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死了，却活着；有的人活着，倒是死了。人们常倾注自己的激情，深深地怀念故人，或愤懑地鞭笞恶人。杜前同志就是活在史册上和人们心中的人，他是永生的。
我们在他的属下工作过，尤其是在他处于最困难时期，同他一起学习、生活过的人，都会众口一致地赞美他的人品、人格，敬仰他的革命气节，称颂他的廉洁朴实作风。1957年，在杜前同志从北京到上海，接任市体委党委书记兼副主任，我从部队转到体委工作。他是体委的“总管家”，我是机关的普通一兵；加之我又是从事军体业务，虽在一个机关，但接触较少，也不言谈，我真正了解他，还是在“文革”那个非常时期，同他一起生活、学习了一年多。才产生了难忘的印象。回忆往事，有几件事很突出：
一件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68年深秋，他刚从“牛棚”出来，要他到群众中去“滚”。他是被派到水球队同运动员一起生活学习的。造反派组织决定，让全体运动员到青浦，参加秋收。在一天深夜10时许，杜前同志随运动员一起进行夜行军。从市中心人民广场出发，到青浦县城厢镇要步行四十多公里。行军八、九个小时，第二天六点多钟才到达。再改乘小拖轮，到了青浦县水网腹地——练塘水产大队。杜前同志是一个身患沉疴的人。他的糖尿病史已有十多年了，又有外伤。但他硬是拖着十分衰弱的病体，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达目的地后，入晚我俩同睡在一张临时搭铺的木板床上，我见他完全不能动弹了，还不时发出呻吟声。使人不由地产生同情和敬重的心情。此时，我能用什么话语向他讲清这场连自己也深感迷惘的“革命”和向他表达某种慰藉呢？我暗自思忖：一位久经战争考验与艰苦生活磨难的老战士，怎么受得了这种不该受的折磨。半个月后回到了市区，他的脸更加憔悴、灰黄和浮肿。
第二件事，不怕明争，只怕暗算。他到了水球队后，我们整天在一起，交谈的时间和内容也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谈话更加坦诚。有一次他同我促膝谈心，他讲的那是最痛苦的时期，承受的皮肉之苦，当不堪言；更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精神上的痛苦，向谁诉说呢？老战友、老领导都在受审查，他自己被“造反派”批斗，也已经有两年多，还持续多久呢？他对我说：“陈恒惕同志，最残酷、困苦的1942年山东对日寇的反扫荡，我都挺过来了。现在还能挺，可是何日才解放啊！”他又说：“文革初期，把我当修正主义者但抓不住；接着查我的历史，看我是不是叛徒，也抓不住；现在又要抓特务，更抓不到。现实不得不使我联想到抗日时期的“肃托”。什么苦都吃过，死神也临过头，我不怕，我倒有些顾虑有人要坑害我。”他的这些话，饱含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对错误路线的痛恨。我只得劝说他：“思想先放开，你的为人，你的气节，大多数群众会认清的。”我的这番话，是想以一个属下战士能给他些微小的安慰，我也相信他是一个铁铮铮的革命战士，是会战胜任何困难的。
1969年我们分别后，他的这些事一直在我脑际浮现。他是一位光明磊落、刚正不阿、淳朴和顺的优秀共产党员。我作为热爱他、敬仰他的一名战士，永远怀念着他。他是永生的。
1993年11月
注：
陈恒惕：原上海市体委国防体育处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