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前同志是我1948年冬天从北平辅仁大学到解放区来参加工作遇到的一位好领导，他胸怀坦荡，性格爽朗，一心为公，关心爱护同志，不愧为山东青运工作杰出的领导人。
在与杜前同志相处的日子里，他为人处事的光辉形象，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之中。
济南解放初期，工作环境、生活条件都很简陋，不论春夏秋冬大家都是一色的服装、一样的饭菜，大部分时间都工作在基层，和工人、学生在一起，生活得很有意义而且丰富多采，每当回到机关就放声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响成一片。有时机关开会间隙，大家兴高采烈地跳起集体舞来，杜前同志也一块参加。那时我们从学校出来的青年干部都有同感，都是心情舒畅，无忧无虑地生活在革命大家庭里。这种亲密无间，生气勃勃的机关风气是和杜前同志为首的青委领导班子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分不开的，杜前同志在大小会议上常讲：“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有共同的奋斗目标，而且各有长短，要取人之长，补已之短”。在这方面青委本身就是一个相互结合、团结一致，步调一致的典范。
一九五O年夏天，我上大学时候的一位同班同学，名字叫张英，他从广州回来探亲，见面时曾问到我在机关工作有没有遇到岐视知识分子的现象，这一突如其来的问题我从未想到过，使我难以理解，当时我很干脆地告诉他：“没有，一点也没感觉到”，“大家生活得很愉快，工作也很顺心”，他听后点点头说：“你们这里好”。他提的这个问题虽然相隔几十年了，但我仍记忆犹新，因为，这段生活为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
论年龄，杜前同志只比我大三岁，济南解放初期他也是一位二十几岁风华正茂的青年，但是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政策理论水平却使我十分佩服和敬仰。不管大小会议，常常不用讲稿就讲得很有道理，很切合实际，重点也很明确，几次大会我坐在主席台旁做记录都很省劲，会后不久就把讲稿整理出来了。回想起来，那时也确实沾了点上学时爱好文学的光，加上杜前同志的关心和爱护，在团济南市委和杜前同志相处一年多的时间使我长了不少的见识，学到了不少宝贵的知识和经验。
1949年的暑假是济南解放后青年学生的第一个暑假，为了使城市知识青年增强劳动观念，逐步改变过去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状况，树立“劳动光荣”、“劳动创造世界”的基本思想，团市委组织了两支800人参加的青年学生劳动建设大队，我也参加了这一工作，也是一次经受考验和锻炼的机会。那时使我最难忘的就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就让我登上了讲台。一天下午，日程安排为理论课，题目是“谈谈革命的人生观”，离开会不到半小时，团市委副书记张黎群同志告诉我：“接到紧急通知，杜前同志和我到市委去开会，这堂课确定让你来讲”，当时真把我吓懵了，我刚离开学校半年，从来没上过讲台，怎么能接受这样的任务呢？他看出了我有顾虑，又说：“没关系，我在机关怎么对你们讲的，你就怎么讲，就这样定了。”就在这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硬着头皮，壮壮胆上了讲台，幸亏我在机关规定的政治学习中，都做了详细的记录才算勉强地过了这一关。至今每当想到这件事就联想到那时以杜前同志为首的青委领导班子就是这样相信同志，注意培养干部勇于实践，勇于战胜困难的精神。
1957年杜前同志调到上海体委，我调到济南体委工作，我每逢因公出发去上海，他都热情地接待我，并派他的秘书帮我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带我到新落成的万人体育馆去参观，下班后又专门到我住的房间来谈心。环境变了，条件好了，职位高了，他还是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几次对我提到：“党叫我们干体育就要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勤奋工作，团结一心立志雪掉‘东亚病夫’的耻辱”，后来当我在报上看到他带领国家乒乓球队横扫欧洲，打了翻身仗时，心里感到特别高兴和自豪。
杜前同志生前在青运和体育工作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过早地失去这样一个好同志，使我感到无限的悲痛，但他不折不挠、勇往直前、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精神却永远铭记在我心中，时刻激励着我们去更好地工作、学习和生活，特别是他生前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终生难忘。
1993年10月于济南
注：胥瑞：济南市体育运动协会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