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相扶更识君(文/钟百新)

商河杜家 发表于2019-11-04 18:40:23

   1993年3月19日杜前同志辞世而去。我们又失去了一位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和我的老兄长。当噩耗传来时,我为之大恸,深感惋惜和悲痛。我与杜前同志是在“文革”期间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相识并有过短暂的接触。虽然短暂却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他坚定严肃却又谦和厚道。举止言谈沉稳可亲富有感染力。缅怀之际我回顾追思和寻觅着26年前的情景,恍如昨日。

    那是1967年初冬时节,寒气已逼人。长春市的“文革”形势和全国一样,武斗升级,批斗当权派成风。我当时是某个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的校长,也不例外经常被各派揪斗。在一次野蛮批斗之后,在我处于有家不能归,有校不能去,生命安危受到直接威胁的时刻,我校教师康艺文同志挺身而出,冒风险不顾个人安危,不顾政治压力竟然与住在上海的姐姐康素雯和姐夫杜前同志联系接我去上海暂避。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心里甚感不安。因为杜前同志自己正以所谓的“走资派”轮翻被批斗,我去了会给他们增加麻烦;不去,又无路可走。我便贸然来到上海。可是当我第一次见到杜前同志时,正是傍晚他刚从机关回来,见到我们热情的说“好啊,你们来了我们欢迎,安心地住下,不要客气”。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提议,让我隐姓匿名,,谎说我姓秦,让孩子叫我“秦阿姨”,但他的安危,却全然不顾。话虽然不多却充满了同情和关怀,我的心踏实了。这次他给我的印象是没有官架子,没有空话,十分亲切可敬。当他进一步了解我的身份和处境时曾多次在百忙中像亲兄长一样,语重心长地反复对我说,“要真正做到相信群众,更为重要的是相信自己。”还说“要记住毛主席的话,干部队伍中95%以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坏的是极少数和个别的。”这些观点听起来虽然很平常,但由于杜前同志的衷恳亲切,对于背井离乡的我听起来确实感到非常受益,在以后的日子里因为杜前同志是上海体育系统的最大当权派,所以我们每天都痛苦地看着他吃过早饭平平静静像没发生任何灾难一样地步行去机关接受各派的轮番批斗甚至武斗。晚上回来,他寡言少语,脸上隐含着疑惑不安和疲惫。但是他为了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忍痛强迫自己用平和的气氛与家人共餐。晚饭后他伏案写“检查”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

    不久,正当我与康艺文同志去火车站准备返长春归校时,不料被上海体委造反派跟踪盯哨,阻止我们返校并提出要审查,我们只有顺从。当我们重返杜前同志家的时候,看到的是屋里挤满造反派,房里是一片混乱,家被抄了,有的房间被封了,气氛十分紧张。但杜前同志仍然镇静自若极其耐心地回答造反派提出的问题。接着造反派审问我们一番,并检查我们衣物。虽然没有什么破绽,但是不言而明我住在这里肯定给杜前同志增加麻烦,增加隐藏当权派的罪名。尽管如此,杜前夫妇仍然一再挽留我们,担心全国尚未大联合怕有危险。多么可贵感人的品德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从1968年元旦前我与康艺文同志归来直到杜前同志离开我们整整是26个春秋。在缅怀之际我感到十分内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特别他病重期间我却没有去探望他;当年他在极大困境中冒风险,无私地保护我的生命,而我却滴水未报。每当想起这些时总感觉愧对我的兄长杜前同志。

    我听说杜前同志走得很安祥和平静,这对杜前同志是幸福的,对活着的人也是一点安慰。杜前同志虽然已驾鹤西游,但是他坚定的意志,广阔的胸怀,高贵无私的品格,稳健而成熟的思想作风永远留在我的心中。我将永远深深的怀念我的兄长杜前同志。

    1993年11月

    注:

钟百新:吉林省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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