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杜前同志过早辞世的噩耗，我非常难过，眼前不时出现他那敏捷矫健的身影，和他在一起工作和战斗的日日夜夜仍那么清晰，使我更加悲痛。是他帮助我迅速成长、成熟；是他把一生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是他把青春献给了山东青运事业，我要把这历历在目的往事，要用我那支笨拙的笔写下来，做为祭品奉献在他的灵前。
我是于五十一年前的1942年，在那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和杜前同志相识的。当时他担任鲁中区党委青委书记，鲁中青联主任（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青联），我任沂南县依汶区（后来是松林区）的儿童团团长，“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青年的抗日武装组织）。我正在组织区政府驻地几个村庄的儿童团团员演习站岗放哨、盘查行人、识别路条、捉拿汉奸、以及送鸡毛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等活动。当时有人对这些活动有不同看法，说我光领着小孩子玩。有人说杜前同志来检查工作，先停止活动。可是杜前同志知道这件事后，热情地说：“不要停止嘛！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儿童团就要根据儿童的特点去工作，通过这样的活动教育和发动儿童参加抗日战争，很有针对性，应当提倡”。他也根据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夜间不要搞得太晚，也不要影响他人休息，因为他们白天还要参加生产劳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杜前同志，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他肯定了我工作的成绩，指出了我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使我认识到在青少年工作中如何结合形势、任务，通过生动活泼的方式，对青少年进行教育。
我与杜前同志再次见面是五年后，即1947年5、6月间，国民党反动派正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我正带领联防区的民兵掩护群众转移。就在我们转移的路上，遇到了杜前同志，他已是省青联的副主任了。见面后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在战争年代几年不见，又听不到什么消息，谁死谁活还很难说。我告诉杜前同志：“不要向前面走了，前面不远就是敌人（蒋军整编十一师），我们刚和敌人打了一仗，才撤下来，我们埋设的地雷够他们挖几个小时的。”就这样我和杜前同志坐在路边谈了从1942年离别后的情况。他得知我已经入党，并且还做青年工作，对我说，去年（1946年）他和李成等同志一起到延安参加中央召开的讨论建团工作的会议，回来后省青委召开了会议，研究了山东设点试验建团工作的计划，他告诉我，他这次来鲁中就是想抽调几名年轻的党员干部去进行这一工作，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回答说：“服从组织的决定”。就这样我和杜前同志恋恋不舍地又离别了。和杜前同志分手后只过了几天，县委就派人来接替我的工作，让我交待完工作后马上到县委组织部和鲁中区党委转移关系，去省青联报到。当时省青联驻地在滨海区的五莲县一带。我一个人背着行李日行夜宿，幸亏都是解放区，道路不熟悉，随打听随走，找到了省青联见到杜前同志，以及省青联的宣传部长王照华同志，组织部长鲁钊同志，社会部长李成同志。不久鲁钊、王照华同志到其他地区工作，我随杜前、李成同志到胶东区的烟台、荣城一带搞试建团工作。
在从滨海区去胶东的路上，按规定杜前同志应当骑马，组织上也给他配备了马匹。但他不骑，让大家把行李都放在马上，他和我们一同步行，一路上给我们说笑话，讲故事，大家都非常欢快、高兴，行军也不觉得累。记得我们是从高密县城附近过铁路的。敌人经常在铁路沿线活动，必须夜间通过。杜前同志给我们讲了夜间行军的注意事项和敌人活动的规律，找好向导，带领我们躲过敌人，悄悄地通过了铁路。从这一件事上可以看出杜前同志和大家同甘共苦，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的优秀品质。
在试建团工作进行之前，他对我们说，你们虽然都是党员，但不是团员，要搞建团工作应首先办理入团手续。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办理了入团手续，我和杨锡瑞、金学东、徐克、王秀峰等都是先入党后入团的，并成立了山东省建团试验组，由杨锡瑞同志任组长。杜前同志很懂得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特点，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每搞一项工作，他总是先组织我们学习讨论，充分发表意见，统一思想认识。从建立什么样的团，团的性质任务、团的名称等都让我们谈思想、谈认识、谈个人的意见、谈工作的方法步骤等等，并给我们讲了他参加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建团工作会议精神，以及土地革命时期在瑞金时的共产主义青年团，苏联少共的活动情况，使我们更好的认识建团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试建团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我们工作组的同志，白天和村里的青年一起参加生产劳动，晚上组织他们学习、活动、发展团的组织，团支部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正当我们总结建团工作经验的时候，重点进攻山东的敌人已进入胶东地区，我们被迫离开山东，遵照华东局的指示向东北地区转移。我们跟随杜前同志、李成同志，先乘船到当时的苏联租界地的大连市，又顺江而上到达鸭绿江边的安东市（现在的丹东市）。安东市的冬天气候很冷，杜前同志首先为我们联系解决了棉花，把棉被加厚，而且每人又发了一件棉大衣。这件事情虽小却来之不易，使我们这些身在异地的同志，感受到很大的温暖。
安东市委决定，山东青联的同志，以安东市民主青年同盟的名义开展青年学生的工作，我被分配到一个区参加反奸除霸，清查敌伪的工作。杜前同志要求我们每天晚上都要把工作进展情况向他汇报，当我的工作进展顺利有成绩时，他非常高兴地鼓励我继续努力，争取更大的成绩，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和我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当我的工作出现问题时，特别是发动群众，在反霸斗争出现过火行动时，他教导我从正面引导群众，把政策交给群众，不要泼冷水。
1948年初，对我们这些转移到东北的同志去向问题，中央有个原则指示，1．到大别山去，2．可以留在东北工作，3．可以回山东，个人自愿选择。我和杨锡瑞、徐克、金学东、王秀峰等跟随杜前、李成同志返回山东，继续在省青联工作。回到山东后先到诸城（华东局驻地），我军正在进行潍坊战役，杜前同志具有很强的预见性，他看到革命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工作重点将从农村转向城市，引导我们要熟悉做好城市青年工作，不久，我们去接收潍坊。这是山东收复的第一个城市，叫潍坊特别市。进城后杜前同志担任潍坊市委青年部长兼党的城关区区委书记，并成立了山东省青联驻潍坊办事处，杜前同志是负责人，我们都分配去开展城市青年学生工作。杨锡瑞到潍坊联中任教导副主任，徐克到一所小学任副校长，季明涛到一个中学任教师工作，我到东城区办了一个青年俱乐部。杜前同志满腔热情地支持我们放手大胆工作，让我们在工作实践中经受锻炼，增长才干，为接管济南这样的大城市积累了经验。
1948年的6、7月间，我军准备济南战役，我们山东省青联驻潍坊办事处的同志，奉命参加济南战役，到益都（今青州市）集中，进行接收济南的准备工作，每人发一本《济南概况》，熟悉济南各方面情况。济南解放后，我们负责接收三青团省、市团部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杜前同志、张黎群同志接收三青团济南市团部（二大马路纬六路），他们在那里坐阵指挥。杨锡瑞带一个小组接收三青团省团部（在城区县前街）。江晓天接收黄埔军官学校山东同学会的办事处。我带一个小组负责接收三青团在二大马路纬四路开办的一个饭店。解放后这个饭店改办成济南青年俱乐部，我任俱乐部主任，负责组织全市青年、学生的文娱、体育活动。
进城后，杜前同志带领的我们这些同志，组成济南青年服务团（后来的团市委），杜前同志在党内任中共济南市委青委书记。杜前同志考虑到便于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他让我们这些同志由穿军装改为穿学生服，还下令一律不准带枪，我们的手枪只好放在宿舍里。这些做法，使我们很快地接近了一大批青年群众。
入城后不久，在杜前同志主持下，发动广大青年，参加“祝捷周”、“纪念～二•九”、“欢送南下工作的青年学生”、“纪念五•四青年节”等活动，召开了第一次市学生代表大会，举行了第一次市团代大会。与此同时，创办了适合青年特点的多项事业，我们自豪地誉为“青”字号事业。杜前同志在济南市主持团市委的工作总共一年多的时间，就办了这么多的事情，充分地发挥了团市委机关干部的积极性。并把全市各条战线广大青年的革命热情广泛地发动了起来，他真像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他日夜操劳，为开拓青年人的事业勤奋地工作，他又十分相信同志，放手让我们这些年轻的干部，大胆地开创。大家都说解放后共青团济南市委的工作是兴盛的黄金时期。杜前同志1949年底虽然离开了济南，我们这些在他领导之下的老部下，都还是愿意和他联系，也愿意和他谈心。他多次路过济南都找这些老同志交谈交谈，我们去北京、上海也去看望他。他待人热情诚恳，关心同志特别是在我生病期间（恶性淋巴瘤），他非常着急，和甘霖同志、刘钊同志以及其他同志来我家探望，并鼓励我要以坚强的毅力战胜疾病。在那十年浩劫、白色恐怖笼罩着祖国大地的年代，我们都处在逆境之中。当时给我扣上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到处调查收集我的“材料”。但杜前同志抱着对同志高度负责的态度，尽管造反派对他多次威逼，他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不说不负责任的话，从不写不负责任的证明材料。每次写我的证明材料，都是按自己的记忆实事求是地写，惹得调查材料的人很不满意，硬逼他按调查人的主观想法写出材料，并要他作检讨。他理直气壮地说：“在刘日力的问题上，我从来没做过检讨，也不需要作什么检讨，如果要我按你们说的写，你们自己写好了，何必来找我呢？”这些事是我们都平反出来工作后才知道的。当时我也对造反派说：“一个人的历史，是他自己用行动写下来的，自己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这是真理”。
从1942年和杜前同志相识，到他去世离开我们整整五十多年的时间，虽然和他在一起，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时间不长(1947～1949年)，但他作为党培养的优秀青年干部的形象，将永远隽刻在我心中，他工作中的预见性和创造精神；他平易近人，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他从不计较个人地位、得失，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无私精神，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我永生怀念着他。他虽然先我们走了，但他虽死犹生。他是一位可敬的领导，可亲的兄长。杜前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93年8月于济南注：刘曰力：原山东省教育工会主席，曾任济南团市委常委少年儿童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