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杜前同志是在文革中熟悉的。那时，我还是运动员，杜前同志是待解放干部，“责令”其到基层去锻炼、改造。就这样杜前同志在一九六九年初被“派”到我们水球队。我们共同生活了近一年时间。“文革”终止了训练，每天都是枯燥无味的大学习、大批判，也不记得杜前同志“检查”了多少次，可就是过不了“关”。日常接触多了，我们对这位体委最大的“走资派”也就习以为常了，他和运动员一样，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他和运动员一样要轮流值日打扫房间卫生和泡开水……杜前同志打扫卫生比任何人都仔细、认真。开始，我们觉得好笑，体委主任也为我们“服务”了，久而久之，我们共同语言多了，相互间也十分融洽。我们商量杜前同志年纪大，身体又不好，打扫卫生等事就免了，他听了马上不高兴说，到运动队是来锻炼改造的，决不能照顾。三秋劳动，运动队从南京路拉练到青浦县，杜前同志也和我们运动员一样走了一个晚上，我们打心眼里佩服他。
杜前同志到水球队，又使他想起了年青时参加革命工作的情景，那时部队也是过集体生活，什么事都要自己动手……从平时的交谈中我们才知道杜前同志在中学时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当过炮兵，又领导过青年团的工作，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杜前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亲自聆听毛主席讲课，我们不厌其烦地问每个细节，仿佛又把我们带到了当时美妙境地。我们羡慕不已，这老头真不简单，从小就参加了革命，这么老资格的领导干部曾几何时又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想不通的事在文革期间是司空见惯的。按当时的论调，解放十七年来体育战线基本执行的是修正主义体育路线，搞的是修正主义、技术第一，走的是白专道路，为国争光予以全盘否定。理所当然运动训练、比赛也就完全被停止了，这对于我们这些从事运动训练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来说是最最痛苦的事了，尽管大家都明白运动成绩是靠平时训练积累的，决不象机器那样，机器转动、产品就可出来了。专项训练停止了，运动员开始发“福”了，体能下降，技术生疏。在空余时间运动员本能地到运动场去踢踢足球，打打篮排球，活动活动身体，一时间，整个运动队又显得有些生气了，不让搞专业训练，那么就自发地组织各个运动队之间的篮、排比赛，既松弛了神经，又保持了身体素质。但好景不长，自发的比赛活动又受到当局的制止，称为修正主义体育路线的回潮，真是欲罢不了，欲练不行，令人啼笑皆非。杜前，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六九年纪念毛主席发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日子快到了，杜前同志抓着这个机会向我们提出体育要为工农兵服务，你们可以到工农兵中进行体育表演，既是宣传毛主席的体育路线，接触社会，又可以通过体育比赛为人民服务。要表演好就要有所准备，要恢复体力就要搞好训练，这样是合情合理的。大家都拍手称之为好主意，名正言顺，一举两得。就这样，我们不信邪又保持训练了……杜前同志听到我们又能训练了，他非常高兴，他说运动员就是要训练，这和农民种地一样，他就不信解放以来我国在国际体坛上所取得的金牌、奖杯统统是修正主义的，这是为国争光，这是通过你们的辛勤劳动去清除“东亚病夫”的耻辱。这激动人心的讲话，温暖了教练员、运动员的心，尽管当时他还是被批斗的“走资派”，然而我们已经把他又看成是领导我们的名符其实的体委主任了。杜前同志说力量训练是最容易搞的，当年在延安抗大时，大家经常在宿舍练身体……，我们心领神会，没多久杠铃、哑铃、卧举蹬等都被“搬”到水球队宿舍，晚上大家光着膀子练得汗流浃背，不亚于正规训练课。
七一年总理下令运动队恢复了正规训练，紧接着又恢复了全国比赛。我们水球队就如猛虎归山，连续五年获得了全国冠军。七四年我国首次参加第七届亚运会，仅上海水球队就占国家水球队近半数的名额，当我们从伊朗载誉而归时，我们首先想到了杜前老主任。
1994年3月
注：
赵英华：曾任上海市体委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