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前同志离开了我们，我为失去一位益友而悲哀，更为失去一位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楷模而痛惜！
老杜后半辈子都为病魔所缠绕。他1959年就发现糖尿病，时年39岁。为了革命事业他始终带病工作，和严重的消耗性疾病斗争了几十年。
远在五十年代末期的一段时间里，他的糖尿病严重地恶化了，不得不住进了医院。我几次去看他，没有一次不是躺在病床上阅读文件，或在床旁小桌前正襟危坐，批改文稿，答复人民来信。不少时间又在接待机关和基层来人，听取汇报，回答请示。有件小事给我留下印象几十年不忘：两位护士跑着来问老杜要多少西瓜。老杜奇怪地瞧着她们，她们说明道：天气热，医院组织来一批西瓜。先病员，后工作人员，你要多少？“买一只，要生的”，两位姑娘显然认为他在说笑话；“生瓜没处找。”“真话，不开玩笑，你们知道我血糖尿糖高到什么程度，甜的不能吃，只能吃生的”。姑娘天真地吐了吐舌头，似真似假地说：“买两个吧，瓜瓤我们吃，瓜皮留给你”，“那敢情好。”大家包括我都一起笑了。
趁这个机会，我劝说他既住院就专心养病少管工作，他用严肃的目光望着我，使我不得不补充了一句：“不是你自己也知道吗，你的病不轻”。他眨了眨眼睛：“再长寿的人也不过那么些年，偏要闹病，不晓得这病要缩短我多少年生命。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轻，正因为病不轻，就要跟疾病抢时间，多做点工作，……你说呢？”——从这一天起，我在杜前同志的身上感受到一种为事业而鞠躬尽瘁的崇高精神。
二十多年相处，我看到的杜前正是这样：寒三九，暑三伏，训练、比赛，都能见到他亲上第一线，有一次大概由于用胰岛素过量，出现低血糖现象，在主席台上出冷汗，口语不清，四肢僵直，把大家吓得不轻。经救治，在病情缓解后他的第一句话：“会还得开下去。”
老杜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不苟言笑，仿佛除了工作以外，就没有什么私话可说，但是四届全运会以后的一次约见，让我好生奇怪。第四届全国运动会是在北京举行的，我没有去，上海代表团那回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杜前同志回上海后的第二天，手里拿着毛巾和肥皂盒，拧开我的办公室说：“我们去洗个澡好吗？”当我俩分别躺在藤椅上休息的时候，我觉得他耐不住心底的高兴，嘴角一直挂着欣喜的微笑。我一阵纳罕以后，他终于说话了：”这一回军体和三棋可立了大功了。我算了一算，军体和三棋拿的金牌就占了上海团所得金牌的百分之五十，真不容易啊！”“你说我们代表团团长同志有多高兴，三棋比赛，他简直自始至终守着，鼓劲、督战。结果上海囊括了三棋金牌，影响有多大啊！“行志同志确实高兴极了，回上海的路上我俩同一车厢，他对军体和三棋大加赞扬，说了很多很多话，有重要指示，有重要意见……”浴罢离开的时候，老杜以少有的激情握着我的手：“替我转告军体和三棋的同志们，谢谢他们。”“让我们一道努力，到五届全运会拿更好的成绩。”
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作为东道主，老杜感到压力那是自然的，加之作为上海强项的三棋和航空航海模型不列入这一届运动会比赛项目，眼看着他的脸色一天比一天更清癯难看了。
幸好在全赛程的最后，作为军事项目的赛艇没有辜负领导和群众的希望一举夺取了十块金牌，老杜再一次和我握手：“你算过没有，这回军体的金牌占百分之几？”“我确实算过了，百分之四十二。”他笑了。
以后的几年由于工作的调离，我俩很少见面，有一次忽然传来了可怕的消息，老杜心肌梗死，很危险！我赶紧到医院去探望他。当时病房里已有一位老同志在，好像是在劝慰他什么，老杜一见我就说：“老杨可以证明，我这个人从来不为个人的事情上火。说实话，我为事业的现状而生气。关于我个人，就算真的钉上十字架，也只好怨我自己，谁叫我错认了犹大和彼得。”我能证明什么呢？我离开体委已经几年了，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老杜为了事业不顾自己那是真的。我深知心肌梗死的病人不宜激动，我忙告辞出来了。
再后，1992年9月，我被确诊得了癌症等待手术，这时我知道杜前同志又一次突发心脏病也住在医院里。他住四楼，我住三楼，互相无法见面，一天，我的老伴高兴地告诉我，老杜出院了，我非常高兴，庆幸他又一次战胜了死神。谁料到，我在切除了恶瘤以后一切还好，而老杜却终于先我而去了！我怎能不为之伤心！
杜前同志，安息吧！你将作为为革命事业而鞠躬尽瘁的楷模活在大家的心里。
1994年3月
注：
杨 明：原上海市体委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