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杜前同志初次相识是1941年2月，在山东鲁南边区县西涧村召开的鲁南青代会上。当时杜前同志为鲁南区党委青委副书记，鲁南区青联主任。在青联工作的还有宋诚德、李成、王树森，他们都是部长。青代会后，我留青联工作，任秘书长。那时我们都是廿来岁的小伙子，我记得当时杜前和李成同志廿岁，其余的人十七、八岁。
1941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军慑于山东抗日力量的发展，对各抗日根据地多次进行“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的分割、封锁和破坏；山东反共的国民党军队也不断地向我根据地挑起磨擦和进攻，再加上春荒和旱灾，军需民食都非常匮乏，形势十分艰苦。三、四月之交，根据鲁南区党委统一部署，青联干部一分三：宋诚德、李士运随区党委的魏思文去曲阜一带一地委；李成、王树森随区党委机关去三地委；我随杜前同志留边联县委帮助工作。在此，我们经历了这个鲁南中心县抗日根据地有名的“四•二五”事变全过程：从事变前的紧急动员、应变，到事变中连续三次突围；又随我军收复失地恢复工作；再随我军收复天宝山区，参加鲁南县的恢复工作。一直到秋后杜前同志奉命率领鲁南区各部门留鲁南工作的干部绕道沂蒙莒县进入临沭地区休整。之后杜前同志调山东分局青委工作，我们才分手，历时半年，这半年我和杜前同志朝夕相处，是同生共死的半年，是向杜前同志学习的半年，我们结下了患难之交，这段历史和友情，在我记忆中将永不磨灭。
根据鲁南区党委指示，我们到达边区县委，任务是：帮助县委坚持斗争，保护群众，减少损失，保存实力。这个县是鲁南的中心抗日根据地，也是国民党反共军队51军和57军集结的地方，他们准备向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真有“山雨欲来”之势。鲁南区党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一结束，党、政、军领导机关即先期转移，只留下熟悉情况的少数精干干部由杜前同志率领进县委帮助工作。此时已是“黑云压城”，敌人突然袭击随时可能发生。为保存实力，我们做好充分准备，敌人进攻时即可突围。果然不出所料，四月廿五日凌晨，我们县、区、乡三级领导机关驻地同时遭到敌人的包围。这时的根据地已大为缩小，老百姓这样描述：“东白山，西白山，银厂、漫子、宝山前，南征北战十五里，东西步阳一线牵，一枪打透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敌顽”。三级机关象一条线似的连着，形势严峻，环境艰苦，但由于我们做了充分准备，因此除个别单位有伤亡外，全都突围成功。突围人员经半天多时间即集合在青山套一隅，并迅速派人潜回探视敌人行动。由于侦察和判断准确，我们赶在敌人第二次包围前几小时便安全转移到临郯根据地边缘。满以为突围结束，未料日寇又乘我两天两夜突围和行军的疲惫以及未能饱餐之际，来了个长途袭击包围了我们的宿营地，这次是在白天日寇的枪炮下突围，战斗比较激烈，我方有少数伤亡，县委宣传部马驰部长不幸牺牲。在20天内，我们胜利地完成了三次突围，粉碎了敌人妄图一举消灭抗日根据地的预谋，基本上保存了我方的实力。我们主力部队收复失地之后，边区县的干部就即刻各就各位恢复正常工作。
这二十个昼夜是极不平凡的二十昼夜，是穿枪林沐弹雨的二十昼夜，是出生入死的二十昼夜，我们这些青年人，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杜前同志所领导的干部队伍，只有30人左右，没有一个战斗武装护送，没有一个后勤供给人员，参谋、炊事、警卫侦察都由这些干部分担，在绕道南沂蒙，经莒县进入临沭这段时，须穿过大片敌占区，越过两道封锁线，涉过几条大河，翻过多重大山，通过鲁南、鲁中、滨海三个抗日根据地，行军十多个昼夜，行程数百里，真可谓一次“小长征”。有时烈日当空，有时大雨淋漓，但无一人掉队，无一人叫苦。夜间通过敌占区时衔枚急走，入根据地时载歌载舞这和杜前身先士卒的影响分不开。他沉着冷静临危不惧，勇敢果断，关心爱护同志，尤其是他那乐观的情绪，使大家无不受到鼓舞，当他见大家心情沉重时，他说一些幽默风趣的笑话，比如第三次白日突围后，大家心情比较沉重，他在讲话时幽默地说：“和敌人斗争好象打球，上半场，敌人要消灭我们的目的没达到，我们胜利了，下半场该我们了，休息几天，打回去收麦子。”说得大家笑起来，精神也振作了。我们这“小长征队”，在杜前同志的率领下，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在艰苦的岁月，艰难的环境，艰险的斗争中，享尽了完成任务后胜利的快乐，领略了战友之间同患难、共甘甜的情谊。这一段生活是我一生难遇的，也是我一生难忘的。
胜利完成了党委交给的任务。他还有一项任务，就是在完成党委统一部署的中心工作同时，要贯彻刚结束的青代会决议。因杜前同志身负前述重任，这项工作主要应有我去完成，但我第一次来边区，人地两疏，又未经过锻炼，我有为难情绪，杜前同志见状，就让两位“老边区”李子敬和王恭三带我走村串乡，但他们各有任务，帮不了我的忙，我急中生智，便去找邢广信——他是参加青代会中我认识的唯一青年干部，我对他说：“我是跟杜主任留下坚持斗争的，他忙不过来，让我结合中心工作贯彻青代会精神。”小邢一听就马上说“这事咱们来干！”他带我找了曹宪明、杜友玲、王景礼、宋钊奇等一伙人他们都是十几岁的青年积极分子，热情高，勇气足，干劲大，情况熟，我们很快就把工作开展起来了。之后，我带着小邢、小曹、小杜去见杜前同志。他听完我们报告后，高兴地笑起来连连说：“干得好，干得好，就这么干！”他又谈形势，又鼓励，我们的干劲更足了，勇气更大了。之后，我被正式任命“边区县青救会”会长时，已是“老边联”了。
我在最艰难的环境中，跟杜前同志工作了半年，我观察他不仅受我们青年人的欢迎和喜爱，和我们青年人亲近，他和当地的一些年龄较长的干部和领导也很亲近，很受他们欢迎，和边区、费南两县的干部相处得十分融洽。对比他年龄大的如邸历、张林夫、耿益都等县领导同志象对老大哥一样，对年纪最长的韩文一，马健等像长辈，他们乐意接受杜前的建议。在形势那样险峻，战斗那样紧张，生活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如果没有一定的政治思想水平，没有相当的道德修养，是难以做到的。这一点，使我敬佩！
杜前同志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和青年人打成一片，所以深受我们这批青年干部的欢迎和喜爱。如我、费县的邢广信、黄士印等人都喜欢和他接近。杜前同志当年仅廿岁，但在我们心目中他比我们似乎要大得多，高得多。他有足以让我们羡慕的经历：他去过延安，聆听过毛泽东主席的教诲和其他中央大首长的报告，做过苏鲁战区青联和区党委青委的领导工作，当过山东省青联军体部长，到许多县巡视过工作，是我们的领导，高我们两、三层……足可以“骄傲”一番了。但实际工作中的杜前同志没有一点架子，平易近人，特别和我们青年一见如故，立刻打成一片，还时常为青年人讲些故事、道理和新鲜事。他语言幽默，作风随和，特别受青年人欢迎。他有一种魅力吸引着我们，我们都想学他模仿他。我们这种感受，像春风送粉一般传给了其他青年。所以当听到要传达青代会精神时，大家都积极响应主动而自觉地完成任务。杜前同志长期做青年工作，生活在青年中间，他享受到被青年人欢迎和爱戴的乐趣，他是幸福的！
杜前同志是和我共过生死的战友，是我一生中的一位好兄长，他留给我的记忆都是美好的！
杜前同志去了，过早地去了，这是不能弥补的遗憾1
1993年8月31日于上海
注：胡友庭：原任中共上海水产大学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