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当晚9时许，您的老战友宋登华伯伯的夫人——高哲阿姨，撑着瘦弱的身体，突然登门。我感到意外，估计可能出了什么大事，但万万没有想到，听到的却是当天下午5点23分您与世长辞的噩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呆木了。这怎么可能呢？一个星期前我还与您通了7分钟的电话，那时您谈笑风生，精神不是很好吗，那怎么可能是最后的诀别呢？近半年来，我几乎一个月与您通一次电话，每次都知您病情稳定，向好的方向发展。我曾不断地将这些好消息，告诉您在北京关心惦念着您的老战友。今天下午，我还托人准备再给您带些您爱吃的玉米面去……，您怎么会这么匆匆地离开我们呢？然而，高阿姨不会欺骗我，宋伯伯不会欺骗我，您真的就这么匆匆地走了j我后悔春节未能再去沪看望您，再在您身边守候您几日，再聆听您的亲切教导。当您告别这个您为之努力奋斗终生的世界时，我没能在您的身旁，作为长子我终生遗憾！
爸爸、您知道吗？您走之后，有300多人为您送来了花圈、花篮、挽联，发来了唁电、唁函；有600多人风尘仆仆赶到灵堂，与您的遗体告别。他们中有党政领导同志，有普通的干部；有体育界、教育界和其他方面的专家、学者、老运动员、教练、老师，他们来自北京，来自山东，来自上海，还有来自日本、美国和台湾省的朋友。
看着这些花圈，握着为您送行的600多双温暖的手，我被冻结的心复生了，我为是您的儿子感到自豪。您生前对我的关怀、培养、教育，又一幕幕重现眼前；您的谆谆教诲，又一句句响在耳边……
1937年，我出生的第二年“7-7”事变爆发。在那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您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毅然离家，历尽艰险，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抗大毕业后，1938年您回到山东，带领广大青年，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中去。由于战争，您与家庭断绝了一切联系，13年杳无音信。我的童年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渡过的，我渴望上学，但由于家庭贫困，必须整天到田地里挖野菜、砍草喂牛，长到十多岁时还未能如愿。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我才随祖父到济南见到阔别13年的您。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您见到我们时的兴奋情景：您紧紧地搂着我，亲切地安慰我委屈的心，告诉我，您是为了革命，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才离开家的。我至今还记得，您把我送进学校后，常常以亲身体会，教育我好好学习，告诉我没有文化不行，一定要掌握知识，学好本领，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您的鼓励教育下，我如饥似渴地学习，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把小学六年的课程全部学完了。
记得1953年我小学毕业时，组织上派您随胡耀邦同志为首的中国青年代表团，赴罗马尼亚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随后又去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进行友好访问。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300多人)，最重要的一次青年代表团出访社会主义各国，对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有重要意义。临行前，您专门找我谈话，鼓励我好好参加中学考试，不要慌，发挥自己最好水平。我听了您的话，当您回来时，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济南第三中学。因为当时您是供给制，只领取津贴费，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给我一等助学金每月8元。当时正处于建国初期，一部分来自农村学生，生活相当困难，我想起您日常对我的教导，对这些来自农村的贫苦同学，深感同情，觉得自己的情况比他们还是要好些就主动放弃了学校对我的这种照顾，而将它让给了更困难的三个同学。您得知这种情况，非常高兴，说我做得对，还表扬说这是“先人后己的好行为”。其实，这不都是您平时对我谆谆教导的结果吗？
1956年我初中毕业考高中时，您恰好又与章泽同志一起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埃及、苏丹、叙利亚、黎巴嫩等亚非四国。这是埃及政府正式承认我国以后，受埃及官方组织邀请到阿拉伯国家访问的第一个中国代表团，中央对此极为重视。我以您为榜样，抓紧时间，认真复习。认真参加考试。待您8月底归来时，我已经顺利地考入了山东师范学院附中（今山东师范大学附中）。
1959年我考上了上海的同济大学，成为一名大学生。1964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工作的前夕，您参加了我们班的家长会。会上，针对部分同学留恋上海和大城市，不愿到边远地区的思想，您第一个讲了话，号召青年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您当时举例说：“一栋房子，是由砖头、沙石、梁、柱等建造起来的，究竟哪部分重要，哪部分不重要呢？我看缺了哪_样也不行。”您还当场带头表示让我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准备经受长期锻炼与考验。您的讲话，使同学们受到鼓舞和教育，对班里毕业分配工作的顺利进行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在您的教育下，我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受到组织的表扬。从走上工作的岗位的第一天起，我就牢记您的教导，努力工作，多做贡献，至今已经整整30个春秋过去了，我仍然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为祖国的航空工业建设服务。
爸爸，您是一个廉洁奉公的人，从不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关系，为自己和子女谋取私利。记得1950年我刚到济南时，团省委机要秘书曾向您建议写个报告，按您当时资历、职务，按当时供给制的政策，我的生活费国家是可以负担的。您却说自己有能力抚养一个孩子的生活，国家也有困难，就不要再增加国家的负担了。我在同济大学时，校长王涛以及侯东升、刘金鼎副书记都是您在山东抗战时期的战友，我读了五年书他们竟然不知道。“文革”后期，侯东升伯伯见到妹妹玲玲，玲玲说：“我哥哥在同济毕业”。侯伯伯大吃一惊地说：“我怎么不知道你哥哥在同济呀！你爸爸真会保密，他儿子在我这里上学，他一句口风也没透露给我们”！后来，玲玲跟您说及此事，您淡淡地一笑说：“告诉他们干什么？我不希望因为我而对我儿子格外照顾”。爸爸，您教育我们，政治上要高标准，生活上要低标准，要保持劳动人民艰苦朴素的本色，从不允许我乱花钱。您教育我们这样做，您自己也是这样做的。解放进城以后，您劳动人民的本色没有变。直到您临终前，家里所有的家俱陈设基本上都是50年代机关配给的。你爱惜粮食，从不浪费，您有糖尿病，要控制饮食，所以只能吃半只馒头，在机关食堂吃剩下的半个馒头你舍不得丢，总带回家让家人吃掉，从中却体现了您保持的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您的这些思想，不断灌输给我，影响着我。您1953年围过的围巾给了我，我一直围到1959年；您1959年围过的围巾又给了我，我围着它度过北方十几个秋冬，至今还留着，您1965年给我的短袖衫，我现在还在穿，它已成了我的“传家宝”；您在院子里那块空地上，每年都种些丝瓜、南瓜、茄子等蔬菜，近几年您体力不支，就让我利用回家的机会帮您把地翻好，把菜种上，平时您浇水、施肥……您这些精神，我将永记不忘。爸爸，您经常教育我们，自己的路要自己走，自己的历史要自己写，不能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要学老实人，做老实事，不要学那些滑头。这些话我都牢牢地记在心中。这些年来，我踏踏实实地，走着自己的路，在社会上歪风邪气四溢的时候，我能洁身自好。
在我上学及工作以后，还经常向您汇报我的工作及学习情况，也不断得到您的亲切教诲。1965年我随单位同志们赴贵州从事三线建设工作。当我汇报到当时的艰苦工作环境及我服从组织分配的态度时，您于11月7日及时给我回信，予以鼓励。其中写到：“知你那里工作和学习比在学校里还紧张。革命工作就应当是紧张的，这正说明革命事业需要我们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您信中又说：“你对工作的态度是正确的，工作分配是根据工作需要，革命需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像王杰同志那样，‘一心为革命’，‘一切为革命’。把自己当棋中的‘小兵’，党把自己摆在任何地方，都能和同志们一道去吃掉敌人的‘车，马，士’。”
这封信已成为对我及我的后代教育意义很深远的珍品，我要永存不忘。
爸爸，您作风正派，为人正直；您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的一生，您整个一生的全部心血，都倾注给了党的事业。
您把整个青春献给了我国青年运动，您的功绩已经载入青运史册。
在体育战线上，您对推动上海及华东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得到了国家体委颁发的对体育发展有突出贡献的最高荣誉奖章。您主持上海体委工作三十多年，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的体育队伍，带出了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郑敏之、朱建华一大批超世界水平的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您主持建造了万体馆、游泳馆等大型体育馆、场，并设置了现代化的体育设施，您呕心沥血的辛勤劳动，换来了今天上海及我们国家体育事业的大发展。您象一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即使退居二线和离休以后，您仍将余热献给您心爱的体育事业。你领导了上海钓鱼协会，元老网球队，还有气功科学研究会，又都作出了突出成绩。你从不居功，常是将荣誉、名利让给别人。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你的功绩永不可没。
爸爸，您有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十年浩劫中，你遭到残酷迫害。1967年底，我出差到上海，适逢“抄家”，你被打得鼻青脸肿，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你经受了数百次的批斗，但在原则问题上没有让步，您硬是挺过来了！你顶住险风恶浪，坚持实事求是。江河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我的心目中，您是一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你从不抱怨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的人并能和这些同志坦诚相见，团结合作，同创事业，有的竟成为好朋友。你这种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宽诚待人的品质深受同志尊敬和爱戴。
爸爸，您是生命不息，工作不止，闲不住的人。您在住院病重期间，还天天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政治稳定、国家经济腾飞发展。您临终前一天，还在讨论东亚地区钓鱼比赛事宜，关心着第七届全运会，盼望着2000年奥运会。可以想像，当您看到一个月后上海东亚运动会的成绩，七届全运会创世界纪录的消息，您会多高兴！
爸爸，您也常与我们讲起，在延安抗大学习时，毛主席曾在您的日记本上，题写了“努力奋斗”四个大字。实践证明，您确实铭记毛主席的教导，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中国的青年运动和体育运动事业努力奋斗至生命最后一息。爸爸，你是我心中的丰碑。
1993年12月5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