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识杜前同志是在1944年秋天。那时他受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派遣，率40余人的工作组，到我的家乡——山东滨海地区莒南县金沟官庄，检查减租减息和开展大生产运动，并通过发动组织青年参加中心工作，总结青年工作经验。金沟官庄，属沟头区，是在1942年被八路军收复的抗日老根据地。当时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日军仍在作垂死挣扎。这年8月，他们集结1万余人，由第五十九师团长细川中康指挥，对滨海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在我们莒南县大山一带，疯狂地烧杀劫掠。金沟官庄所在的抗日根据地，周围都是敌人据点，是出了名的“一枪打透的根据地”。日伪军不时地出动骚扰抢粮，对抗日根据地严密封锁，群众生活极端困苦，吃的是“早上菜，中午糠，晚上稀饭照月亮”。村干部感到杜前同志是省里下来的，不能“慢待”，便筹划给工作组立灶，单独吃饭。当时我担任村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亲眼看到杜前同志对此进行委婉的劝阻。他说：“大家的好意，我们理解。不过我们革命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吃好饭的，大家吃什么，我们跟着吃什么。”在场的人很受教育，便遵从他的意见，把工作组成员分到各户。杜前同志被派在纪广超家吃饭，他和全家人一样，天天吃糁子掺糠的煎饼、地瓜秧渣豆腐。有一次纪广超的母亲过意不去，给他炒了两个鸡蛋“改善生活”，杜前同志却把它端给了纪广超的奶奶：纪广超的母亲感动得眼泪都流下了。杜前同志和纪广超家处得非常融洽，‘就像一家人。在他的教育下，全家七口人都参加了文化学习，成为村里全家学习的尖子，并且被评为模范军属。
杜前同志工作深入扎实。他和工作组一起，访贫问苦，摸清了村里的阶级情况，租佃关系，以及前段减租减息存在的问题，接着广泛地进行思想发动。他通过各种会议，讲形势和党对“查减”的政策，阐释“谁养活谁”的道理；深入各户和群众谈心，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动员他们积极参加“查减”。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吃饭，他推门进来，打过招呼后，我们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你家比较贫穷，是吗？”“世世代代给地主扛活、要饭。”“全村要饭的有多少？”“120条要饭棍。”“村里识字的多不多？”“村里大多数是穷人，没钱上学，只有两三个人能写个对联、契约什么的。”
“社会财富都是工人、农民创造的，他们却常年不得温饱。少数地主不劳动，靠地租和高利贷来剥削贫雇农；这种旧制度很不合理。我们的任务就是打倒日本鬼子，砸烂旧制度，建设新社会，由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当前实行的减租减息，就是要削减地主对穷人的剥削，树立穷人在政治上的优势。”接着他向我描述了共产主义远景，使我很受鼓舞。为了启发村里受苦最深的王宗兰提高觉悟，杜前同志先后跟他进行过13次谈话。后来在全村诉苦大会上，王宗兰哭诉了她遭受财主摧残的经过，群众受到强烈感染，诉苦活动很快开展起来，基本群众的政治优势树立起来了，有近一百户按照政策规定得到退回来的租息。在此基础上，迅速掀起了生产高潮和文化学习高潮。杜前同志了解青年，爱护青年，十分关心他们的成长。在金沟官庄，他广泛地和各阶层青年接触，了解他们的思想和要求，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有一次他对我说：“过去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捞不着学文化。现在条件好了，你可组织青年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和本领。他要我先把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通过他们去团结其他青年。后进青年只要有微小的进步，杜前同志便加以鼓励，全村很快形成了以青年为主的文化学习高潮。740口人中，500人参加了学习。设有黑板报几十块，问答栏十几处，家家都有认字牌。青年人在“查减”、生产、武装斗争、学习等各项工作中，成为一支生气勃勃的力量。杜前同志高兴地说：“金沟官庄有希望，沟头区有希望，莒南县有希望。”
为了贯彻滨海军区关于《广泛开展爆炸运动》的指示，杜前同志常和青年们一起研究地雷战。有一次深夜时分，他只身来到青年抗日先锋队第四班，对队员们说：“地雷，花钱少，杀伤力大；要叫敌人寸步难行，非此不可。”他向队员提出三个要点：①改进提高地雷性能；②巧妙选择设雷地点；⑧搞好埋雷后的伪装。在他的指导下，金沟官庄的男女青年，几乎每人都学会5～8种地雷的使用，包括拉雷、脚板雷、看家雷、飞雷等。日伪军慑于地雷的威力，不敢轻易到金沟官庄骚扰。汉奸们说：“一溜岭泥蛋子，金沟官庄好汉子。”
杜前同志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关心民众。在金沟官庄，他经常走门串户，问寒问暖，排忧解难，全村的农家几乎都留下过他的脚印。有一次，唐香兰家断了炊，杜前同志和干部一起，动员有粮户借给他一部分糁子，渡过了难关。穆臣江的小孩病重，无钱求医，杜前同志把自己仅有的一点津贴，全部赠送给他，孩子得以及时治疗。穆臣江为了纪念杜前同志，给孩子取名前程。前程长大以后，热爱共产党，工作很积极，当了团区委书记。还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1944年，隆冬时节的一个大雪天，街上积雪很深，早断了行人。夜深人静，我们几个人正在“地屋”里（地屋是穷人为了御寒在冬季临时搭设的棚屋，下半部在地下，上半部用木料和高梁秸搭起棚子，再培上土，在里面于活或住宿）打草鞋，忽然一个“雪人”掀开草帘闯了进来，大家定睛看去，却是杜前同志。只见他身上挂满了雪，冻得脸色都变了。谈话中才得知，这是他冒雪查看的第八个地屋，主要看看乡亲们在这大雪天，生活有无问题。在场的人一时心里滚热，董兴忙从身上脱下旧棉袄给他披上。杜前同志连连说着“不冷，不冷”，又把棉袄还给了董兴。他就是这样，时刻把乡亲的冷暖记心头，就是不顾他自己。其实杜前同志是有件灰色棉大衣的，不过他很少穿，而是经常披在寒衣单薄的青年抗日先锋队队员身上。全村48名队员，几乎都穿过这件大衣。它成了公用服装。那夜，又不知披在谁身上。
1945年，又是红叶满山的季节，杜前同志奉命带领工作组撤离金沟官庄。消息传开，大清早人们就相约给工作组送行，街上聚集着几百人。大家情意绵绵，依依惜别，许多年轻人在低声抽泣。韩玉山挤上前去，说：“老杜呀，你跟上级说说，就留在俺村吧！俺村需要你。”唐希拉着杜前同志的手，邀请到他家吃了饭再走。工作组的同志也都热泪盈眶，哽咽着不知说什么好。我们80多名青年男女，不顾杜前同志的多次劝阻，固执地送过一程又一程，才恋恋不舍地返回。
杜前同志和他的工作组虽然离去了，他们的业绩却长留金沟官庄。在以后的日子里，金沟官庄的各项工作都红红火火，不但是远近闻名的文化村，并且相继被评为对敌斗争模范村、参军支前模范村、拥军优属先进村。我在全县“三模”（模范教师、学习模范、办学模范）会议上，当选为特等学习模范。1946年初冬，中共中央华东局根据中央的建议，决定在莒南县试建党所领导的先进青年组织，就选中了金沟官庄。在工作组鲁钊、张明晓、杨荣生、曹大干等同志的帮助下，这年12月24日，山东第一个，也是全国第二个团支部在金沟官庄诞生，我当选为第一任团支部书记。从此，金沟官庄被记载于青年运动史册。我也于1949年代表团支部，光荣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45年夏天，我率领青年抗日先锋队晨练回来，经过工作组门前，杜前同志突然叫我们停下，回身进屋拿出一支捷克式步枪。他神色庄重、声音洪亮地说：“这支枪是从日军手里夺来的，来之不易。现在赠给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纪丕福。你要人在枪在，用它狠狠打击敌人，保卫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他的话音刚落，队里立即迸发出热烈掌声。我接过枪，兴奋极了。在当时，枪比什么都珍贵。杜前同志把它送给我，这意味着对我的充分信赖。此后，我手持这支枪，参加过十几次战斗。建国后，这支枪虽然退役了，我思想上的枪却永不退役。为了党、人民和祖国的利益，我一直在勤奋工作。现在离休了，仍在发挥余热，继续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我这样做，不仅是在执行一个共产党员的职责，也为了不辜负杜前同志对我的培养和教诲。
在四年前，他偕夫人康素雯大姐来临沂，参加山东省第一个团支部成立纪念活动，我们再一次晤面。看上去，他精神矍烁，步履轻捷，思维也敏捷，讲话很有条理，除去脸上增添了几许皱纹外，看不出老态。谁能想到那次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
1993年10月
注：纪丕福：原山东临沂市供销合作社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