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夫——杜前同志与世长辞了，每当我回想起我学生时代及参加工作后几十年来他对我的抚育、关怀，以及他那和蔼可亲的笑容，平易近人的举止，总是抑止不住热泪盈眶，仿佛他还活着。在我成长的每一关键时期，他对我的谆谆教诲，时常一幕幕呈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永远不能忘怀。
我12岁那年，在山东农村小学毕业了，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渴望继续读书。由于我家庭成份关系，成为我升学的最大障碍，我家庭生活困难，也无力供我读书。在这“关口”上，村上的党支部书记派他弟弟到济南找当时在团市委工作的姐姐康素雯，对姐姐说：“你妹妹学习很好，你们家庭成份不好，在农村很难考取中学，要想念中学，必须离开农村。”为了我的前途，姐姐果断地决定；要我去济南考中学。就这样，我报考了济南五中，这个学校当时是13名考生中录取一名，竞争如此激烈，我考取了，有些人认为这比中状元还难。我认为，这是姐姐的英明，她拯救了我。我又想：对同一个人，为什么城市和农村会有这么大的差别，还是城市政策好，没把我另眼看待。
读到初中二年级时，姐姐与杜前同志结了婚，姐姐要离开济南调上海工作，与姐姐分别，我难过极了，只觉得一人在外，没了靠山，甚至不想再读书了。当时姐夫提出让我转学与他们在一起。由于我不敢离开已熟悉的学校和可爱的同学，我仍留在济南五中。后来姐姐也上了大学关照我也少了。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姐夫给我写信，关心我的学习和进步，每月给我寄生活费。记得有一次姐夫从上海去北京途经济南，还特意到学校看我，当他从刘日力校长那里知道我是三好学生时，他高兴地哈哈笑，勉励我不要骄傲，继续努力；我喜欢体育运动，他又鼓励和支持我参加国防体育训练。读初中时，我选择了摩托车运动，以致后来还成了大学学校摩托车队的教练员，这对我一生的身心有极大益处。每逢假期，姐夫总是写信让我去他们那里渡假，还带我和他们一起去游览北京名胜古迹、观赏上海大城市的繁华景象……，记得我还写了一篇《旅游上海豫园》的作文，表达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得到语文老师好评。这些不仅使我深受教育而且增长了许多知识。和他们在一起，我切实地体会到了党的温暖。这一时期我心情非常舒畅，初中毕业后，顺利地考取了本校高中。
1959年我高中毕业了，在报考大学的志愿表上填写了我喜爱的专业，由于我当时的单纯和过于自信，忽视了我家庭出身这一不利因素，所报考的均属国家保密专业，事后才知这类专业政治条件要求特高，出身不好的人，极难录取。我高考落榜了。这对我是个极大的打击，觉得对不起姐姐、姐夫对我的培养，而内心又非常不服气，觉得自己出身不好，什么时候也得不到公平。思考再三：决定去边疆，一走了之，再也不考大学了。就在我思想苦闷，情绪沮丧的时候，姐夫十分耐心地开导我：“你没有考取大学，我看不是考试成绩问题，是因为你填的志愿不合适，根据你的条件，明年报个一般专业再继续考吧！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要有信心，到上海来复习功课吧！”听了这些话我思想开了窍，重新唤起了我心中的希望。第二年，我填写志愿时，他再三叮嘱我，要选择最普通的专业，当我考取了华东化工学院塑料专业的时候，姐姐、姐夫那般喜悦至今我还记着’。再次证实了姐夫说的是多么正确。也看出，在大城市党的政策执行的更好。
我读大学仍旧由姐姐、姐夫供养，他们是多么不容易啊！各自还肩负着抚养父母、家庭的重担，我敬佩他们无私风尚和宽阔的胸怀。每逢星期日我都回到他们家，经常与姐夫谈思想及学习生活趣事，回回都得到他的帮助和教导，有了前进的动力，我也努力上进，大学一年级时入了团。当时，大学执行党的政策也很好。
1965年，大学生活结束了，我分配到长春工作，姐夫鼓励、支持我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说服从组织分配是一种美德，还说我已具备了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应该把学的知识奉献给国家和人民。临行前，姐夫亲自为我买了个大皮箱，高兴地说：“我们该陪送姑娘出嫁了”。这里既包含了姐夫多年来的辛勤培育，更有姐夫对我前程的期望。1966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姐夫是一位领导干部，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和轮翻批斗。当时长春也发生武斗，使我无法生活，又担心姐夫的处境，便回到上海，看到他被斗的情景，非常难过和不平，我能帮他做的事就是每天抄写造反派要他交的检查材料，在那混乱的社会环境中，姐夫忍受着极大痛苦，但他竟然无任何怨言，总是说：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表现出一位无限忠于党的事业的老干部的坦荡胸怀。
在我参加工作后的近卅年中，每年都有机会去上海看望他，很乐意与他交谈国内外新闻奇观、工作与生活感受，他仍然那样关心我的进步，打倒“四人帮”后，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我入了党，随之又晋升了高级职称，他非常满意，因为我的成长进步都凝聚了他的心血，都倾注着他对我的希望。
姐夫与我们永别了，他那乐观、诚恳、和蔼可亲的面容、无私的胸怀，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他是我慈祥的导师和恩人。
1993年10月
注：
康艺文：吉林省塑料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