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园的小吃
大约是1951年3月，还是春意窄起的季节，我接到你的一封信，说是信，因为是装在信封里邮寄来的，实际上是一个简短的通知：本星期日九时，到团省委来，有要事。什么“要事”我怎么也想不出，急想揭开这个谜。
那天，我一大早就起来，在那件很合体的棉的列宁服外边，罩上了刚洗过的灰绿色的列宁服式外衣——这是当时一般女同志都喜欢的装束，头上戴一顶男式棉帽子。因为天气转暖，我已换掉了棉裤，脖上系了一条粉红色开司米围巾，这是我从家中带出来的，脚上穿了双当时算得上“新潮”的白底黑色高帮力士鞋，急速地赶到团省委。你将我带到会议室里。我把帽子一脱，你看着我“乐呵呵”地说，“今天你真神气，活象卓娅返世”。你又问我为什么剪短发，我说自从去工厂以后头上生了虱子。你又问我照相没有j我说照了。你向我索取照片，我答应有机会带给你。
你说，你知道我在工厂里干得不错，推广先进工作法，还培养了一个先进人物。我一听就知道你说的是我在黄台卷烟厂搞的学习本厂包烟女工“张秀英工作法”的事。便向你作简要汇报。你听得非常仔细，你又问我推广后的效果，我说产量有所提高，劳动纪律有所加强，学技术的气氛比较浓了。你似乎很欣赏这三条，霍地站起来说：“士别三日，须刮目相看，今天你不是那个“雨水都能打倒的小康了。”你做了个有力的手势说：“你那三条，说明学习先进工作法，不单是技术问题，可以带动思想和劳动纪律。”你告诉我，团省委要召开个专门研究在青工中推广先进技术的市青工部长会议，要我去谈谈烟厂的事。我又惊又急，再三央求不参加，你不同意，我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便说，我写个详细书面报告给你，让你准我这一次。你理也不理，一会儿你说给我讲个故事：有一年黄河发大水，有个小姑娘不在家看门……我一听，便知道讲的是治黄时违反纪律的事，觉得很不好意思，便马上答应参加会议，你笑了，又亲切地说：“一个革命者一定要个人服从组织，不能以个人好恶处理问题。”
谈完以后，你带着几分神秘对我说：“小康，今天我带你到个好地方去。”“什么地方j”我问。你说：“不用问，跟我去就是。”我跟你出了团省委大门，沿着纬二路漫步，我问你到那里去，你笑笑不语，最后把我带到“大观园”内一个小饭铺里。你说：“这个店里的包子很好，可以和“狗不理”相比，今天中午我请你吃包子”。我问为什么要兜个大圈子，你风趣地说，让你多走点路饿了多吃点。
这是一爿一间铺面的小店，干净而雅致。顾客不多，店主为我们沏了壶茶，我们一面喝茶，一面聊天，等着胜似“狗不理”的包子。你问我有没有遇到不愉快的事，我告诉你，我觉得自己做了好多工作，但，有人批评我是出风头，个人英雄主义，我觉得心中委屈。你听了非常耐心地对我说：“如果被人不理解或误会的时候，不要先埋怨别人，应该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青年团的干部要有这种度量，这样别人愿和你相处，你就能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时误会、不理解也就消除。”
我忽然发现小店里还做一种小油炸糕，这种糕是用糯米做的，里面包着各种馅子，再放入油锅炸，外酥内糯，脆软可口。在家时母亲有时给我们做些吃，因为很久没有吃这东西了特馋，，便脱口而出：“我们再吃小炸糕好吗！”话讲出去了，又觉得有失礼貌，马上又改口说：“不要了，就吃包子。”你对我这一举止很不满，你认为，我的大方、真诚、直爽都被我一改口改没有了。你说：“真正的朋友，就应该肝对肝，胆对胆，不能扭扭怩怩虚伪的样子。”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影响了我一辈子，我走过的人生旅途中严忌虚伪二字。从这时起，我发现你特爱吃大包子。你发现我特爱吃糯米做的东西。我们在上海时，你常带我去乔家栅吃汤圆，我又拖着你去淮海路“燕京楼”吃“狗不理”包子。这两处，距我们住的汾阳路都很近，我们成了店里的常客。再以后，这两样东西便成了我们共同爱好，分不清你爱的还是我爱的。
这爿小店，我们何止去过一次。1954年9月，当我们和这座难忘的古老的城市告别的时候，我们又来到大观园那爿小店，尽情地吃了顿小炸糕，你可爱吃了，还编了个顺口溜：豆沙馅松，芝麻馅软，枣泥馅甜，山楂馅最好，松、软、甜、糯还带点酸。
今年六月，我重返济南，寻找我们过去的足迹。昔日大观园里的小饭店变成一座具有现代风味的餐馆，油炸糯米糕已无。真是人去物亦去，再也找不到昔日的痕迹。一阵凄凉涌上我心头，我只能把留在记忆中的景象写下来，让它来证明我俩之间那段纯真无瑕的情义。
四里山下的絮语
济南有座四里山，它座落在有名的千佛山一侧，它不象千佛山那样古朴伟岸，但有它独特的英姿。山上生长的主要是青松翠柏，一年四季葱葱郁郁，其次是柳树，混杂其间的间或有几株柿子树，核桃树，山楂树和桑树。野生的藤蔓缠绕在树上随风摇曳，好象少女荡着秋千。山坡被绿色的参差不齐的杂草和五颜六色的野花覆盖着，虽然很美，却显露出它略带荒凉粗犷的田野性格。秋季是它最美丽的季节，橙黄的柿子熟了，核桃绿了，山楂红了，尤其是那傲霜怒放的野菊花，给人无尽的遐想和启迪。绿的山坡上又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红酸枣，羞涩地掩藏在花和叶的缝隙之中真令人爱抚。我们曾经在这里摘过野酸枣，你攀登敏捷轻盈，真让我敬慕。你说，在抗日战争年代你就是登山和行军的好手，每天能走二百里路哪！酸枣的茎是带刺的，你能避开它的锋芒拣取小红果实，我又敬佩你的本领。酸枣的味道酸中带甜，我非常爱吃。你说，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拿它当饭充饥，我又很仰慕这酸枣的光荣伟大功绩。
桑葚紫得透明，使人垂涎。我跳着去摘那喜人的果实，你将树轻轻一摇，熟透的果实落在地上，我们又拾桑葚吃。山的夏季，花盛香浓，斑烂的野花，被阳光一照，耀眼夺目；各种花香拧成一股芬芳，沁人肺腑。
春天，山绿得可爱，杨柳的嫩芽，返青的野草，新陈代谢后的松柏，淡绿，墨绿，深绿，翠绿各种绿色相映成趣，置身于这绿色的世界里，真令人心旷神怡。
这座在50年代初期还不被人注目的四里山，算不上胜地的四里山，却给你和我留下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故事。在这里，我听到许多语重心长，令人耳目一新，启发我觉悟的话语，也听到许多新鲜的趣事，更听到你对个人崎岖生活的倾诉。四里山，象个月下老人，把我们两人的姻缘结在一起。
悠悠四十年，沧桑多变故。去年，重游四里山我独自伫立在山下，任凭回忆的思潮滚滚流去，四里山依旧那么绚丽，而你已仙游天外，不知所去。只有我一人在孤灯下，追逐我们那些梦缠魂绕的往事：你时常讲些如何做好青年团工作的问题。你说，青年是世界的未来，青年工作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千秋万代的大事业，就这意义来说，比党的其他部门工作都重要；你说，青年团工作一定要围绕党政的中心任务进行，党政任务代表全民利益，包括青年的利益；你说，青年团一定要在党组织领导下工作；你还说，接受党的领导，不是被动消极等待，而是主动争取，要主动向党组织汇报，要主动提出工作方案争取党组织支持，还要争取“左邻右舍”的配合，要推动社会四面八方支援，这才叫全面地接受党的领导。你说做好青年工作要把握三句话：助手的地位，先锋的作用，青年的特点。
你用十分自豪的语气告诉我，你讲的这些话是1946年在延安从任弼时同志那儿听来的。你描绘着说；弼时同志不高的个头，敦实的身躯，圆脸膛，留着两撇小胡子，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上架着一副眼镜。你还学他讲话的姿式，模仿他那湖南口音。言词中洋溢着你对这位我党卓越的领导者、青年团伟大创始人的无限敬爱。我从未见过弼时同志，也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但，你所描绘的形象连同描绘时的你，一起深深地刻在我心中，是一生中不会淡忘的。
你还喜欢讲历史上那些推贤举能，知人善任，少年成大器的故事。我记得你除了讲“肖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这种众人皆知的以外，你还讲过“鲍叔牙推荐管仲”、“唐太宗弃嫌用魏征”。我印象最深的是你对“甘罗十二岁为上卿”的故事讲得特别起劲。你说甘罗十二岁时就成为才能非凡的小外交家。他出使赵国取得胜利。你又说我们党内也不乏少年英才，弼时同志21岁当了共青团中央的总书记，肖华18岁当团长、统帅作战；涤生当山东省青联主任时年方二十岁，他们比甘罗有本事，甘罗只有雄辩才能，我们党内的少年领袖却能运筹帷幄，指挥一方了。你说到这里笑着看了看我，说：“我当省青联军体部长时还不满十八岁，当时青联二十来个执委和部长都是20来岁，就能把全省青年工作掀腾起来。”你讲得神色自得，全身的血似乎沸腾起来，使人感到有一种一往无前的催人奋进的勇气。你还喜欢讲民间笑话，真能让人笑得捧腹。你讲过一个懒媳妇的故事：有个媳妇懒得出奇，什么活都不做，一天她丈夫要外出几天，特为她做了张很大的饼套在脖子上让她吃。丈夫十天回来她仍然死了。你让我猜为什么？我说她饿死的，你笑着说，算你聪明她只吃嘴跟前的，懒得去转，所以饿死了。”你停了一下，又一本正经地说：“有人干工作，不拨自己不会转，是不是象懒媳妇，我看这种人早晚也会饿死。”
我知道你当时讲这些话的时候，纯是无意的闲谈，但却蕴含着丰厚的哲理，可惜的是我当时悟性不高，所以虽然做了七年的青年工作，终无成大器，这是我感到疚歉的事。
你特别喜欢草。一天，你见我摘了许多草穗，问我：“你能叫出草的名字吗？”我回答：“不能，我只认识一种斗蛐蛐的‘痒痒草”。”你说你能识别许多草，你接过我手中一大把草穗子一个个地指着颇认真地对我说：“这是狗尾巴草，这是马尾巴草，这是牛尾巴草，这是兔子尾巴草……”我疑惑起来问：“为什么草的名字都叫尾巴？”你狡黠一笑说：“它象什么，我就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啊，原来这草的名字是你起的，你怎么能随便起名呢！’’“如果它无名，第一个人叫它的就是它的名字，譬如，这四里山也是第一个人为它起的，后人都叫它四里山，四里山成了这山的名字，凡事都得第一个人先做，‘青年团’也是这样，首先发起人取名‘青年团”，后人也就叫‘青年团”了，‘青年团”便成了这个组织的名字。”我似乎有些领悟说：“无论什么事都要有第一人领头，事才能兴起来。”你呵呵一笑说：“算你懂了吧。”你又感叹地说：“草可好啦，”你指着山坡上的杂草说：“草是土地的保护层，夏天为大地遮太阳，储水份；冬天，别看它叶枯死了，但根还活着能为大地保暖解冻；草是许多小动物栖身之地，是许多牲畜的日粮；但它不需要灌溉，不需施肥，也不怕别人侵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到春天它会漫山遍野长起来”。你又指着一种“蓬笼”草对我说：“这种草根最坚硬，根本拔不出来。”我一看，这种草盘根错节生成～大片，我使劲拔，确实拔不动。你又说你掐下它几根枝，它照样生长。你停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共产党就象这种草人民就象土地，根牢牢扎在人民之中，任何人也拔不动。”
我又想起，你特别喜欢上海华东团工委那块大草坪，暇时，你常常躺在那儿，路灯亮了你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你对我说：“这草真香，你闻到没有？草香不象花那样扑鼻，要细细体察才能闻到。”1984年我们去镇江登山，有台级你不走，专拄着棍子从草丛中爬；我们钓鱼时你也爱踏草地，你说，雨后，走草地防滑，晴天草地松软阴凉，直到你病重后我用轮椅推着你到体育科研所草坪上散步的时候，你下车后总是用脚跺一跺地，自言自语地说：“这草好，这草好。”噢，我还记得你曾说过，1941年日寇大扫荡时，你藏在草垛里没被敌人发现，草救了你生命。你和草仿佛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是不是你也有点象草的缘故呢？
终身伴侣
大约1953年夏天，你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前夕我接到你的电话，你嗔怪我架子大，不请，就见不到。并告诉我，团省委造了所新房子，让我星期天看看去。星期天我来到四里山下，你已等了我多时。满山的树木，经过昨夜一场雨的冲刷，青翠欲滴；烂漫的山花瓣上浮着小小的水珠，在阳光折射下活象五光十色的亮晶晶的宝石。田野的清香，山间的凉风，令人十分惬意。我们踏着有些泥泞的山路爬到山顶眺望，观赏那座团省委新落成的建筑。“啊！真象一架凌空而飞的银鹰！”我赞赏不已。你非常得意地说：“这是我出的点子。”“噢，你还是个建筑设计师。”你笑笑说：“我不是设计师，可是，我们青年团队伍中不乏其材，将来他们会使万丈高楼平地而起。”你是敢想，敢干的人，你心胸中迸发着无穷的光和热，你象燃烧着的火炬。
我们坐在青石上，你点了一支烟，朝我笑笑，缓缓地问： “听说你在谈恋爱？“有没有人追求你？“你想不想解决个人问题？”（当时的‘个人问题’即婚姻恋爱的代名词）
一连几个问，都被我否定以后，你又问：“如果有人为你介绍对象呢？”
“我不喜欢这种方式，知音，要自己寻觅。”
“我能成为你的知音吗！”这突如其来的发问使我一惊，心里扑扑直跳不知所措，赶紧解释：“知音就是好朋友”。“不，刚才说的不是朋友，是伴侣，是终身伴侣。”你的话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很窘很窘，无言以对。你将肺腑向我倾诉。我从不知道这个乐观，充满活力的你婚姻却是悲剧。从你的声音和话语中，听得出你装着许多苦涩和委屈，好象承受着一种压抑。我感到生活对你不公平，你应当生活得幸福。我深深地同情你的遭遇，但，我仍觉得你是我的领导、上级、老师，没有勇气接受你这个伴侣！
我们相对无语，四野静悄悄的，仿佛听到树木的呼吸，而我的心象海涛汹涌不止……
一九五四年夏天，调任华东团工委任副书记的你，重返故里，我们又相会在四里山下，你依旧问我一年前的问题，何须再问？既然心心相印，为何不结成同心呢！我很想“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你批评这句话是封建婚姻观，你说，幸福美满的婚姻，不能依赖于一方，更不能靠男人恩赐，人们常把夫妻用“恩恩爱爱”形容，是成双成对地彼此相爱之意。这些话我当时是领悟不深的。往事如烟，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话，已经成为我们共同生活的经历。当我追忆这些故事的时候，我更加理解它那丰富的含义，倍感眷恋，倍感幸福。
拳拳母（父）子情
你的母亲是在我们的女儿不满一岁时从老家去北京和我们住在一起的。1957年4月你调上海体委工作，我在假期和女儿母亲一起来上海住在荣昌路（现德昌路）爱堂公寓。
你的母亲是位极其善良，敦厚但未摆脱愚昧的农家妇女。她非常勤劳，性格开朗，极疼爱孩子。但时常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如煤气灶的火她用嘴吹熄，煤气泄了一屋；大便后，不冲马桶，臭气扑鼻。保姆的话她听不懂，我住在学校，你早出晚归，加上她又不易接受城市生活习惯，所以经常捅“漏子”。
1957年的冬天，她捅了个大“漏子”。她把钢窗上的螺丝帽让孩子玩，当孩子放在嘴里的时候又逗她笑，这样螺丝帽就咽下去了。事情出了以后，她不敢告诉我们。孩子哭闹得历害，继而脸煞白，喘气急促，保姆似乎知晓，在她再三追问下，母亲方道出真情。幸亏是周末，我回家一听急坏了，立即联想到吞金可以自杀的事，更何况只有两岁的孩子！而咽下去的是只份量较重的铜制品呢j我极其恼火地嗔怪你母亲，便抱孩子和保姆一起向医院奔去。经过医院仔细检查，说异物已在大肠，两小时以后再检查。当我抱着孩子返回家中的时候，你的母亲已站在街上等待多时了，她涕零满面，十分悲凄，我不去理她，她也一声不响，只是哭。你下班了，我向你哭诉了发生的一切，你望着苍白无力的孩子，我们又返回医院，经检查后，异物已进入直肠，可望明天早上排出，若自己排不出再做手术。第二天一早那个螺丝帽排出来了。母亲高兴地用手捏着带着大便的小东西连连说：“就是它，就是它，出来了，出来了!”笑了几声以后，泪水又从两颊上流了下来。当天晚上，母亲收拾好东西对你说，她要回老家去，在城里，她什么也不懂，怕惹下大祸。你挽留一番，但没有说服，便和我商量让我将母亲留住。我是主张她回乡下去的，因为这件事故把我吓坏了，生怕再出现这种人命攸关的事。你对我说，老母为你吃了不少苦，你参加革命以后，只捎过一次口信回家，音信全无，你母亲整天想你为你牵肠挂肚十二年，直到济南解放。你把她接出来，就是要报恩，怎能让她回去！她做错事是因为不懂，住长了，习惯了会好的。我说，回去以后，每月寄钱给她，不是也能尽孝吗？为什么一定住在城市呢？你很为难，在屋里直度步，许久，你深沉地对我说：“小康，我琢磨着，养父母，不止是供给他们吃穿，让他们不冻不饿，还要使老人感到舒心和愉快。母亲最大的心愿是晚年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她没有别的要求，我们应该满足她才是”。我被你说服了。其实你母亲是不愿回去的，被我一劝她就留下了。自此，我们婆媳二人我尊你爱、坦诚相处、风雨同舟，共同生活了28年，至到她去世。
你爱你的父亲，你父亲为你是“八路”嫌疑被捕过，后来卖了地赎回来的。1962年你父亲肺结核复发，要回乡隔离时，你不让他回去，你说，如果你病在乡下，我会接你出来，你现在病了怎么让你一人回家呢！“文革”时你父亲被诬陷为富农分子，强迫迁返，你仍把40元生活费中15元寄给父亲。直到1973年病故。
困难中的来客
1959年起，我们国家曾连续三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前苏联的逼债，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危机。1961年已波及上海。粮食紧张，副食品供应困难，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一起厉行节约，团结奋斗，共渡难关。
这年春天，从山东老家来了三位客人。一位是你的表哥——王德清，一位是你弟弟，他还带着一位十多岁的孩子。王德清已生浮肿病，腿脚肿得透明，脸肿得似乎要渗出水来，眼睛成了一道缝。他是用四肢爬上楼来的，侄儿腹大如鼓，全身干瘦如柴，他们都为求“生”而来的。当时我们常驻户口是五口，父母、我们两人，六岁的女儿，规定粮食定量每月共一百零几斤。除去我们每人每月交单位食堂10斤以外，尚余八十余斤，加之来客们食饭如斗，～顿饭用量相当我们全家一天的用粮，不到半月“库存”已空，粮食发生了极大危机。父母亲急了，建议送他们回去，却被你坚决制止了，你说：“我是共产党的干部，应该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怎能让他们回去呢？”怎么办呢？一场广泛地“征粮”活动开始了：大儿子长安，我小妹艺文从大学的同学中，我从老友新朋处，父母从左右邻舍那里求援，在那一家有难，万家支援的社会主义风尚下，援助之手纷纷伸向我们……同在困难之中，只依靠外援不是唯一之举，你要父亲用高价买了一些山芋干，还让父亲在楼前空地上种萝卜种青菜。那时我们住在东庙二村（现东安二村），离郊区很近，父亲常带着他们去野外，挖野荠菜，野青菜。母亲将国家照顾你的黄豆合着野菜，做山东常吃的“菜豆腐”，这种饭菜兼顾的饭食，成了我们家的美味佳肴。这时你的同窗好友在吉林省任省委书记的雷明玉同志，托吉林办事处为你送来大半袋黄豆，大家喜得围着拍手，你乐得呵呵笑，连说“雪中送炭，雪中送炭”。记得当天晚上你对大家说，要世世代代记住，在危急中帮助我们的朋友。当时你已患糖尿病，我和父母亲几次苦苦地劝你自己单独用膳，以保最起码的营养，你执意不肯，说，在抗日战争年代，老百姓把粮省给我们吃，和我们同甘苦，现在国家和人民有灾难，我们一定和他们有难同当，决不能搞特殊。你还特别提醒我说，人民是土地，共产党是种子，种子永远离不开土地。凡事一定要先想到人民，不要先想我们自己，听说毛主席自己紧衣节食和人民共渡难关，何况我们呢？按计划供应的蛋、鱼、肉，你特别叮嘱不要为你留着，要让大家吃，你说，机关食堂供应你的那份午餐，很丰富，营养充足，让家人不要为你担心。你不止一次提醒我，要多想他们，不要使他们感到受冷遇。
我记得为改善生活，体委的射击运动队曾去狩猎，分给你一条野猪腿，我们烹调技术不高，做的并不香，一股腥味，他们却说香美极了，胜过八珍海鲜。他们吃得那种贪婪的样子，舒坦的面容，知足满意的心态，我至今仍历历在目。年过时迁，三十多年了，我也曾领略过真的所谓“七珍八鲜”的宴席，却再也见不到吃“野猪肉”的那种满足。晚餐是全家最快乐的时候。十来口子围着大圆桌吃饭，母亲用野菜做的家乡小豆腐，掺着山芋粉的馒头，和着萝卜的稀饭，间或有点菜肴和晕腥，大家吃得又美又香，而且欢声笑语不断，每每这时，你总是说：“困难是暂时的，“面包”会有的，我们很快会好起来的。”六岁的玲玲总爱学你这句话。引得大家又一阵笑声。
侄儿得的是寄生虫病，是忍不住饥饿食土引起的，当你看到他服药后将一团团“活蹦乱跳”的寄生虫泄在马桶里，呕在浴缸中的时候，面色怆然，你摸着孩子的头无限爱抚地说：“很快就会有粮食吃的，以后再不能吃土了，你大娘还会带你上医院，病很快会好的。”
两个多月过去了，侄儿的肚子瘪了，四肢渐圆了，面色红润了；表哥“瘦”了，浮肿消了病全好了，他要回山东老家了。临行前的一天晚上，他突然跪在父母和我们面前，怎么扶他也不起来，他含着泪深情地说：“共产党又救了我一命，共产党仍和打日本时一样，只有共产党才能救穷人。”并表示一定要报答你的恩情。你说：“君子救人不图报，你好好生产，报答共产党。”表哥走后，你对大伙说：“自己对别人的帮助不能介意，人家对自己的恩情，要永不忘记”。
送走了表哥，你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这也算是一场小小的考险，你这个大家子“闺秀”表现得很出色。”满意，欣慰，爱恋都在一句话语中了。
一份教子公约
我们女儿玲玲小时候聪明活泼，善解人意，就是有点犟脾气。有一天，我为她换上了件肘上有小补丁的罩衫，她硬不穿，脱下来丢在地上。我发火了，打她屁股几记，她便号啕大哭，边哭边说：“妈妈不好，打人，不讲道理”。这下子惊动了你，你赶快跑来，口里一边喊着“妈妈打人不好”一边想把孩子抱起来，我感到你在孩子面前有损我的“尊严”，怒火更旺又打了她二记屁股，你把她搂在怀里，哄他说，勇敢的孩子不流泪，她马上不哭了。便问她为什么不穿补丁衣服，她告诉你幼儿园小朋友说，补丁衣服难看死了。你不言语，便让她在你衣服上找补丁。她发现了你上装口袋下面那个被香烟烧坏而织补得不易发现的小补丁，便破涕为笑了。这时你问她：“我这件衣服好看不好看？”她说：“很好看，这是呢的中山装。”她有点高兴了。你又问她：“我们把这件衣服扔掉不穿了好不好？”她表示反对说：“不要，不要”。这时你慢慢对她说，有这么个小补丁的衣服完全可以穿，不穿它，就浪费了。又说，农民伯伯种棉花，工人伯伯纺线织布，阿姨把衣服做好，都很辛苦，带补丁衣服完全可以穿，不穿就浪费了。”孩子真是个小灵通，主动答应要穿那件补丁衣服。事完了，孩子哭累了，睡着了。我以为事情结束了，你却满面愠色批评我说：“为人之母打孩子，
实在不算教育手段而是一种旧的陋习。更何况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民教师，可见积习难改了。”你提议订份“不打孩子”的公约以资约束。我同意签订，你一边在房间踱步，一面思索，一会儿你说：“第一，坚持耐心说服，不准打骂孩子；第二，父母不管遇到什么烦恼，都不能拿孩子出气。我听了这条心中一怔，心想我对孩子所施的“暴力”小家伙都给你回报了。不然，你不会动“真格”的。我把第一条“不准”后面加了“无故”两字，你不同意，我争辩道，马卡连柯一掌打醒了一名少年犯，可见“打”还可以使用。你立即反驳说，他打的是特殊对象，不是一般对象，对一般孩子绝对不能打骂，如果加上“无故”，那么打骂孩子就变得有理了。我添了第三条，不能在孩子面前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使孩子“狐假虎威”，你看了卟嗤一笑说：“你这位语文老师，连词都不会用，还给学生改作文呢？”接着你说道：“父母在孩子面前要互敬互爱，教育思想一致。”
我当时就明白，你和我订的这份公约，是批评和教育我的一种委婉的方式。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份写在纸上的公约早已化为乌有。但，我却仍清晰地记得你那疼爱孩子的表情，记得你对孩子教育的郑重态度。你是恪守这公约的，你深爱他们，教育他们，也尊重他们，从无一次打骂。你是一位慈祥和严肃融为一体的好父亲。这也是孩子们深爱你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