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悉杜前同志辞世的不幸消息，已是三月末了。在他病重期间，未能赴沪探望；现在又没能吊唁致哀，使我倍觉悲痛，深感遗憾。
1948年9月初，解放济南的硝烟刚刚散尽，到处还残留着炮火洗礼的痕迹，我被邀参加了由市青委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会议是在经三路当时称作“黄埔大厦”里举行的。参加会的多是大专院校的教授和大学生，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学生之一。那时我在省立济南中学高中三年级读书。这次会议是杜前同志主持的，他当时任济南市青委书记兼学校党委书记。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他。那时他还很年轻，穿一身灰军装，身材不高，两眼炯炯有神，待人十分热情。座谈会发言热烈，有人提出了一些疑虑。会上，杜前同志、张黎群（团市委副书记）、王大彤同志都讲了话，公开申明我们共产党人十分重视文化教育，要办比国民党更多更好的大学和中学，期望大家回去发动教师、学生复学复课。
这次会后，市青联由张初光同志经常到济南中学（现为济南一中）同我联系，组织同学阅读革命书刊，开展济南解放初期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杜前同志也曾亲自到学校来指导工作。记得大概是1948年11月初的一天，下午课后，学校党支部书记庄子正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兼办公室，见到了杜前同志。他非常和蔼地和我谈了许多话，询问了学生中许多情况，鼓励我团结广大同学把活动开展起来，筹备建立起校学生会，我们愈谈愈投合。谈到黄昏时候，连吃饭也忘了，他好象想起了什么，起身到街上买了一包花生米回来，微笑着对我说：“你饿了吧？吃点花生米垫垫饥吧！”我当时很受感动，心里觉得热乎乎的，我知道当时共产党的干部是过供给制生活，津贴费极少，买包花生米，已是很大的破费了。他既有这样盛情，我也不客气，和他边吃边谈，直到很晚很晚。这次谈话使我更加认清了方向鼓舞了我革命的热情。而且，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热情诚恳，关心别人的良好的形象，也第一次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1948年12月，我到市青联参加第一次济南市学生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此间参加了还在秘密筹建之中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49年1月，市学代会上我当选为市学联副主席，驻会办公。我和杜前同志接触多了一些。一天，他很关切地问我：“你觉得在这里工作怎么样？你是不是还想考大学？”他知道我在校学习比较刻苦，上大学搞科技是我多年的夙愿。我思索了一下，毫不犹豫地回答他说：“我从前总觉得科学可以救国，现在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能救国。革命需要人，我在这里工作很好，就不准备考大学了。”杜前同志听了十分高兴，我感觉出来，他当然很乐意把我留在机关工作，但他没有说教式的动员，而是充分尊重我个人的意愿和抉择。我就这样参加了革命工作，迈上了人生道路。
杜前同志在济南市担任市青联主任、团市委书记，仅仅一年多的时间，而那曾是朝气蓬勃热血沸腾的年代，是一代青年愿为革命事业掏出赤心献出碧血的年代。杜前同志，作为全市青年的主要领导，看到了那时一代青年的高涨的革命热情。他关心、爱护、支持、信任年轻干部，放手大胆地让年轻人到火热的斗争实践中去锻炼成长。在1949年的一年内，杜前同志就数次派我这个18岁的青年去挑重担，经受了很有意义的锻炼，长知识，长才干，使我一生受用不完。
1949年的暑期，新成立的团市委，为组织青年学生参加社会劳动，培养学校中团的骨干，在杜前同志主持下，决定举办了两个暑期青年劳动建设大队。第一大队由学校部部长李成同志率领赴淄博参加矿山和药厂劳动。第二大队驻济南省立女中（现二中）校址，挖掘和修浚南圩门外山洪排泄沟。指定我担任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由团市委秘书长彭振光同志兼任。他在机关很忙，日常工作就落在我的肩上。受命之初，的确感到压力很大。杜前和张黎群同志，都鼓励我大胆地去工作，还多次去看望我们，指导工作。记得杜前同志曾和我语重心长地谈过一次话。他热情地肯定了我的干劲和成绩，也十分温和地指出了我思想作风上一些不足之处。亲切诚恳的话，没有指责，没有空洞的说教，象春风时雨，滋润心田，使我受到不少教益。这次暑期活动，半日学习，半日劳动，我们这个大队近四百名中等学校青年学生受到一次深刻的政治和劳动教育，在社会引起很大反响，受到群众普遍赞扬，而且发展了300余名团员。修浚这条水渠，消除了南圩门外居民雨季的水患，后被人民政府命名为《青年渠》，载入了济南青运史。
这年9月，暑期活动刚刚结束不久，由于黄河流域连降暴雨，济南段洪水猛涨，已超过警戒水位，济南沿黄大堤危急，全市人民的生命财产面临着严重威胁。党和政府组织部队、机关干部、战士上堤抗洪抢险，并动员组织全市20几所大中学校8000多名高中以上青年学生奔赴黄河前线，投入防汛斗争。这时，杜前同志和学生部长李成同志，找我谈话，交待任务，指定我和王诫、丁世昌三人去抗洪前线做学校团的工作，由我负责。杜前同志严肃指出，在此危难时刻，正是考验锻炼团员青年的时机，你们要及时做好宣传鼓动工作，宣扬防汛抢险中青年英勇斗争事迹，及时把优秀青年发展入团。革命战争中提倡火线入党，我们也可以提出在抗洪中“火线”入团吆！他一再鼓励我们大胆工作，同心协力，艰苦奋斗。这样，我们三个平均只有18岁的年轻人，临危受命，带着一颗帝学校团工委的印章和领导的嘱托，到抗洪前线去了。那时，条件极其艰苦，黄河水波涛汹涌，天气阴雨连绵有时大雨滂沱，20几个学校的防汛队伍，分散在35里的大堤上，昼夜不停筑埝抢险。我们开展工作，困难很大，为完成交办的任务，我们办了一张日出一期两版的油印小报，靠它及时传播治黄信息，宣传表扬好人好事。每天由王诚骑自行车往返七十里送至各校，带回稿件及新团员入团申请书。晚上在油灯下，我们三个人编印小报，研究审批新团员，白天还经常到附近学校和师生一起劳动。经过半个多月日日夜夜的奋战，洪水被制服了。回到机关，杜前同志满怀喜悦地接见了我们，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告诉我们：市委刘顺元书记表扬了团市委，说我们青年团派干部上堤办公，带领团员青年保卫人民生命财产，这种精神很好，值得发扬。他还高兴地告诉我：“给你荣立了个三等功”。
1949年底，杜前同志主持了带有整风性质的全年工作总结后，先调到团省委、华东团工委做领导工作，后又调团中央任统战部长。1955年夏，我去团中央参加学校工作会议，特意去杜前同志宿舍看望他。他见我能来团中央开会，十分喜悦，还准备了糖果招待我。并送我一张他和康素雯同志合影照片和一支精美的钢笔。这帧照片如今成了他留给我的珍贵的纪念了。
此后，二十几年风风雨雨，我的坎坷经历，使我与杜前同志失去了联系，只知道他后来到上海市担任市体委主任。尽管这些年间，对他时有思念，但想到自己的处境，尺素难通，也就不想和他联系了。直到1979年给我落实政策，调回济南工作，我首先就想起了杜前同志——我的可尊敬的第一位上级，给他写了一封信，兴奋地报告了我的近况。1982年春，我到福州市参加会议，返济途中在上海作了短暂停留，专程到上海市体委看望杜前同志。在体委大楼见到他时，他正主持办公会，讨论修建上海游泳馆，我见他很忙，不便打扰，就说晚间到他寓所看望他。他让体委的张秘书安排我住在体委大楼内招待所的一个单间里。我怕房费太高难于报销，张秘书看出了我的心思，告诉我这是杜主任亲自交待的，房费按我能报的标准算，不会让我为难的。我才放心地住下。当晚，冒着漾漾细雨，我到了杜前同志在康平路的寓所。对坐在灯下，我看到阔别廿七年之后，他俨然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但还是那样和蔼、热情，而且增添了老人的慈祥的神采。我没有向他倾诉遭遇的不幸，觉得都已成过去了。他却十分关心地问了在团省、市委工作过许多老同志的情况，表示了关注和同情，让我回济向同志们问候。他还问我是不是要到上海各处看看，可以用他的汽车，我赶紧推辞，并告别出来。
此后，杜前同志数次来济，我和一些老同志，到宾馆，他的住地去看望他。一次，他见我去了，又特意送我一支英雄金笔。我深切感觉到：这不仅是对我的厚爱，也寄托着殷切的厚望。听说他对我的工作安排，也曾向市里提过建议。他总是希望我依然能象五十年代那样去干事业，有所作为。所以，每当我用赠给的这支笔，伏案工作时，眼前就浮现出杜前同志微笑的、期待的目光，催我自强和奋进。
杜前同志，作为一代青年的先驱和良师益友，如今和我们永别了。在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中，他用全部精力，献身于我国的青年运动和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他的伟业丹心，将流芳青史，光照后人。而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热情诚恳、宽厚朴实、关心青年、信任同志、慈善和祥、善于团结等优秀品德，教育和影响了一代代的青年，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敬书1993年5月15日
注：
李栋：济南市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曾任济南团市委常委、济南市第一届学联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