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杜前相识，始于1948年6月。当时，杜前是刚解放的潍坊特别市城区区委书记，市青委书记，区长张绍文和我是小同乡，常去串门聊天，有时碰到一起，他知道我在《新潍坊日报》工作，问问一些新闻消息动态，这样就彼此认识了。没有想到两个月后，一次很偶然的碰见，竟使我们走到一起，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整整两年。八月，济南战役打响不久，华东局从胶东、渤海和鲁南抽调大批干部，准备接管济南。潍坊市抽调的特别多，近千人，各行各业都有，单独成立个大队，杜前任政委。在青州集训了十天左右，学习党中央有关接管城市的政策、纪律，组建市、区两级党、政及工、青、妇领导班子，以便一打下济南，就迅速进城，对口接管，开展工作。一天上午，我到大队部的卫生所看病，遇到杜前同志。他对我说：“马上就要接管济南了，听说三青团山东省团部有个印刷所，还办过报。你来，带几个干部去接收那个摊子，办张青年报。形势发展这么快，新解放区的青年，尤其是大城市青年学生多，对我们了解少，宣传工作非常重要。”我说；“要我独立负责主编一张报纸，没有经验，恐怕搞不了。”他说：“边学边干嘛！张黎群也调到青委来和我一起工作，他是行家，有事可多找他商量。想想，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困难，咱们就算说定了。”我考虑了一下就提出：“批准我改个姓名行不行，姓靳的很少，许多人不认识这个字……”杜前一听哈哈大笑起来：“好，这就给你办。”他叫警卫员小张把组织部长叫来，当场就办妥了。杜前从抗战初期开始，一直是山东这样一个大省区的青年工作领导人，我听说过。在潍坊市的几次接触中，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精明、热情、平易近人。但他不说长话、空话，办事果断，干脆利落，如此有魄力，却是我没有料想到的。
1948年9月25日，也就是济南战役枪炮声停止的第二天上午，我们就一起进城了。在杜前和张黎群的领导下，立即全方位开展工作，很快打开局面。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反共宣传，蒋军在徐州及淮海地区还有好几个主力野战兵团，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不少人对我们不了解，心存疑虑。记得进城后的第三天上午，邀请几十位文化知识界人士座谈，会上一位齐鲁大学教授发言时问道：今后大学还要不要？杜前回答很干脆：“当然要，而且还要比国民党政府办得更多更好。”稍停一下，又说：“我们决定办张青年报纸，叫《青年文化》，诸位很快就能见到。”杜前有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和很强的组织活动能力。一进城，他就马不停蹄地到处奔波，与山东分局、市军管会各部门建立了联系；同时组织指挥全体干部分头下到各大专、中学、工厂、街道，去做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工作。从工作中考察、了解积极分子，吸收干部，建立组织机构。那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还在试建过程，公开的名义是“济南市民主青年联合会筹备会。”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尤其是“一二•一”和“一二•九”纪念周活动，全市青年运动蓬蓬勃勃、深入开展起来了，参干参军、支援淮海前线，热火朝天。学校、工厂的团的基层组织建立起来了；市学联成立了；团市委各部办健全了，还办了市团校，少年文工团，《青年文化》报进城后第12天就出版了，青年俱乐部、青年书店等一批组织、服务于青年的活动场所也有了。1949年1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新民主义义青年团决议》一公布，很快就召开了市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团市委的领导班子。百日之内，迅速、出色地完成了这么大量的工作，当然与全体干部热情竭力工作分不开，但是，杜前善于“出主意，用干部”的领导艺术才能，不能不说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身材不高的杜前，当时也只是二十七八的青年人，“官”不小，但绝没有丝毫“官”气、“官”架子，他对什么样的人，青年学生、工勤人员，以及少年娃娃，都是平等的，一见面就能聊，就能一起唱歌，打乒乓、打篮球，就能记住对方的姓名，从闲聊中了解对方。因此，人们很快就对他产生了亲近感，信任感。他对干部一视同仁，“五湖四海”。随他一起进城的三四十人中，大部分是在他多年领导下的“老山东”，一部分解放前在济南搞地下工作的，还有少数是从华中撤退到山东的，团市委七名常委中都是来自山东老区和华中撤退过来的，共事中难免发生一些矛盾。他及时通过分别谈心的方式，消除误会和隔阂，使大家始终保持行动上的一致，从未发生公开的争论。但涉及原则性的问题，杜前却绝不含混。1948年，在一次总结工作的全体大会上，有三四位即将抽调去参加华东新解放城市接管工作的同志，突然提出：进城之后，只重视青年学生工作，不重视青年工人的工作，是方向、路线问题。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我要发言，杜前阻止，让持不同观点的同志把话说完。会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十点，他一直耐心地听到最后才作了个表态性的简短发言：首先肯定这几位同志提出批评意见，引起领导进一步重视，是好的。不过，从进城第一天起，从组织上（设青工部，由一名常委任部长）到行动上，对青工工作还是重视的，做了大量工作，许多大、中型工厂的青年工人、团组织在恢复生产方面，作出了不少贡献，出现了一批先进模范人物。一段时间内，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工作，花力量大一些、多一些，是必要的。党中央多次发过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决议，重视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先锋作用，从“五•四”到“一二•九”运动都证明了这一条。济南是我们华东战场新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很多，一段时间相对多花些力量，把他们发动、组织起来，没有什么不对嘛。如果提到方向路线上看，倒可以说，是从实际出发，比较全面贯彻执行了党关于青运工作的方向路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杜前发言最长的一次，时间也只有十几分钟。会后不久，我根据他这次发言的基本精神，充实了一些材料，写了篇个人署名文章，给《大众日报》发表了，所以，至今还记忆很清楚。
杜前，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位尊敬的兄长、亲密的朋友。今年五月在济南听到他不幸仙逝，深感悲痛11955年他到团中央工作了很短时间就调到上海去了。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书稿的编辑出版工作，正在创业爬坡时期，工作十分繁忙，我只在他和康素雯初到北京住在炒豆胡同招待所时，去看他（她）们一次，没有想到很快又回上海工作了。这以后再没有见面谈心的机会了。但四十多年前的亲密相处间的一些往事一直铭记于心。他对我政治上很爱护，生活上很关心。经常打招呼，提醒我克服自己的“骄”气，有时说话尖刻的毛病，注意搞好“左邻右舍”关系。我知道一些同志对自己有意见，也是对他施加压力，认为他对我“太宽容”了，而我却感到有些事不被理解而苦恼，为了不使他为难，强忍不发。我身体瘦弱，工作紧张，抽烟多，津贴加稿费不够抽烟。49年春节，杜前到分局去开会回来，见到我就说：你吃罢晚饭到我房里来一下。他的屋不锁门，我不光随便进出，而且可以随抄他的书，拿走不还。他这么悄悄地叫我去，是不是又有什么事了？一进门，他就朝我乐了，“我给你寻了两个宝贝”，说着就伸手从写字台下边小柜里摸出两盒美国骆驼牌香烟。我高兴极了，问他从哪弄到洋玩艺的？原来是青岛市委负责人到分局开会带来的，每人只分给一盒，他又找别人不抽烟的要了一盒。几十年来，我每次想到这两盒烟，心里顿时就涌起一股革命友情的温馨。第二件事，是1949年夏，黄河大汛，危及济南，机关干部统通上堤抢险防汛。头天晚上，杜前突然跑到《青年文化》报社找我，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你身体不好，明天不去上堤，留下看家。”我说：不行。这期稿子已发完了，晚上看看大样就没事了。他说，叫你留下还有任务，把头版腾出千把字的版面，写篇社论，号召全市所有青年都到黄河抢险工地去！要写得简单明了，有激情，有鼓动性。明天下午抽几个人回来，突击把报纸发到全市去。杜前很重视报纸的宣传、动员、组织群众的舆论作用，办《青年文化》报，是他进城前的有远见的决策，进城后他虽然十分繁忙，仍然经常给予具体指导。他知道我由于长时期紧张工作，神经衰弱症很严重，睡眠不好，经常头疼，一直很关心，包括个人生活。多次催问：“你怎么还不找对象？”直到我调离山东团省委时，他请我吃饺子送行，饭后聊天，又问起对象的事，我不能向他“隐瞒”，说“刚刚谈不久”。他很高兴，一再追问，非要我告诉他是谁？我说是李茹，他乐了，连拍了几下大腿，跳起来说：很好！可我没猜中。这一下你得请我客。正巧，《大众日报》给了我点稿费，我们俩人到泰康食品店的冷饮部饱餐了一顿冰淇淋。……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往事记忆犹新，友情铭记心间，杜前，我尊敬的兄长虽已作古了，但他永远活在我心中。
1993年5月
注：江晓天：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