织部长兼军事体育部长。1938年底,我从泰西地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二团二营七连(任指导员)奉调到省委党校(亦驻夏蔚与青年部为邻)学习。学习结业后,他到党校要我到青年部工作,分配我在青年部之组织部作干事,他对我说青年工作非常重要“要好好地干,对青年工作作贡献……”,我说“我根本就不会作,能贡献什么?”他说“我刚从抗大回来时,也不会作,但是党分配我到这里,就应尽最大的努力把工作作好,慢慢熟悉了,愈干愈带劲;不会不要紧,重要的是学习。在工作中学习,边作边学,不管什么人不都是从不会到会的吗?”一席话讲得我心里热乎乎的增强了我的信心和责任感。然后,他就向我介绍了负责同志和干事同志们的姓名和工作。初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那对同志诚恳热情平易近人的作风,使同志们包括我自己都乐于接近他。刚到这里,是一个新的陌生环境,但这里的气氛又使我感觉不到陌生。我亲眼看到同志之间上下之间那种和谐相处团结互助的作风十分感人。从部长杨涤生同志开始到刘导生、杜前、陈放、林江、杨士敬、张彦等一些领导同志都没有一点“上级”的架子,和同志们打成一片,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在业余时间,有的在畅谈,交流学习心得,有的在歌唱,有的在模仿“放下你的鞭子”街头剧中的剧中人,好不热闹,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我十分开心。每天早上漱洗完毕就三三两两,一小群,一大群,不约而同地到野外去散步。杨涤生来了,杜前来了,刘导生来了……;杨士敬、于冠西、刁夫翠、李成、张兆美、李士运和我都来了。在夏蔚公路以南的山岭下,有的放歌,有的合唱,有的在作深呼吸,有的进行体育活动等等。然后“回营”吃早饭,早饭后稍事休息就投入了各自紧张的工作。业余时间是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但~工作起来却非常严肃认真,部长们包括杜前同志工作中十分注意发扬民主倾听干事们的意见,我们干事们也是十分注意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的观点树立得很牢,遵守纪律的观念很强。接受任务没有讨价还价的。当时的青年部就是这样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一个战斗集体。这种作风一直在山东各级青年干部中流传,已经成了青运战线上的好传统。可以说这是杨涤生、陈放、杜前、刘导生……等负责同志们以及各届青运负责同志们正确领导的结果,正是通过他们深刻地体现了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

    到青年部不久,部领导就动员全体同志集中力量为召开苏鲁战区青年团体临时代表大会而积极作好筹备工作。1939年4月25日苏鲁战区青年代表大会在夏蔚开幕,5月10日闭幕。到会代表有150余人,除了山东各战略区的青年代表和八路军的青年代表外,还有苏鲁豫边区的青年代表,还有国民党潢川青年学生军团、第五战区职工抗日联合总会青工部和前哨妇女社的青年代表,李诚、于冠西和我也参加了大会。会议期间,国民党苏鲁战区领导机关也派冷通先生和其他代表出席会议。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政委分别到会讲话,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各项政策,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拥护。大会决定:正式成立了苏鲁战区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选举杨涤生为主任,陈放为副主任兼组织部长,刘导生为宣传部长,杜前为军事体育部长,宋诚德为少年儿童部长,蓝名述为秘书长;林江、张彦、张迅如、王照华、夏戎、李毅、李纪德(李清河)、李成等为执委。大会闭幕不久,派我到中共鲁东南特委青年部跟李纪德同志一起工作去了。

    1942年9月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山东分校第一期结业。分局青委留下50名学员组成工作团,第一分团由苏展同志带领到胶东、渤海去,鲁钊同志也去了;第二分团由宋诚德同志带领到鲁中去。11月12日分局青委书记、省青联主任钟效培同志,在视察工作途中于莱芜县榆林前村被日寇包围,负伤牺牲。1943年夏,苏展同志回到分局机关主持青委工作。8月苏展同志到省工商局任监委,杜前同志还是省的参议员,他参加了省此时召开的第二次议员大会。杜前同志由鲁中来接替苏展同志主持分局青委工作。此时,我也从大众日报社编《山东青年》副刊(《中国青年》山东版改单行本改版)回到青委,鲁钊同志也回来了。从此我又在杜前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不久,分局决定成立群众工作委员会,由省工会负责人田力夫、省青联杜前、省妇联负责人刘锦如、祁青若和山东军区武装部长、省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朱则民组成分局群委会,分局副书记黎玉亲自兼任群委书记。黎玉同志委托朱则民同志主持群委会日常工作。群委会干事有原青委的鲁钊和我,原省妇委的张侠、原省工会的老唐(名字一时想不起了)省农救会王希坚等五人。

    群委会成立后,群委们都在考虑:我们如何才能真正成为分局领导全省群众工作的得力助手?一致认为唯一的好办法就是深入下层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有份量的意见来。并议定调查研究的主题是:如何通过减租减息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树立起以护贫为核心的群众优势;如何掌握好双减斗争的斗争策略,既要放手发动群众又要不太过份、不偏离党的政策;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如何搞好工农青妇各群众组织和民兵的组织建设。群委同志除朱则民留机关主持群委会日常工作外,其他群委均带领干事到莒南县进行这一工作。杜前同志也带领工作组包括鲁钊和我去干这个事。到了莒南县委说明来意,听取县委汇报后,确定深入筵边区进行调查。到区委(当时县以上区委称分区委)说明来意后听取区委介绍情况并共议部署了工作,确定杜前同志到小山前村去蹲点,我到大山前村蹲点(其他同志的分工略),以探索试点发动群众的经验获取第一手材料,每个星期都要集中到区委汇报检查工作。区委书记雷鸣玉是杜前的老同学,交换意见研究工作都是口快心直直来直去,我们和区委的关系非常融洽。就这样我们在这里搞了一个多月,然后都带了一大把原始材料回机关。各群委、干事们回到机关稍事休息后就整理材料,材料交群委会讨论,最后向分局写出书面报告,分局领导看了报告很高兴,对群委会的调查研究工作很满意。此时分局决定出版党内刊物《山东群众》指导群众工作。要我任编辑,由朱则民审查重要稿件。此后,山东军区和分局领导机关转移到莒南重镇大店,在这里召开了全省的群众工作会议。1945年8月,山东群众工作会议还没开完,日寇就投降了。此时我军也收复了临沂城,于是山东军区、分局领导机关率领特务团向临沂城进军。进驻临沂城后,军区和分局机关住在西门外一个大庙附近。群众工作会议又在这个大庙里举行,黎玉同志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后群众工作会议就结束了。接着各群众团体又分别举行代表大会。9月30日至10月11日山东省第三次青年代表大会在大庙里举行。大会通过了山东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章程》、《行动纲领》;大会选举了第三届省青联执委会,执委会选出常委5人,主任杨涤生,副主任杜前,组织部长鲁钊、宣传部长王照华、社会服务部长刘曾浩、少年儿童部长宋诚德。我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参加了全体代表的合影。找到年久发黄的合影一看,代表们全是些光光头(那时没有留发的)。1946年3月省青联三届二次常委会决议,将原“山东省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名称改为:山东省青年民主联合会。

    省三次青代大会结束不久,山东分局即调动了大批干部分赴各个新解放区去帮助当地干部发动群众开展反奸诉苦运动。我随干部队伍去鲁南,以后被鲁南区党委留下,在鲁南青联任副主任,协助主任刘昆同志工作。

    1949年9月,我奉调离开新海连特委青委到团省工委报到,分配我主编团刊《山东青年》。这时杜前同志任济南团市委书记,兼山东团(工)委副书记,我们常常找空隙谈心。初见面时有许多话要说但又说不出来,仅是紧紧地握着手。还是他先开了口,“你调来编报我知道,这是你的老生意,你就好好地搞吧,有困难可向领导上反映,我也可以帮你说话……”。10月5日团省工委作出了《山东青年》杂志改为《山东青年报》的决定。50年1月29日团省工委又作出了关于《青年文化》(济南团市委所办)与《山东青年报》合并,出版五日刊《山东青年报》的决定。为此我专门去找杜前同志,请他帮帮忙使两家能顺利地合并好。他说“两家合起来好,集中力量办报能提高质量,肯定能办得好。(青年文化》的干部,团市委一个也不留,由江晓天同志把原来的班子全部带去。团省工委的决定也说,它既是团省工委的机关刊物,也是济南团市委的刊物。为此还专门由导生同志挂帅,组成由刘导生、李向群、张黎群、你和江晓天五入团刊委员会。由你和江晓天任正副总编。这不就体现了特别重视和加强领导了嘛,还愁办不好吗?”他的一席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使我鼓足干劲,开动脑筋办团报。此后他就离开团市委专任团省工委副书记到团省工委办公了。

    1956年底我从中央国家机关团委调到上海团市委任副书记。不久,杜前同志也从团中央统战部(部长)调到上海任市体委副主任、主任、市教卫办副主任、市体委顾问。两个人又常见面了。但是,1958-59年,我在整风补课时被戴上帽子,从此我再也不见杜前同志以及一些老领导和老同志们了。一则觉得没脸见人,在马路上碰到熟人也要低头回避;二则自己成了“敌我矛盾”,不要牵连别人。在11届三中全会前夕,杜前同志听说已对我的问题进行复查时,他和康素雯同志(他爱人)主动找上门来看我,这是我想不到的。一进门他先向我父亲问候,他操着一口山东土话对我父亲说“老大爷:您可好!身子可壮实?上了年纪要多保重!我和老谭是老战友,我来看看他”。他这种敬老态度使我十分感动。我父亲认为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十分热情的人,他那里知道他还是个党的高级干部呢。他走到我住的一个单间里,握着我的双手对我说:“要相信党会落实政策的,虽然受了委曲但相信党是不能动摇的……”,他使我增强了相信党会解决自己问题的信心。待市委批转下解决我问题的正式文件和安排我到普陀区委任副书记时,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他高兴得很。从此我又恢复了和杜前同志的亲密来往。

    杜前同志对同志十分关怀的岂只我一个人呢,他对所有熟悉的同志都是十分关心的。例如,他对老同志陈琳湖(陈放)的遗孀边清同志,对鲁纪华同志的遗孀鲁铭同志特别关心,时常去探望她们,特别是每逢春节中秋节这些思亲的节日他和康素雯同志一起去看望她们,使她们得到同志送来的温暖和安慰。节日里除了招待众多的来客外,他总是放弃休息去看望很多的同志和朋友,每逢春节、中秋他总要到我这里来。他是很好客的,前几年有两次全国钓鱼比赛都在上海举行,山东来的代表是过去他领导下的老同志,他不让他去住宾馆,要他住在他家里,以便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亲热个够。

    在杜前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同志都很愿意接近他,觉得他待人很诚恳,坦率,热情,厚道,是可敬可爱的人。我每逢到他那里去的时候,总是碰到一些老朋友,或是运动员或是市体委的同志,在那里谈心、说说笑笑或玩耍,来得早的回去了,来得晚的又到了,来往的同志总是络绎不绝。使他工作一天来的疲劳身体得不到休息,他说忙着待客也是最好的休息。这不仅密切了上下级关系,加深了同志间的感情和友谊,而且使他了解到一些在会议桌上或在听汇报中了解不到的一些重要真实情况,从而充实丰富提高了他的领导工作,使他成为为群众爱戴的领导人,成为党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的模范人物,表现了一个优秀党员优秀领导干部的特色。杜前同志长期以来是带病工作的。他患有较重的糖尿病和心脏病,他每天都要注射胰岛素,年年月月日日如此。这两种病害得他很厉害,常常被门诊医生留下来住院。他是华东医院内科病房有名的老病号,医生、护士们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他人在住院,但他的心却在市体委,念念不忘一些需要解决的工作问题。特别是在文革后的一个时期,我每次到医院看他都看到秘书同志把一包文件、工作报告、信件等送到他的病房来,病房成了他的特殊办公室。医生来查病房他就把文件、报告等收藏起来,医生走了他又干起来。阅批文件和写出工作意见后,第二天再请秘书带回去。有什么重要性会议和活动,他都要亲自去参加,把衣服一换,向医生打个招呼(请假),就钻到小汽车里走了。回来换上病人服又成病号了。医生知道他经常如此,就向他提出劝告,劝告无效就加重份量提出警告,他明知自己不对,但他还是背着医生、护士偷偷的干。他就是以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来艰苦奋斗的。

    杜前同志是山东青年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对几个不同时代的山东青年运动和上海的体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杜前同志是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杜前同志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和为党为民作出无私奉献的一生。杜前同志,我永远忘不了你,永远向你学习,学习你那崇高的优良品质和共产主义精神。我要踏着你的足迹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旗下继续前进。

    杜前同志永垂不朽!

1993年5月28日于上海


注:谭西三曾任中共上海市普陀区委副书记、区政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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