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是位好爸爸，人们常说慈母严父，然而在我的记忆里，爸爸却从来没有严厉的一面。爸爸对我始终是慈祥的，谁说只有严父才是好父亲呢？
爸爸是普通的，平凡的，而且略带农家味的。我从小就和爸爸特别亲，刚懂事的时候，爸爸工作忙，很少有时间去商店，偶尔去一次，总是带上我，还会给我买一件我喜欢的东西。我的第一件红色的大衣，第一双红皮鞋以及当时不多的几样玩具都是爸爸给买的。小时候最爱向爸爸撒娇，常与爸爸一起玩大娃娃小娃娃的游戏。游戏很简单，是爸爸发明的。爸爸叫我当小娃娃，称自已是大娃娃，小娃娃先躲在椅子后面，大娃娃闭上眼猜小娃娃会从椅子的哪一头冒出来。时至今日，当时爸爸和我开心大笑的情形如同就在眼前。儿时的我总爱缠着爸爸讲故事。记得最深的故事就是“兔子与乌龟赛跑”。听爸爸说这个故事还是他少年时听老师讲的，大意是：兔子与乌龟决定赛跑，兔子自以为胜者非已莫属，便笃悠悠地在中途睡上一觉，没想到乌龟“笨鸟先飞”后来居上，反败为胜。这个故事不知听爸爸讲了多少遍，我居然也能模仿爸爸的山东腔听了上句接下句了。爸爸对这个故事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钟爱，我成年后又曾多次听爸爸提到这个老掉牙的故事，或许爸爸认为在这个故事中寄寓了某种哲理吧！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依仗所谓天份吃饭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而脚踏实地，顽强奋斗，一步一个脚印开创生活的人才是最后的胜利者。我自慰的是，我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我是学着“乌龟”赛跑的。
爸爸刚开始患糖尿病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那时家中并不富裕，还要接济叔叔和其他亲戚。许多东西都得凭票供应，为了保证爸爸的营养，他是单独吃早饭的。记得那时爸爸总让我坐在他旁边，一起分享他的病号食物。每天早上，爸爸都带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一面吃早点，一面收听中央台的新闻和上海报纸摘要节目，有时候爸爸还会向我解释几句广播的内容，当时的许多大事都是与爸爸一起吃早饭时听到的，如中苏论战，古巴危机等。那时我才五、六岁。对这些重大事件虽不能理解，但我却熟知国内外的许多地名，这些都是在和爸爸边吃早饭边听新闻时，不知不觉记住的。除了早上的新闻节目，爸爸还精读当天的报纸，晚上8点的联播节目也是他每天必听的。这些习惯一直延续到爸爸去世。现在想起来与其说听新闻和看报纸是爸爸的习惯，倒不如说是他自己一种最美好的享受。在生命最后的一年多中，爸爸双目近乎失明，报纸和广播更成了他每天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粮食，读报只不过请别人代劳，自己的耳朵取代了眼睛而已。收听广播的内容也不仅仅是新闻节目，而是更加广泛包括戏曲、相声、评书故事等等。几乎遍及电台所有的栏目，在那些日子里，爸爸每天生活在昏暗之中，又倍受疾病折磨，无法过正常人的日子，连他一向视为享受的看报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见到此情此景，我心中的凄苦真是无法自已。我真愿替他承受一切痛苦，让他恢复像以前的他，享受他的快活和乐趣。
我上小学时，学校每年都组织春游，学生们要自备午餐，我当时总爱向爸爸讨春游费，因为爸爸“慷慨”妈妈“小器”，每逢这时，爸爸都会来一番忆苦思甜，“你们去春游还得买上好吃的带着，我上小学时整天吃窝头、咸菜，吃馍馍已经是过年了。”不过忆苦归忆苦，钱照例会给的，他每次掏二元钱给我，在当时，一个鸡蛋面包才一毛四分，一块素鸡才5分钱，二元钱对我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不知为什么，爸爸当时对我就是“狠”不下心，“严”不起来。一晃快30年了，二元钱也早已不再是一个天文数字，可爸爸当时语重心长的话语却一直没有忘记，它培养了我“尚俭”的习惯，不浪费，更不奢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灾难开始，平时话就不多的爸爸更加沉默寡言了，他从不与我提及有关“运动”的事，每天一回家就与妈妈关在房内密谈，我常常从门缝窥视，总见妈妈在低头写着什么，而爸爸则一根烟接一根烟不停地吸，整个屋子就像罩上了一层淡淡的雾。当时的上海香烟奇缺，记得我每隔几天就必须到余庆路上的小杂货店排队为爸爸买烟，有时店门没开就得顶着寒风去“占位子”，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爸爸工资停发，只有40元生活费时，家中经济很拮据，又因杂货店货源有限，给爸爸买的最多的是一种只有一毛三分一包的“勇士”牌香烟，后来爸爸“隔离审查”每次送去的也是“勇士”牌，若干年后爸爸曾对我说“当年多亏了“勇士”牌香烟，要不然我写不出那么多“检查交代”来。
“文革”后期，家里决定让我去山东念书，爸爸亲自送我北上，那时的火车不仅经常误点，而且又脏又乱，连过道中都挤满了人。爸爸坐了20来个小时的“硬席”，双腿都坐肿了。由于列车严重超载，开水供应不上，身患糖尿病的爸爸只能强忍着干渴。车到济南，爸爸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到处找水喝。全是为了我，他才经受这么大痛苦！事隔20余年，当时的情形仍历历在目。记得爸爸对我说“你是山东姑娘，今天是送你回老家，以后我们全家都要回山东的”。打倒了“四人帮”，全家回山东一事也就暂且不提，但爸爸对山东的特殊感情我却是难忘的。
1986年底，我随丈夫来美留学，爸爸觉得女孩子国外没有地位，容易受骗上当，当时在他眼里，美国毕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但是他一直支持我。细想起来，从我懂事到长大成人，凡是我决定做的事，爸爸从没说过不准，凡是向爸爸要求的事爸爸也从未讲过不行——当然，我的决定和要求都不是出格的。即使与爸爸意见不一致，爸爸也会给我最大的自由，让我自己做出选择，这里包含着爸爸的多少宽容、体谅和理解啊！我祖母生前常爱说“你爸爸就是宠你”。让人自慰的是我从没让爸爸感到难堪，也从没给爸爸丢脸，可见被宠的孩子不一定会被宠坏的。我与爸爸之间分明有着一种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相通和默契，这可能是心灵的感应吧！
来美后第一次回家是1992年4月——这是我离家近5年半后第一次回来，到家放下行李后，便匆匆赶到医院探望病危中的爸爸。第一眼见到爸爸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爸爸显得那样衰老、憔悴，面色苍白，浑身虚肿，本来就瘦小的他，更显得清瘦如柴了，……五年多不见，爸爸已是神靡形走，判若两人了。我拥住爸爸的双肩，泪眼模糊，真想放声大哭一场。事后听妈妈说，爸爸想我快把眼睛想穿，我到家的前一晚爸爸几次催妈妈早点回家去机场接我，还特别嘱咐一定要我睡完觉后再去医院，爸爸是担心我因时差反应而伤了身体啊！多年不见爸爸，觉得他变得爱唠叨了，可能是因为病久了的缘故吧，同样一件事，有时爸爸反复说上好几遍，就连爸爸自己也打趣地说“老头儿爱叨叨”。爸爸当时唠叨最多的是有关我在上海的活动，爸爸觉得我难得回家一次，不愿让我整日呆在医院陪他，他要我多出去访友，逛街、吃饭、散心。爸爸曾对妈妈说“玲玲这几年在外面小容易，回家应该好好休息”每天去医院，爸爸都会反复唠叨着催我出去“活动活动”，每次“活动”回来，爸爸又会唠叨着问东问西，如到了哪里，看了哪些人，在哪儿吃的饭，点了什么菜等等。有时一件事情爸爸会问了又问，听了再听，其实我心中何偿不明白，爸爸是要让我高兴，我回家呆得开心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满足了。当时爸爸刚刚脱离危险期，一切都需要人照顾，可我从未听他说过要我“多陪一会儿”或“再呆几分钟”。爸爸从来都是为我着想，却不考虑他自己。爸爸有一个旧的发了硬的绿色塑料小包，一天，爸爸郑重其事的要我帮他从包中找出一个信封，然后将信封递给我说“这里面是300元钱，是我从工资中省下的，不管怎么说是我的心意，你一定得收下……”我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300元人民币在某些人眼中也许不算什么，可爸爸所给我的，又何止能用物质的价值来衡量呢。 1992年那次回家，一共陪了爸爸6个星期，也是我最后与爸爸在一起的6个星期，爸爸当时双目已近失明，严重的心衰使爸爸无法平卧，频繁的心绞痛使爸爸整夜难以入睡，然而爸爸却把一切病痛都深藏在心底，宁肯自己默默忍受，也从未在我面前流露过一丝抱怨，吐诉过一句痛苦！爸爸是怕我为他操心，为他担惊受怕啊！回想“文革”期间，爸爸遭打骂批斗，罚跪游街受尽了折磨，可他从未在我们子女面前提过一句，即使“文革”过后平反昭雪，也未听见他抱怨过谁，他一向是把痛苦和委屈留给自己的。从性格上来说，爸爸是相当内向的，但更是执韧坚强的。爸爸去世后，我才更加理解到爸爸的修养；他有一种自律、忍耐、宽厚、克制以及体谅他人的胸怀。爸爸生前常说“不想给人添麻烦”，为人服务，不要求别人为己，看来是爸爸做人的准则了。
爸爸患糖尿病几十年，忌口的东西多，能吃的东西少，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烹调技术好坏事关重要，但家里无论谁给爸爸做饭菜，也不管合口不合口，爸爸都一律接受，从不挑选。爸爸说：“我自己不动手有东西就是福气，做饭的人已经很辛苦，即使做的不合口也不该说……，不想再给别人添麻烦”。凡是在我家做过佣人的，都说他好伺侯。爸爸的性格与为人在此又见一斑。
爸爸的晚年是比较寂寞的，我来美后的第二年，弟弟也赴澳大利亚留学，哥哥一家远在北京，家中就剩父母亲两位老人。弟弟1989年回国探亲时，爸爸已经得过一次心梗了，弟弟走的当天，爸爸一人在卧室躺着，不愿见客，连门也没有出，可想而知爸爸当时的心情，但爸爸从未讲过一句阻拦弟弟的话。1992年病危之后，爸爸的健康更是每况日下，双目几乎失明，不仅起居饮食几乎所有的一切全靠妈妈照顾，当时陪伴爸爸的，除了氧气和轮椅之外，就是爸爸的半导体收音机了。听朋友说每次去看爸爸时都见爸爸默默地坐在收音机前听着什么，其寂寞之情可想而知了。爸爸的晚年本来是应由儿女奉侍，尽享天伦之乐的，然而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却未享到他应该得到的福份。自从来美后直至爸爸去世，我每次往家打电话爸爸从不提及自己，却再三关照“要把你们的事办好”。难道爸爸不想我们，不盼我们，不希望我们在他身边吗？爸爸是不愿连累我们呀j爸爸为我们付出了又付出，牺牲了又牺牲，待我们恩重如山，而我身为爸爸的女儿，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却不在他身边，连他天经地义的应该享受的儿女之孝都没给他，作为他的女儿我将疚愧一辈子！我当年为什么着了迷般的选择出国这条路呢？倘若有子女陪伴，爸爸也许不会走得这么快吧？记得去年5月26日我返美当天，连迈步都相当困难的爸爸坚持送我到病房门口，并再三嘱咐我到美后立即打电话回来。不知为什么，当时心中竟有隐隐不祥之感，今年3月初，我订好3月26日的回国机票准备再次回家看望爸爸，没料到爸爸竟在19日撒手人寰。我和爸爸一向喜欢用“杜爸爸”“杜玲玲”相称，如今再也听不到爸爸亲昵地呼唤我了！十个月前的一别成了永诀！
爸爸一生多姿多彩，从16岁起，就献身于他所热爱的事业，先搞青年运动，后又从事体育工作，记得去年最后与爸爸在一起时，爸爸曾说过“我这辈子做了我应该做的事”。从这点上说，爸爸走的时候心里一定是坦坦然然了。
我和爸爸生于两个时代，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也不尽相同。我不敢妄谈爸爸的理想和评价爸爸的功过，我能写的只是我与爸爸之间的“凡人琐事”，希望以此来寄托对爸爸的哀思与怀念。人生道路漫长曲折，只有更坚强，更勇敢、更乐观地生活下去才是对爸爸最好的纪念，也最能符合爸爸的意愿。每当风暴、挫折来临，每当我犹豫徘徊，爸爸将永远是我心中的支柱，无尽的力量！
亲爱的爸爸，我所讲的，你都听见了吗？
1993年11月美国•新墨西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