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杜前同志相识，是在1949年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时候。杜前同志自1938年起，就从事青年工作。解放前，他一直在山东，先后担任过地区和省的青年工作的领导职务。
1949年，我在团中央任书记兼秘书长。当时，杜前同志任山东团工委书记和济南团市委书记，几次到北京来开会，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杜前同志调上海，任青年团华东工委书记。我们的来往越来越多，渐渐地彼此熟悉起来。1954年，大区撤销，杜前同志调到北京，任团中央统战部部长，分管全国青联的工作。不久，杜前同志又调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了一段时间。
1957年，杜前同志找到我，提出“归队”的想法。他一直从事青年工作，对这项工作比较熟悉，有经验，也有感情，很想回到原来的工作中去。这时，我已经在国家体委工作。考虑到杜前同志长期做青年工作，在山东期间还管过军体，而体育也是一项青年工作，恰好当时上海体委的领导工作缺人，于是，我建议他去上海体委。杜前同志欣然同意。1957年4月，杜前同志到上海，任市体委党组书记兼体委副主任。此后，直到1990年离休，他一直是上海体育战线的一位主要领导，直到1993年去世，他始终在为上海的体育事业操心。
自解放以来，上海一直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基地之一。杜前同志到上海后，和上海体育界的同志们一道，紧紧抓住上海经济文化基础的优势，总揽全局，科学规划，深入实际，踏实工作，使上海体育事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50-60年代，上海的体育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从全盘看，上海体育的突出特点是基础扎实，重点突出，普及和提高结合得好，尖子多，后劲大。在田径、游泳、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等项目中，上海都拥有雄厚的实力，出现了不少高水平的选手。像徐寅生、李富荣、林慧卿、郑敏之、张燮林以及后来的朱建华、杨文意等，都出自上海。在70年代之前，上海的体育场馆设施是最多的。上海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有突出的贡献。在上海体育所取得的成就中，杜前同志是有功的。
在与杜前同志的长期交往中，感到他对体育事业有强烈的事业心。每次和他见面，他总要长时间的深谈，谈情况，谈问题，谈看法，谈措施。1961年在北京举办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时，杜前同志参加了组委会的领导工作，担任组委会临时党委委员，外宾接待委员会主任。1964年，他曾和我一道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访问古巴和阿尔巴尼亚。他还几次作为中华全国体总或国家代表队的领队率团队出访。在实际工作中，在无数次思想交流中，我深感他工作认真，熟悉情况，胸有全局，有热情，有方法，有很强的责任感，有一股坚韧不拔的劲头。直到他离休之后，还是这样。
杜前同志和我一样，都是由其它工作岗位转到体育战线来的。过去，虽然接触过一些体育，但象这样办事业，都有一个学习、转变的过程。杜前同志到体育工作领导岗位后，踏踏实实地在实践中学习提高，很快变为内行，在上海这个最大的都市独当一面，出色地承担起国家和人民的重托。1983年，杜前同志作为第5届全运会组委会副主任，负责大量具体工作的组织与实施，显示了很强的业务才干。纵观杜前同志的工作生涯，他一辈子几乎都在和青年人打交道。与他相处中，可以感到他关心青年，热爱青年，熟悉青年。在长期的青年工作中，杜前同志养成了热情朴实、联系群众的好作风。他工作严肃认真，要求严格，但又平易近人，没有架子。
杜前同志的去世，使我们体育界失去了一位很好的老同志，我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朋友。回忆他，使人又想起那些坚苦奋斗、辛勤创业的岁月，感触很多。只期望后人锲而不舍，再接再励，把我们的事业搞得更好，为国家和民族、为子孙后代做出更大的贡献。
1993年9月
注：荣高棠：原第一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全国体育总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