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前同志是1957年来上海的，先后担任了近三十年市体委主要领导工作，成为新中国和上海市体育事业建设者和开拓者，为发展上海体育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不幸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领导、好师长。我们俩在杜前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回忆与他相处的日子里，他的思想、他的工作和品格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他的体育观点，更值得我们后人很好地向他学习、继承和发扬。本文就杜前同志生前在体育观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撰写我们的体会，以寄托我们的哀思，表达我们对杜前同志怀念之情。
高速度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观点
杜前同志生前再三强调要高速度提高体育运动水平，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上海人民争光。自从他五十年代担任市体委领导起直至“四人帮”粉碎后他重新走上市体委领导岗位，特别在1978年上海市体工会议上作了《努力发展体育事业，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报告，明确指出：要“树雄心壮志，勤学苦练，高速度赶超国内和国际先进水平。高速度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它关系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关系国家的荣誉，也直接关系到对四个现代化的贡献大小。”并提出：“在国内，到八O年，争取有三分之二项目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到八五年，绝大部分项目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国际上，到八O年，要有三分之一项目达到亚洲前三名水平，四、五项达到国际水平，打破三、四项世界纪录。”还指出：“上海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学、文化也较发达，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有一支具有一定经验的技术骨干力量，新建了一些体育设施，高速度发展体育事业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
杜前同志关于高速度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观点，在他生前的体育生涯中已经付诸于实践。“文革”前，上海培养出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郑敏之、林慧卿、王文娟、赵素霞等一批世界冠军和世界纪录创造者。“文革”后他竭尽全力、日以继夜，治理整顿曾为“四人帮”严重破坏干扰的体育事业，使上海的体育运动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为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仅十多年来本市体育事业发展实践证明，杜前同志所提出的一些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上海市在第五届、第六届全运会都名列前茅，国家体委每年公布的各省、市对国家体育贡献奖，本市多次名列榜首。1990年在中国举行的亚运会，上海体育健儿为国家获得的金牌名列全国各省、市第一。朱建华在1983～1984年期间三破世界纪录，笔者十分清楚地记得，当朱建华在1983年6月10日于北京第五届全运会预赛上以2.37米优异成绩打破2.36米世界纪录时，杜前同志闻讯兴奋不已，亲自到机场迎接朱建华和胡鸿飞，并召开全市体育系统大会，对运动员、教练员进行表彰和奖励。
普及群众体育的观点
杜前同志对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等一系列指示、方针和路线理解很深，贯彻很坚决。他曾指出：“上海在群众体育方面要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重点抓好青少年体育特别是学校体育，切实加强业余训练。要求全市中小学迅速落实周总理生前提出的‘让学生每天有一小时的活动，的指示，认真推行《全国体育锻炼标准》，把它作为体育课考核的主要标准并列为评选‘三好’学生条件之一，力争多数学校有百分之六十的学生达到标准，做到中小学毕业生（除病残者）绝大部分都通过《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在杜前同志倡导下，上海的学校体育和业余训练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体质有了很大的增强。根据1993年统计，全市2502所学校、1，420，364人参加《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及格率为88.45%，达标率比1992年增加5%。近12万名少年儿童参加游泳、田径、跳绳等“雏鹰起飞”活动；数十万人开展踢键子活动；全市13188名学生，自愿组成942队，参加了2836场《新民晚报》足球赛；87队参加了3275场永和杯篮球赛，队数、人数之多是少见的。
全市的业余体校已发展到56所，设40大项，教练员近750人，在校经常参加系统训练的近9000余人，为竞技运动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体育新苗，为发展上海体育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此外，1993年上海市百万市民健身活动，首次列入“上海市提高市民素质、提高城市文明程度工程计划”，使群众工作的起点，有了新的提高。
在第七届全运会上，上海再次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省市，并有15个单位、33人被授予全国群体先进集体和个人称号。
这些成绩的取得，都和杜前同志在任期间打下良好的基础分不开的。
培养和珍惜人才的观点
可能由于杜前同志早年从事青年工作的原因，所以他来到了体育战线以后特别注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重视干部队伍、教练员队伍、运动员队伍和裁判员队伍等方面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对体育系统的干部经常提出要做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体育运动队伍”。无论是“文革”前后，在他主持体委工作期间，体育系统的干部比其他系统的干部均年轻，以后这些同志都分别走上了市体委和基层单位的主要领导岗位，工作都很有起色。他反复强调领导班子的思想作风建设，他曾提出“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艰苦奋斗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切实改进领导作风。”他不仅自己经常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还要求干部下基层、下运动队蹲点，记得在80年代初，为了迎接第五届全运会在上海召开，他曾派市体委党委办公室主任吴浣下足球队蹲点，派体工队党委副书记虞强鸣下女子手球队蹲点，派市体委训练处处长吉嘉下田径队蹲点，全运会比赛结果，三个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足球和女子手球队都分别获得了金牌，田径队朱建华在全运会预、决赛均破了世界纪录，极大地鼓舞了体育健儿的士气，为全运会增添了光彩。这些成绩的取得，和杜前同志的决断是分不开的。
杜前同志还十分重视教练员队伍和政工队伍的建设，他早就指出：“要选拔思想作风好，事业心强，有业务能力的人担任教练，特别是主教练。”
“要学习解放军的经验，大力加强体育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恢复和发扬我党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要恢复和健全各级政治工作机构，配备、充实好各级政工干部，特别是组织部门及运动队的干部。”在杜前同志的直接关心下，上海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教练员和政工人员，如王永芳、王后军、李宗镛、祝嘉铭、张坤明、王秀雄、沈守和、方纫秋、陆钟毅、洪源长、胡鸿飞、杨瑞华、傅家新等，正是在这些具有强烈事业心、高深的专项知识的专家们的精心培育下，使上海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秀体育人材，在国内、外重大比赛中都取得优异成绩，多次打破了全国、亚洲、乃至世界纪录，获得无数次的全国冠军、亚洲冠军和世界冠军，为社会主义祖国争了光，为中华民族争了气。杜前同志珍惜教练员人才有许许多多事例，在这里只举很多事例中的一例。那就是使用胡鸿飞教练问题上老杜同志是尽了力的。在历史进程中，每个人都会犯这样那样错误，胡鸿飞同志也不是完人，在他的身上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对待犯过错误已有认识并确有专长的同志应该怎么对待？当时存在有两种不同意见：有～些同志坚持不能用胡鸿飞，即使用了，还要附加很多禁令：如胡鸿飞不能出国，不能登报，不能上秩序册，所以当时曾出现怪现象，秩序册上只有朱建华的名字，而没有胡鸿飞的名字，朱建华出了成绩，报纸上只讲运动员的事迹，而只字不提教练员如何训练的？朱建华出访，也只能由别的教练员“代劳”，胡鸿飞同志只能“靠边站”。当时曾闹过一次笑话，朱建华出访到日本参赛，国外报纸刊登朱建华的教练员是黄某同志，黄教练认为这不是事实，专门在《体育报>上刊登声明，朱建华的教练不是我。此事直到1982年朱建华要代表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印度召开的第九届亚运会，胡鸿飞是否能随团出访还存在很大争议，从比赛的角度需要老胡出访，但有一部分同志仍坚持不同意，此时杜前同志根据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犯了错误，改了就好的精神，亲自找国家体委领导、市委领导，终于冲破“禁区”，老杜以担保人的身份，冒着 “风险”，放老胡随团出访，但附加条件仍不能见报，胡、朱师徒俩人不负众望，顽强拼搏，在第九届亚运会以2.33的优异成绩获得了男子跳高冠军并打破了亚洲纪录，成为亚运会唯一最佳运动员，使中国的五星红旗在新德里的高空飘扬，《义勇军进行曲》在空中回荡。此时此刻，老胡和小朱激动不已，心潮澎湃，热泪盈眶，衷心感谢党感谢人民，感谢老杜和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支持，情不自禁随着乐曲高声歌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前进！前进！进j”要继续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向更高的世界体育高峰攀登，为祖国——伟大的母亲争光！结果，他俩不负众望，回国又埋头在运动场上刻苦训练，在共同努力下，又屡传捷报。当朱建华在第五届全运会预赛上首次打破世界纪录时，《人民日报》不管有些人的阻扰，刊登朱建华和胡鸿飞的照片，有的人又提出了责难，杜前同志又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才使胡鸿飞去掉所有的枷锁，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从而使胡鸿飞积极性大大地调动，训练更加刻苦、科学，为朱建华三破世界纪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回忆这段历史，老杜同志珍惜人材的事迹功不可灭。
杜前同志还十分重视优秀运动队伍的建设，他指出：“要特别注意加强青少年运动员的思想教育工作。紧密联系训练和比赛的实际，经常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艰苦奋斗的作风教育，使他们牢固地树立起为革命大干快上，勇攀世界体育高峰的雄心壮志，刻苦训练，认真学习政治和业务、文化知识，努力建设一支思想好、技术精、干劲大、纪律严、作风好的又红又专的体育运动队伍。”他还强调“逐步订立一套符合体育工作特点的政工制度和方法”。经常开展争“三好”的群众运动。在老杜同志的关心下，建立和健全了运动队管理条例的制度，使运动队的管理逐步做到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使一大批青少年运动员健康地茁壮成长，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运动生涯“退役”后，如象徐寅生、李富荣、金永昌、祝嘉铭、赵英华、朱亚爱等走上了体育领导岗位。又如像林民仅、王后军、张燮林等成为著名的教练员，有的还成为出色的科研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有的到其他战线上贡献自己的才华，为社会主义建设出了力，这些都是与杜前同志精心培养和教育分不开的。
杜前同志还经常批评有些同志不尊重人才、浪费人才的现象，他特别憎恨有些同志随意分配和处理运动员，他批评说：“有的同志选拔和分配运动员太不负责任，来的时候是宝，走的时候是棵草”。他还说：“有的人挑选运动员，就像狗熊擗棒子（包米），擗一个丢一个，最后一个也没有，一事无成”，他反复强调这种情况应当加以克服和彻底杜绝。
体育科学研究工作先行的观点
杜前同志十分关心和重视体育科学研究工作，这里有很多杜前生前对体育科学研究工作的论点和事实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他曾指出：“体育要大干快上，科研必须先行。要加强对体育科研工作的领导，逐步充实，扩大体育科研队伍。科研人员要深入训练现场，与群众相结合与运动训练相结合，当前要集中力量突破本市重点项目训练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力争在短时间内拿出科研成果，为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大干快上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方法。并做好资料收集和情报工作。同时，要开展群众性的体育科研活动，市、区、县体校和体工队有关班、队要建立业余体育科研小组，针对训练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土洋结合’，因陋就简地进行科研，做到大干、苦干与巧干相结合。”他的论点完全符合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科研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
上海体育科研所建立、恢复和发展过程，倾注了杜前同志对上海体育科研工作大量心血。这一点，笔者是有亲身体会的。
一九五九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举行前夕，贺龙副总理指示，为了加强运动训练的科学性，加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改变由于解放前遗留下来“东亚病夫”的旧貌，要求上海成立体育科研所。杜前同志遵照贺老总指示，立即与上海体育学院领导商量，上海市体委与上海体院两家联合创建上海体育科研所。在建所初期，新中国刚成立10周年，我国体育基础是很薄弱的，体育科研人员更为缺乏，整个体育科研工作几乎是一张白纸，当时科研所中20几名研究人员中除有几位是中、老年教师外，其余绝大多数是体育学院尚未完全结业的优秀大学生，对这部分同志来说，马上承担科研任务是相当困难的，设备条件更是很差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老杜同志还是要决心创办体育科研所，并号召大家“边筹办、边学习、边研究”，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大家鼓起勇气，创建了除国家体委科研所外属地方管辖的第一所科研所。
一九六一年国家处在困难时期，为了节省经费开支，全国各级机关均在精减机构，下放人员，上海体院已无力再合办科研所了，当时面临科研所要解体的困境。而杜前同志高瞻远瞩，当机立断科研所有两家合办转为由上海市体委一家独办。在有些单位均精减下马的情况下，市体委又增加科研所一个单位，增加了18名人员编制，在这种情况下老杜同志这样做的确不易，充分说明他对体育科研工作的重视。正是由于他的决策正确，保留了体育科研骨干，才为以后体育事业的大力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十年浩劫中，体育科研所和其他很多单位一样，被当作修正主义体育路线的产物被解散了。直到1975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体育事业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和小平同志亲切关怀下又重新获得了新生，被“四人帮”撤销了的许多体育机构相继恢复，但因当时“四人帮”还未被粉碎，对是否要恢复上海体育科研所尚有争议。有的人只同意建立一个科研小组或科研科，而杜前则坚决主张要恢复上海体育科研所，与此同时他在赴北京参加全国体工会议期间，争取国家体委领导的支持，在国务院批转下发全国体工会会议文件上明确提出要求各省、市体委要积极创造条件，尽快恢复体科所，加强体育科研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上海体育科研所又获得新生，重新建立起来了。不仅如此，杜前同志还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大力支持科研所的发展，将吴兴路87号一座花园洋房作为科研所的新址，科研人员发展到近百人，中、高级研究人员数十人，经费由3万元增加到几十万直至百余万元，增加了许多现代化仪器，现在的科研所的确已经是“鸟枪换炮”了，它名符其实地成为国内第一流的科研所。在老杜同志的倡导和影响下，上海卢湾区、长宁区等单位也相继成立了体育科研所或体育科研组，使全市的体育科研工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此外，杜前同志对体育科研的方向、原则都有重要论述，他反复强调体育科研要坚持为运动训练实践服务的方向，也就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强调实践是第一的观点，理论来源于实践，但又必须指导和服务于实践。他公开提出，反对“学究式”的关门科研的道路。根据他的观点，结合科研所当初人员少、水平低、设备差的情况，曾提出了几个为主和几个结合的问题，即：研究国内体育和研究国际体育相结合，以研究国内的体育课题为主；研究市内体育和研究全国体育相结合，以研究市内体育课题为主；以研究长期体育课题和短期的体育课题相结合，以研究短期的体育课题为主；研究基础理论和研究应用课题相结合，以研究应用课题为主。在这种有结合又有主、次地研究原则下，特别强调科研人员与教练员、运动员、医生、领导相结合，在科研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科研所曾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了田径、足球两个综合科研小组，有运动训练、运动生理、运动生物力学等人员参加，长期蹲在运动队，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尽管当时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在实践中取得一些成果，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以上这些都是根据杜前同志的指示精神，由科研人员具体操作所取得的成果，应当归功于老杜同志领导有方。
体育竞赛是杠杆的观点
杜前同志十分重视体育竞赛工作，他认为竞赛是体育杠杆，没有竞赛，等于没有体育。他曾经从研究体育史的角度来说明竞赛的重要作用以及竞赛和训练的辩证关系，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似乎体育是先有训练，但老杜同志说：从古代体育发展情况，体育首先是有竞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先在体能和技能方面比一比，赛一赛，比输了，再回去加紧训练，以备后来再比，战胜对方，所以竞赛工作是很重要的。在杜前同志的倡导下，上海的竞赛工作在全国一直是搞得比较活跃的。以1978年为例：当时很多学校、工厂、企业、机关和农村，利用业余时间和节假日，经常开展小型多样竞赛活动。市一级举办了二十项四十二次比赛，举行了市小学生运动会，以及举行了参加全国少年比赛的十三个项目的选拔赛。还承办了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上海赛区任务，组织了十一个项目二十七起、四十场国际比赛，举办了全国乒乓赛、网球赛和八城市工人足球赛等。仅全国乒乓赛和八城市足球赛的观众就达六十六万人次。凡重要的国内、国际比赛，老杜同志一定要亲自过问，有的比赛还担任组委会主任。1983年，作为第五届全运会组织委员会副主任，积极参加筹备了第一次在首都以外的地区举行的全国性、规模宏大的、综合性的大型运动会，他把个人健康置之度外，全身心地投入，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为大会圆满的成功作出重大贡献，为各省、市举办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
关心群众生活的观点
杜前同志对广大体育干部、教练员和运动员怀有很深厚的感情，他根据党的优良传统和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十分关心干部、教练员和运动员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把体育工作搞上去。
老杜同志对干部、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住房十分关心，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的住房紧张，有的优秀运动员家中只有一间房，几代同堂。杜前同志对住房困难户和为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优秀教练员、运动员的住房总是到处呼吁，设法解决，如康平路95号的甲、乙楼就是在杜前同志直接关心下修建的，在建房时他亲自到现场视察，提出修改意见，要求设计者尽量将住房条件搞得舒适些，以适应时代的潮流。在他的关心下，上海当时就解决了数百户住房问题。有不少住房受益者，一谈到住房，就想起了老杜，感谢他的操劳之情！
凡他听说干部身患疾病，他都尽量抽空去探望，记得有一次科研所的邹大华同志因胃出血开刀，孙克衔药物过敏住院治疗，病情比较危险，他闻讯后，亲自数次赶到医院，进行安慰，劝他们好好静养，同时找医生，请他们尽一切力量为病人治疗，争取早日康复。
十多年前运动员的分配是一个大难题，有些运动员在运动场为国家作出了很大贡献，但至分配时因身带伤病，没有单位肯接受，有些身材高大的运动员被分配到公交公司当售票员，不是说售票员工作不重要，而是运动员身材又高又大，上下车很不方便。老杜同志为此到处奔走，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帮助运动员解决分配不出去、工种不好的困难。
杜前同志反复教育体委系统的干部：“我们对运动员是不能只管一阵子，要管他们一辈子，不仅要关心他们的现在，还要关心他们的将来，要全面关心他们的成长，因此在他们当运动员时除了要强化运动训练外，还要关心他们的思想健康成长和文化学习”，由于杜前同志的关心，市体育系统的干部对运动员的全面成长是很注意的。其中特别是运动员的文化学习，上海一直比较重视的。在五十年代初期，运动队刚建立时名称叫“竞技指导科”，除了训练以外，是没有文化学习的，杜前同志到上海担任体委领导后，将原名称改为“上海体育学院分院”和现在的“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总之，老杜的思想就是要使运动队逐步向学校化过渡，重视和加强运动员的文化学习。有部分优秀运动员平时在国家队集训和比赛过多，影响了正常的文化学习。对这部分运动员，老杜同志倡议在他们退役后专门开办优秀运动员两年制的大专班，帮他（她）们补文化，以解决他（她）们的后顾之忧！上海市体委的这一举措，颇受家长和社会各界的欢迎。
过去和现在，上海市在处理运动员的运动训练和文化学习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比较好的，在全国每年运动员统一高考的录取率均名列全国第一。这些成就应该说，和杜前同志关心和操劳是分不开的。杜前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是我国体育界的一大损失，但是他的精神是永存的，他的思想，他的为人，他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我们缅怀杜前同志，就是学习、继承和发扬为祖国体育事业的献身精神，完成他未完成的遗愿，在改革开放中，为我国体育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就而奋斗！
注：
金永昌：现任上海体委主任。吉 嘉：上海体总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