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走了，匆忙得连句话也没留下，听妈妈说临终的那天精神特别好，可谁曾想到死神又是这么地不近人意，残酷无情地在我们与他之间永远地划了个休止符。使远隔重洋的我们连跟他道声再见的机会也失去了。在爸爸刚去世的那段日子，我一直在想，如果爸爸在晚年能够享受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是否还会走得这么早呢？我印象中爸爸极少落泪，而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眼中含着泪花竟是在上海虹桥机场送我飞返悉尼挥手告别时，那刻骨铭心的一幕，又怎能不使我泪如泉涌呢？那泪水正是对我倾注的期望，这也是东方文化中伟大父爱与母爱的体现，因为其中蕴藏着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谁又能想到，这就是我与爸爸最后的诀别。此时此刻，我又是多么想再能够跟我亲爱的爸爸说上一句“爸爸，我回来看你来了”。再听他叫我一声乳名“毛毛”。听妈妈说“杜毛毛”是我在户口本上的第一个名字，当时爸爸说毛毛这名字叫起来又好听又亲昵，所以在家里爸爸、妈妈、哥、姐姐都叫我这一乳名，而我也对这名字怀有特别的感情，我在澳洲创办的第一家公司就是以杜毛毛这三个字的英文缩写来命名的，也算是对爸爸的缅怀。
爸爸的一生，从16岁投奔延安，抗日救国到“文革”时期饱尝摧残，从建国初期的风华正茂到离休后的与病魔抗争，时时刻刻都表现出坚定的信念，坚韧的意志。爸爸为人处世坦诚随合，乐于近人，乐于助人，春风得意时从不骄横跋扈，身临逆境时从不自我消沉，这也是为什么在其身后有600多朋友为其告别和能得到如此之多赞誉的缘故吧！从我朦胧记忆起，就一直感到爸爸很慈祥，待人和气，从不发脾气。记得我和姐姐小时候最快乐的时刻就是爸爸下班。每逢看到爸爸的汽车就会手舞足蹈起来，因为爸爸经常会从皮包中取出糖果、糕点或其他好玩的东西来给我们，所以每到那个时候，我和姐姐都会争着替爸爸拿那个当时看来巨大无比的公文包。另外一件高兴的事就是坐在爸爸腿上让他抱着我玩“蹦嚓嚓”，爸爸也喜欢这么逗我玩。我出生在60年代初严重自然灾害时期，所以严重先天不足，从小体弱多病，爸爸为此没少费心思，对我特别的关心。听妈妈说，当她为我这小“癞猫”发愁的时候，爸爸就充满信心的说：“不怕先天不足，只要后天有余”。也正是因为“后天有余”，十多年后的我成了一名体育学院的学生。“文革”开始使我那段短暂的愉快童年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就是那段人类文明史上极黑暗及荒谬的日子。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爸爸回来后在楼下喊妈妈，我与姐姐跟妈妈奔下楼一看，只见爸爸右眼处隆起了一个馒头大的肿块，青里透紫，脸上还有血迹，我吓得几乎站不住，只觉得浑身发汗，妈妈与姐姐扶爸爸上楼，我当时还未完全懂事，问爸爸：“爸爸，你怎么啦？”当时爸爸回答说：“爸爸走路不小心撞在电线杆子上了’。我问他：“痛吗？”爸爸笑着说：“勇敢的人不怕痛，爸爸勇敢”。“爸爸勇敢”这句话我至今记忆忧新。所以，从小我就一直认为爸爸是个很了不起的人，随着“文革”的加剧，随之而来的就是抄家、扫地出门、隔离审查，五•七干校，我与爸爸的接触也越来越少了。我们的家庭再也没有以往的欢乐气氛了，而全中国又有多少个家庭与我们一样在那场对人类文明大肆玷污的文革中失去欢乐的呢？在粉碎“四人帮”复出工作后，爸爸对“文革”中曾经参与迫害过他的人表现出极大的宽容。记得他当时曾是这么说的：“这么多人卷进去，但并不都是坏人，世界上好人总比坏人多”。
爸爸是我们的一家之长，但从不把他自己的意愿强加给我们。相反，是充分尊重儿女们在升学、择偶、选择职业等方面的自己的选择。也许是家庭的缘故，我自小喜欢体育，不但自己生性好动，反应灵捷，而且对体育知识及新闻也极有兴趣，尤其是那些著名运动员的名字，几乎是过目不忘，什么项目，成绩多少更是倒背如流。真正引我走上体育这条道路的是当时徐汇少体校的田径教练曹指导，并使我有机会参加了上海市少儿运动会田径赛。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参加的是200米比赛，爸爸为此还特意为我买了一双白球鞋，一套运动服作为鼓励，这也是爸爸第一次自己亲自为我买衣服。比赛那天爸爸和妈妈还特地到虹口体育场看我比赛，那也是爸爸唯一地一次看我比赛，遗憾的是我在预赛中就被淘汰了，但我仍很高兴，因为爸爸妈妈的临阵助威足使我在小伙伴们面前骄傲一番了。但是从此以后，我对田径不感兴趣了，我觉得我生逢三年困难时期，先天不足，不太适合竞技体育，于是摆弄围棋、桥牌，甚至乐器，后又爱上了篮球。爸爸对我易变的兴趣爱好从未干涉。他认为少年时期兴趣广泛不是件坏事，这对我们这个较传统的家庭来说不失为高明之举。而到了高中毕业是否报考体育学院，我当时很犹豫，因为直接关系到今后的职业选择。爸爸的心愿我很明白，当然是希望“子承父业”。但他仍说由我自己选择，所以，我想后来他对我考取体院还是很欣慰的。也正是因为爸爸充分尊重儿女们的意志，所以我们在学习工作中也很努力，即使有什么矛盾与困难也从不麻烦他，使爸爸能放心、满意。记得有一年我被评为，三好学生”，这是我进大学后一直努力的目标，同时又被选为团委委员。那年正值在上海开五届全运会，爸爸在国家体委的老朋友们云集上海，有一个星期天，爸爸在家宴请李梦华，陈先等老朋友。特意将我叫到他们面前介绍说：“这是我儿子，在上海体院学习，今年被评为三好学生，还当上了团委委员，我希望他将来能子承父业”。我很长时间没见他那么高兴过，心里也觉得特别欣喜。爸爸同时也是个很严格的人，他时常告诫我们要自强、自律、走自己的路。爸爸在上海体育界享有一定的声望，可他却从未为子女们谋求捷径，相反对我们的要求比别人更严，这也是为什么在毕业分配的问题上违背了我希望进体委的意愿的原因，因为我不仅不愿被人误认为是靠爸爸的关系，而且，也不愿意真在爸爸手下工作，总想避免被人说三道四。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想法实在是很大的错误，尤其是在国外充满自由竞争的国家生活，最忌的就是自缚手脚了，自已有才干就要找机会去显示，有需求就要不留情面地索取。如果说爸爸对我当时选择有些失望的话，那么我到上海交大体育系工作后也应该对他是有所宽慰。在上海交大4年工作期间，我也算充分地得到锻炼。在体育系领导及老教师的帮助下，高教局体卫处的支持下，也能独自担当承办每年一度的上海大学生篮球联赛的任务，结识了许多高校体育界的新朋友，也渡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同时，在上海的篮球裁判界也结识了许多老前辈及年青朋友，并积极参与他们的活动，在裁判水平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记得在我临来澳洲的前一年，在全市青年篮球裁判理论会考中取得了第二名，我相信如果我现在仍在国内的话，胸前一定能佩上国家级裁判的胸徽了。而所有这些长进，最为我高兴的自然是爸爸，记得有一天晚上爸爸突然对我说：“今天晚上在一个宴会上我见到了国际裁判王锦明先生，他跟我提到你，他说你为人谦虚，好学上进，在篮球裁判方面是很有希望的，我很高兴”。看得出，爸爸的确很高兴，他认为他儿子为他脸上增了光。爸爸的思想很新，对新生事物总是以接受的态度，并时常支持我们敢于求新，敢于探索。我曾有许多志趣相投的朋友周末常来我们家聊天，不乏有许多新见解、新主张的话题，爸爸有空就会常到我们中间坐坐，有时也发表一些他个人的见解。但从不以长辈的身份对自己认为不妥的见解妄加指责，这样，也赢得了我的朋友们的尊敬。爸爸去世后，当时的那些朋友都分别从海外致电给我妈妈或我，对我爸爸的去世表示哀悼。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一所澳洲学校的报名单，在我姐姐的资助下，本想“投石探井”。但没想到签证很快下来了，那时妈妈正患肝炎住院，爸爸却说：“既然有闯世界的志向就得敢闯，迈出第一步就是进步”。就这样爸爸失去了他最后可享受晚年天伦之乐的机会，与妈妈二人过着膝下无子女照应的清淡寂寞的生活。当他连所钟爱的网球及修身养性的钓鱼都不能进行的时候，唯一的运动就是与妈妈一起散步及照顾他精心培植的“菜园子”。而所期望的却是子女们自立、成长、成材。来澳近6年，我做过清洁工、洗碗工，到一家美国大餐馆做正餐厨师，并取得了澳洲正式厨师资格证书。每当遇到困难挫折时，爸爸的音容笑貌就会在眼前浮现，激励我更加努力。
爸爸的身体每况愈下，继折磨他几十年的糖尿病后，又患心肌梗塞，而且双目近于失明。一住院就是两年多，病魔折磨得他痛苦不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爸爸仍要求妈妈不要太多地告诉子女们他的病情，怕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学习，担心我们驾车分神出事故，每想至此，怎能不使我们泪流沾襟呢！也许是爸爸坚定的求生信念，病情在1992年的8月有了奇迹般的好转，并返家休养了。爸爸在电话中很自信地对我说，在妈妈的精心护理下，会一天天地好起来，并让我们放心。之后每次通话我总觉得他精神很好，语气充满着愉快及自信。2月24日，是我最后一次与爸爸通话，那是祝贺他72岁的生日，他高兴地告诉我他的心功能恢复很好，连医生都觉得吃惊，我当时别说有多么高兴了，相信会有奇迹出现的。可谁又曾想到就在20多天之后，爸爸心脏病突发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我得知爸爸去世噩耗的第二天，我和我妻子宋琦，备了三柱香，买了瓶淡淡的清酒，驱车来到悉尼著名的邦的海滩，遥望星空为爸爸送行。亲爱的爸爸，你不仅给予我生命，还给了我健壮的身躯来承受艰难困苦；你造就了我善良的心灵，我会象你一样光明坦荡；你给了我宽阔的胸怀，我会象你一样广交四海友人；把你给予我的爱积聚成一股无比的力量，勇敢踏实地迈向未来！
我亲爱的爸爸永垂不朽
1993年11月于悉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