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杜前同志，是在1941年初冬，日寇集中五万人兵力，对沂蒙山区进行残酷大扫荡的日子里。我当时在省青联所属的联合剧团工作。不论平时或战时，都与中共山东分局在一起，称为直属机关。它是山东党、政最高领导机关。因此，敌人尾追不放，企图打掉它。记得反扫荡一开始就与敌人周旋，急行军、突围、跳合击圈，日夜兼行，宿风露雨，身体极度疲惫。一天深夜部队宿营在一个山村，睡梦中听见急促的脚步声，说是敌人已进入村西头，命令所有机关工作人员，迅速向东南方向的大山转移。山高路狭，乱石野草，凌晨的冰霜，脚下溜滑，稍不当心，就有跌进山沟的危险。有人高声指挥，赶快翻过山头隐蔽起来。我们拼全力以最快速度向山顶攀登。心跳气短，我的鼻子流出鲜血。咬紧牙关终于翻过山顶。天已拂晓、东方鱼肚白，队伍在山顶下休息。约摸上午10时左右，省各救会负责人陈放同志（陈琳瑚），召集我们一部份人开小会，说是敌情紧张，分局直属机关队伍庞大，行动迟缓，不利于战斗。组织临时决定你们离开队伍，分散打游击坚持反扫荡。留下来的同志由杜前负责。我第一次听到杜前这个陌生的名字。他矮矮的个子，身着黑色便服，稚嫩的脸上，带有几分干练、老成。据介绍杜前同志刚从外区调山东分局搞青年工作，是位很有经验的青年干部。杜前刚来乍到，人地生疏，又遇敌人扫荡，要他带领一批离队干部，坚持战斗，担子不轻，他年轻才20岁！但杜前却十分沉着、老练地把离队同志招呼在一起，目送着机关大部队翻过山坡，远远离去。服从命令听指挥是每个革命军人的天职。在杜前的带领下，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顺山而下，山谷最底层是被山洪冲荡的河床，河水已干，剩下圆溜溜的石头。就在河床边的一棵大树下，杜前宣布就地开会。他果断、沉着的神态，似久经战场的指挥员。大家席地而坐，杜前说：“我刚到分局机关，互不认识，互不了解，组织上要求我们离队坚持反扫荡，为了整体利益，我们应当服从，应当充满胜利信心。现在敌情不明，不允许在此久待，大家作自我介绍，自报家门，是否党员”。杜前首先带头报了姓名、年龄、身份。然后依次自报：刘昆、陈先、白枫、黎明、张伟强、张令仪、路茜（牟锋）……等十来个人，绝大多数是党员。杜前又说“为便于应付敌情，我们再分成小小战斗组，每组三人，两男一女，自愿结合”。小组很快编好，我与杜前、白枫编在一个小组。杜前手指前方说：“一组向西南、二组向正西、三组向西北……分头去活动，首先找到老百姓，了解敌情和群众在一起反扫荡。”他顺手拿起一块大石头，放在大树的枝权中间说：“明天太阳在这里的时候（大约11时左右）都到这里集中，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杜前用手拍着树杈上的那块大石头说：“这是记号，大家都记住。”于是各小小组按照杜前指定的方向，各奔前程。杜前带着我和白枫向西南方向走去。翻过一座小山，见山半坡长满了浓密的小松树，杜前说：“我们先到松林中隐蔽起来，待天黑后再行动”。三人钻进松林，躺在地上就睡死过去了。待醒来，太阳即将下山。这时饥肠辘辘，口渴嘴干，一天未吃东西了。白枫自告奋勇下山去找吃的，杜前和我伏在松林中静等。过了许久，见两个人影在夜色苍茫中向松林走来，啊！是白枫和一位老乡，送来清水煮地瓜，热气腾腾，我们狼吞虎咽，美滋滋的吃饱肚子，付了粮票，辞别老乡，三人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山间突然闪出灯光，杜前说：“朝灯光方向走，那里准有老百姓。”果然在一个山坳里有间草房，杜前去敲门，灯忽闪熄灭了。杜前轻声地说：“老乡，我们是八路军，请开开门”。没有回音。杜前又说：我们有个女同志，她年纪小走不动了，想在你家借过宿。请开开门。”房门吱呀一声，走出一位老大娘。我们走进房里暖烘烘的，杜前向房东宣传八路军打鬼子，保护老百姓的道理。大娘点头称是。她忙着抱干草铺地，为我们准备睡觉的地方。杜前用商议的口吻说：“老人家这位女同志留在你家，做你的干女儿行吗？”老大娘摇摇头说：“鬼子、汉奸天天叫唤，谁家收留八路军，全家斩尽，我担待不起！”杜前说：“在困难的时候，你们帮助我们，永世不忘老人家的恩情，女同志当你的女儿，白天帮你干活，鬼子来了一起上山，不会拖累你。”大娘还是摇头不予同意。杜前不厌其烦地耐心地做工作，直到老人不再作声。第二天拂晓，为预防敌人的突然袭击，大家都起身做战备工作。大娘把一天吃的东西装进竹篮里，还为杜前、白枫装满了两条米袋的熟地瓜，让他们上山打游击时吃用。大娘找出一件旧棉袄给我换上，又拿出他儿子的一双破鞋子，用斧头把鞋头砍去一半，再用针线缝合起来，就变为带尖尖的小脚鞋，硬套进我的脚上，实在委曲我的两只大脚丫。大娘又在墙洞里挖出一些乱发，这是她平日梳头时脱落的头发。她把乱发理好，一束束扎好，似演戏化装用的假发。大娘耐心地将假发接扎在我的短发上，梳了个沂蒙山区劳动妇女的小髻髻。经大娘一番苦心打扮，我从一个文工团员，瞬间变成当地农村妇女，大娘还用锅底黑灰，抹在我的脸上，大概只有眼珠和牙齿尚见白色。杜前和白枫看到我那付怪模样，都忍不住笑了。假若有一面镜子，我自己也可以欣赏一番。杜前说：“很好，为了反扫荡和群众打成一片，要感谢老大娘的费心”。又对我说：“你坚持在这里做好房东的工作，与他们一同反扫荡，我和白枫白天上山打游击，晚上回来与你联系，你负责供应我们的口粮”。说完，他俩挥手告别房东，消失在重山峻岭中。
离开了部队，又离开了战友，我独自一人留在深山密林的农户．家，他们成为我唯一依靠的亲人了。经过了解，房东姓张，有两个儿子，两个媳妇，一个女儿和一个两岁的小孙子。全家都居住在山里，一是为了反扫荡躲避日本鬼的杀戮；二是看守自己的一片山村免遭火灾。我虽然化了装，但毕竟与土生土长的当地妇女还有不少差异。为了安全，大娘为我编了一套口供，关照说：“见了陌生人，不要多讲话，若有人问，就说是我的外甥女，闯关东刚回来（山东有不少人到东北几省去混穷，称之为闯关东）。”
太阳移到中午，大哥从山上奔回来报信，说是鬼子在山顶上插了白旗，要我们赶快转移。大娘带着我和她的女儿、媳妇，顺着山沟走去，只见四面山顶都插着太阳旗。鬼子站在山顶上乱吼、乱叫、乱放枪，狼狗狂吠，山谷响着巨大的回音，制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紧张气氛……。
晚上，大娘带着我们摸回家，杜前、白枫也赶回来了，介绍外面一些情况，嘱咐我们处处当心。又装满干粮，天拂晓他们又走了。开始几天，他们早出晚归，对他俩的归来，给全家增加了精神支柱，增强了反扫荡的信心。但在敌人清剿最频繁、最危急的一段日子里，却不见他俩的影子。房东全家焦急，担心出意外。每天清早大爷总是背上粪篓子，默不作声，满山遍野去寻找。特别是听到有人牺牲的消息，大爷悄悄去打听，回来摇头叹息，闷闷地吸烟。素不相识的一户农民，在残酷的战争中，像亲人般关心着我们，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感！
大约过了二十天光景，一个深夜，杜前、白枫突然回来了。全家高兴，大娘、大爷忙活着烧饭，大哥、大嫂问寒问暖。饭后，杜前、白枫向全家讲述他们的战斗经历。讲到紧张的时候，大娘倒抽冷气，嘴里不断地说着：“阿弥陀佛！神灵保佑好人，八路军都是好人”。我们三人的命运和这家农民紧紧联结在一起。他们尽全力供应我们吃、住，保护我们的安全。每当敌人来清剿，房东把我转移到最安全的地方，有时大哥带我上山打游击。杜前、白枫把这里作为“根据地”，直到反扫荡胜利。
杜前同志有着很强的群众观点，处处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生动形象地做群众宣传工作，这户山坳里的农民，在杜前同志身体力行和耐心细致的工作下，冒着被敌人杀头的危险，掩护八路军，无偿地供应我们吃、住、用。他们坚信共产党、八路军和庄稼人一条心，一定能把鬼子赶走。
杜前同志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在敌情不明，人地两生的情况下，毅然接受组织的安排并全力去完成。在敌人扫荡、清剿的险恶环境里，他两次召开党小组会，三个党员按规定过组织生活，在会上杜前作充满胜利信心的发言，并勇于作自我批评。我年龄小，入党刚一年多，第一次遇上敌人大扫荡，又是离开部队单独行动，心中不免有些紧张。杜前不断鼓励我：依靠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坚持反扫荡，胜利属于正义的反侵略战争的人民。他像一位久经锻炼的、胸有成竹的兄长，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很是踏实。
在文化大革命阴暗的日子里，那些张牙舞爪的人，妄图改变这段历史，诬陷我们擅自离队，诬陷我被敌人逮捕，没完没了进行审查。杜前同志虽身处逆境，他毫不含糊地作了有力的证明，堵住了那些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唯恐天下不乱的坏家伙的嘴巴。真理是不能扭曲的。我敬佩杜前同志的正直、坦荡、对同志的负责、爱护。我永远怀念在战斗中结下的友情。
1993年12月15日
注：张伟强：原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