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前同志于1957年调到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工作，他为发展上海的体育事业兢兢业业，克尽厥职达三十七个风雨春秋。
杜前同志对革命满怀豪情，有极强的事业心。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体育事业正在初创时期，既要全面规划发展蓝图，又要对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有一套正确的指导思想和行之有效的训练准则。杜前同志非常重视群众体育。他一再强调要坚决贯彻“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才不会迷失方向。他要大家认识到：没有普及也就没有提高。在历次体工会议上对普及工作都提出具体目标和工作要求，因此，上海的课间操、工间操和人民群众喜爱的武术、游泳、球类活动和各军事体育项目等都得以广泛开展，竞游黄浦江和横渡长江的活动也经常进行，为增强人民体质和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对于竞技体育，杜前同志更是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当时，培养优秀运动员和后备力量的竞技指导科（后发展为上海体育学院运动系）和各体育场馆已拥有一批优秀苗子，杜前同志一再语重心长地谆谆叮嘱要刻苦训练，提高水平，为国争光。1959年，杜前同志率领有李富荣、庄则栋等选手参加的中国乒乓球队出访匈牙利、英国和瑞典取得全面胜利，并“威震海外”。回国后，杜前同志应邀去工厂、农村和学校作“中国乒乓球乙队横扫英伦三岛”的报告，非常鼓舞人心，广泛地宣传了体育，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豪感，激发了运动员赶超世界水平的雄心壮志。1958年，为备战第一届全运会，在市体委领导下，对田径、球类、体操、游泳、重竞技等项目，按军事化编制成立了四个训练大队，分别在江湾体育场、风雨操场、运动系和上海体育学院进行封闭式训练。当时，四个大队训练非常艰苦，经常挑灯夜战。杜前同志和运动员、教练员及体育工作干部同甘共苦。他身体力行，每天在处理好繁忙的公事以后，晚上经常深入到各大队了解训练情况、运动员住宿和伙食情况，看到问题，当场研究解决（后来才知道杜前同志当时就已患上了以后一直未治好的糖尿病）。广大运动员和教练员在经过了寒冬、酷暑的摔打、拼搏以后，在全运会上，上海代表团终于取得了金牌和总分仅次于解放军队、位列第二的良好成绩。
六十年代时，部队中推行“郭兴福教学法”强调“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进行训练。继而，1965年日本大松博文来沪，对上海女排进行大运动量的“极限训练”。在不长的时间里，女排队员的身体素质和技战术水平大幅度提高。杜前同志和党委会其他同志一起要所有运动队都坚决贯彻“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更快地向更高的目标攀登。在第二届全运会上，上海体育代表团仍保持了全国亚军的优势地位。杜前同志对教练员、运动员和工作人员极为关心。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很多运动员营养不良，杜前同志对此忧心如焚，他多次要办公室向上级反映情况，争取能多获得～点配给，以资补充；同时，党委会还决定将国防体育俱乐部在业余时间捕到的鱼，分给各基层单位，以缓解困难；在工资分配方面，当时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工资待遇很低，有的住房条件很差，杜前同志谈起这些问题时，总显得很动情，很激动，他说：“运动员青春期很短，有的还有伤，教练员日夜扑在训练场上，顾不了家庭……，我要为他们奔走呼吁，争取改善”。他一方面在班子里统一思想，一方面亲自多次去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和房管局找有关负责同志，反映问题，呼吁给予重视和解决。这样，到1963年工调时，运动员的工资终于得到了解决（运动员在编制上原来只算学生，发给津贴16元，这次改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编制，工资加到36元）；1978年，上海体育馆对面的高层楼房竣工，杜前同志积极向市府争取分给市体委二十几户房子，又得以缓解了部分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的住房困难。
平时，杜前同志的办公室里经常有体育工作者、教练员、运动员来访，杜前同志总是耐心接待和听取意见，对一些要求，只要是合理可行的，他总是尽力给予帮助。
杜前同志对人处事坚持党性原则，坚决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如文化大革命中，杜前同志受尽折磨，在恢复工作后，他能坚持原则，不计个人恩怨。如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清查工作中，有人主动交代曾多次殴打过杜前同志，当有关同志向他核实时，他说：“当我被批斗时，都低着头，所以是谁打我的，我都没有看清”。事后，他提起此事时说：“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有一点虚假。”
“文化大革命”以后，杜前同志排除各方阻力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干部路线，为受迫害的干部迅速平反恢复工作。他胸襟坦荡，为人宽厚，不计个人恩怨，宽容反对过自己而又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振兴上海体育事业。使曾遭严重破坏的上海体育事业得到较快的恢复，运动水平不断提高。
杜前同志以毕生精力贡献给了革命，贡献给了党的体育事业，他的业绩将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1993年11月
注：
尹敏：原任上海市体委副主任。卢国英：原任上海市体委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