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爱不释手的书
1988年1月你收到一本由何启君等编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团的初建》，这是一本写青年运动史、建团史的书，著作者追叙了1946年～1948年团中央建立前这个历史阶段的青年团创建的史实。
你乐得眉飞色舞地对我说：“这是一本几年前，我们几位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青年工作者就酝酿要写的书，现在终于如愿了！这是启君老兄的一大功劳，他是“五年笔耕苦，一腔赤子情。”你让我看这本书。当时，正值上海甲肝传染病肆虐，我染上肝炎，从隔离医院刚 “放”出来，我对你说，“不管什么好书，目前我一律不动你的东西，等病彻底好了，再看也不迟。”
你伏在书桌上聚精会神地看起来，我的话似乎也没听见，你把封面，端祥了好一会，自言自语地说：“封面设计不错，是延安的窑洞，纸张似乎差了些”。接着便一页页地看下去。平时吃晚饭，用不着叫你，这次小保姆喊了两次，才依依不舍地放下。晚饭后，仍继续看你的书。深夜，我醒了，发现你卧室灯亮着，便推门进去，只见那本书在你枕头旁边，还未合起来呢？。在我的记忆中你从没有过看书看到大半夜，睡着了忘了关灯的事，那本书为什么会使你这么着迷，便引起了我的兴趣。第二天你继续看，一面看一面情不自禁地讲“好，好！”终于一口气看完了。你不止一次地提醒我，等病好了，看看这本书。过了不久，山东团省委负责编写青运史的向禺同志来信说，他们那里没这本书，要向你借去用一下。你犹豫了一下喃喃地说：“一个团省委怎么会没这本书”。为支持他工作，你还是借给他了，你在信中特别写上：“要好好保管，用完后寄来”。
1988年10月，你第一次心肌梗塞住院了。在病中，你又问起那本书，还让我写封信去要。我劝你说：“可能人家没用完呢？等用完了会还你的。你又不急用，不要去催讨了。”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向禺同志将这本书用挂号件寄来了，书比以前1日了好些，但你非常高兴地说：“看来这本书是发挥作用了，写书的目的就是让它发挥作用嘛！”你又让我看这本书。我粗粗地看了看后，对你说：“我知道你为什么特别喜欢这本书了，因为书上写的有你。”你笑着说：“你只猜对了一小点点。我和李成、马仪、李云洁四人5月到延安，9月13日我和李成回山东，我只在那儿呆了四个月，后面一年多的工作都是启君等人做的。我们只起了如实汇报情况、分析问题、提出建议，促使党中央下决心建立青年团的作用。我喜欢这本书，有下列几点理由：第一，书中记叙了无产阶级老一辈革命家任弼时、朱德、徐特立、林伯渠、胡乔木、蔡畅、刘少奇、陆定一、邓小平、聂荣臻、周恩来、邓颖超等在青年团创建时期那些具有远见卓识的讲话，它象指路明灯一样照耀着青年运动的道路；反映了他们对青年和青年工作者的关怀、支持，希望和信赖；书中描绘了他们讲话时的音容笑貌、风仪举止，读起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在一本书中生动地写出这么多领导人，是难能可贵的。第二，书中真实地记录了青年团创建的曲折艰苦的历程，它是吸取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的教训，在抗日战争烽火中锤炼和摸索，在解放战争血与火的斗争中诞生。也记叙了一些对青年工作苦苦求索并不怕困难勇于实践和怀有灼灼热心忠诚的青年工作者；第三，书中描绘延安、杨家岭、枣园、中央的小会议室、食堂，也写了平山县当时中央领导机关临时所在地，西柏坡、东柏坡……等处的山河、树木、花草、日月和鸟啼虫鸣。真有一种亲临其境的感觉。”
我开玩笑似地说：“书中有你，你真的是名垂“青史”（指青运史——笔者）了。”“这也是机会，现在叫机遇，当时，解放区的青年谁不向往延安呢？那是革命圣地嘛？那时涤生同志是省青联主任，我是他副手，他自己却没去，派我去了，我是从延安回来的，涤生从没去过延安，涤生这个人从不去争“好吃”的，他顺利时，不沾沾自喜，受委曲时不抱怨消极，当时他是我们青联的核心，大伙都非常敬重他。
你还说：启君在青年团初建时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冯文彬同志（当时任中央青委副书记）去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到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视察青年运动去了。组织我们讨论，向任弼时同志汇报都由启君担任。1946年6月25日拟的《关于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建议草案（草稿）》也是他执笔起草的。中央青委到平山，他做了许许多多工作，可在书中只淡淡一提，不突出自己。你赞叹道：“这是种不寻常的美德，有个人主义的人是做不到的。”我说：“书的作者和书一样对社会的影响是一致的，象司马迁的《史记》，书和作者俱荣。”你不同意我的话，你说“司马迁纯属写别人，而启君老兄写的这段历史，从头至尾都有他自己。”
1990年10月，你第二次心肌梗塞入院，把这本书也带去，放在床头上常翻常看。直到视力急剧下降近乎失明的时候，你还让我替你读，我记得我替你读过任弼时、刘少奇、邓小平同志有关讲话，读过周恩来、邓颖超同志参加第一期中央团校学员联欢会的那段文章，读你们初到延安的情景，读中央书记处两次研究讨论建立青年团的座谈会。当我读到“这年五月上旬，正是陕北的早春季节。春回大地，风儿吐着春煦，柳条抽出了绿丝，刚解冻的延河，欢快地哗啦啦地奔流……”“8月26日清晨，薄雾弥漫着天空。我们迎着晨曦，跃马奔向枣园……园中葱葱密林，绿荫盖地，一泓清流，有如一条翠带，铺展在山脚下一排青灰色窑洞前……”你完全象又回到那四十多年前的延安，脸上泛起甜美的微笑——是那样的眷恋，每当这时，我会被你感染，我们沉浸在欣慰的回忆里……
现在这本书的封面已有些破裂，装订也已开始散落，但，你留给它的情愫，体温和阅读痕迹和这本书融为一体。当我重翻这本书的时候，你聚精会神的阅读，侃侃有味的评述，静静的沉思又浮现在我眼前，我永远剪不断这段回忆。
漫话夕阳下
自1990年10月，你第二次心肌梗塞并发左心室衰竭以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我们心中有一种无法言状的忧虑。回忆往事漫谈今生，成了生活中重要课题。
你说：“中国有句话，叫‘盖棺定论’，我虽还未盖棺，也可以定论了。”
你曾不止一次地对我、对看望你的同志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青年运动；一件是体育运动。两件事干得都比较满意，因为我奉献了全部心血，并且各有所建树，总算没有虚度一生。”
你的视力极差以后曾对我说，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翁保尔是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后，仍克服重重困难，继续为人民服务。你让我把这本书读给你听。但这本书已很难找到，我找到了小说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段话：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你听了以后说：“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就应该像保尔那样。”“你是否也是这样的人？”我问，你没有正面回答，长长地舒了口气，用坚毅而自豪的语气说：“我们党内起码有一大批人是这样的，否则，共产党的事业何以能胜利，共产党又何以伟大呢？”我从你炯炯闪亮的眼睛和“铿锵”的话语中得到了你的答复。
你不愧是将自己的生命和全部精力奉献给人类解放事业的人！有的同志称你为“工作狂”，这个绰号是恰如其份的，你好像一天不工作就难以生活，工作对你来说似水份，又似空气。50年代初记得在团中央工作时，你除白天上班空余的时间似乎全部在办公室里，你一生不会玩扑克，不嗜下棋，到办公室就是工作。当时团中央的部长们大都是住在机关里，办公室和家近在咫尺，来去方便，你不仅晚上经常“泡”在那里，即使星期天或假日也常常去办公室“照顾、照顾”。我虽不知道你具体千些什么，但从你在统战部一年半的档案和同志们追述的那累累成果中，可看出你付出的心力。来上海体委以后，你更加发奋，特别是1959年你率以庄则栋、李富荣为主力的中国乒乓乙队出征欧洲“威震海外”载誉归来以后，“解放思想，敢想敢干，赶超世界水平”成了你的“心头事”。你夙夜匪懈，废寝忘食，不论晚上还是假日只要有赛事，你必去观摩，若有训练你常去巡视，若有找上家来商量工作或有求于解困的同志，你总是热情接待，不管多晚你也要耐心听诉……你从不吝啬你的时间和精力，更不顾你那患病的身体。“四人帮”粉碎以后，你加倍地努力工作，既要进行“正本清源”，处理那些复杂而又艰巨的积重，又必需整顿运动队伍，使其尽快地恢复和提高运动水平。“十年浩劫’’的折磨，你的糖尿病加重了，健康大不如从前，但你却付出比以往成倍的心血，担当着繁重的任务。你终于垮了11979年4月一天凌晨四时许，你忽然感到腹部不适，大口呕吐带有桔汁味的橙黄色的污物，我从有关糖尿病书上看到出现这种症状，应考虑酮中毒，便再三央求你马上到医院去，你执意不肯，说：“不会这样重吧，等等看，若是好些了，我明天还有重要的会呢！”你让我给你服多酶片和维生素B6。早晨六点多钟你又一阵吐，我和女儿急了，非把你送医院不可，我刚要打电话要车，就被你喝住，你说：“还不到上班时间，给别人增添麻烦干什么呢？再等一小时车就来了，我不至于就死。”你最后一句话虽然是笑着说的，可已有气无力，你闭上眼睛似睡非睡地休息。我们象盼救护神一样盼着接你上班的汽车。车来了，当我和玲玲扶你下床上车的时候，你已踉踉跄跄走不稳路。到医院后你开始昏迷——高血糖中度酮中毒。医生发出了你平生第一次的病危通知书。那次脱险以后，你的糠尿病更严重了，口服药物已无法控制。必须依靠胰岛素。为了调整胰岛素的用量，你在医院住了较长的一段时间。但你依然如故，一心想着工作，你经常是白天外出工作，晚上回到医院休息。开始医院还做些限制，而后，医生护士竟被你的忘我精神感染，为你游说折服。有一次护士长戏笑着对我说：’老杜像一只鸟，白天总是飞出去，晚上回到我们这个“窝里”栖息。”晚上你真的能“栖息”吗？我是知道的，你的“事”装满了脑子。你对我说过：“古人有句话叫做‘民以食为天’，我要补一句‘民以住为地’，吃和住是百姓的二件根本大事，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就得解决好这根本问题。”你曾提过“为运动员工资待遇而奋斗”的口号，在“文革”中成了被打倒的罪证。你常用晚上的时间串门拜户造访你那些老战友和有关的同志，为运动员、教练员的工资待遇游说；也曾以体委名义向主管部门写过报告。据我所知解决了完全供应运动员素油的问题，增加了运动员的伙食标准和工资待遇。你在住院期间，仍然不失时机地解决这些问题。在你住院的时候，和一位南京梅山煤矿的负责人相识，你经过再三努力借助他的帮助解决了分居两地的运动员的夫妻团聚问题。当时，医院中还有一只白天飞出晚上飞回医院“栖息”的鸟，就是上海市城建委员会主任鲁纪华同志，你们是在抗战初期一起从事青年运动的老战友，你们一起住院的时候适逢万体馆对面那一群高楼落成，虽然，现在它已显逊色，但在当时却是第一流的，你盯着他要那里的房子，你每天为他宣传体育教练员如何辛苦，任务如何之大，住房如何艰苦，终于感动了“上帝”。鲁纪华同意拨给体委25套。我记得那天他跑到你房间高兴地对你说：“杜头（山东省委的同志都这样称你），我这是“舍命保君子”，若是别人，我不会答应的！”说完两位老战友“哈哈哈”齐声爽朗地笑起来。不幸的是，事隔不久，鲁纪华同志病情突然恶化，救治无效就在当年逝世。我记得你当时潸然泪F很为这位早逝的英才伤感，自己喃喃地说：“他是活活累死的，我少了位诚心帮助我的好朋友。”以后，每当逢年过节，你总让我陪你看望他的遗孀——鲁铭同志直到你病重无力走动为止。可惜的是，你没吸取鲁纪华同志的“累死”教训，依然是拼命工作。1989年你住院以后有二位50年代著名运动健将，为评资向你叙述他们的合理要求，你自己已不能为他们奔波，让我为他们带路找赵行志副市长，和沈家麟主任完满地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你退居二线以后，还管了钓鱼，元老网球和气功科学研究会。三项事你仍一往情深，从不马虎，做得红红火火。你常在医院处理事务，有时还在医院宽敞的大厅里召集会议，研究工作。直至你去世前一天，你还与看你的同志研究第一届东亚地区钓鱼比赛的事……你对工作如醉如痴直至生命最后一息。原国务院副总理，你的老领导谷牧在唁电中写道：“他毕生为党和国家的利益奋斗”，这是最恰当的评语。你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你是共产党的优秀儿子。
在病中，你时常谈生、死的问题。你说，生和死是大自然规律，如同花开花落，月圆月缺，一年四季周而复始一样。是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自然辩证的过程，只不过每人寿命长短不同而已，五十岁死、七十岁死、九十岁死，归根结底都要死，任何人不能避免。有一次我说，人和其他动物不同就要颐养天年延长这个生长期。你说：“人活着干什么？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发展做贡献，如果这种能力都丧失了，活得岁数再长，除了拖累别人，消耗国家财富外还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我一点用处都没有了，我情愿死，决不甘愿让别人再为我付出。”我感到在重病之后谈论这些是不吉利的，常常将话岔开回避。
有一次你又谈“死”是自然规律。我反驳说，即是自然规律，就任凭死好了，不需要医院医生了。”你说：“不然，医院医生都需要，而要高水平的能把病人治好的医生，治好了病是为国家社会再做奉献。”停了停你又说：“我也要好好看病，争取做个有用的人。”
现在想想：那时我真傻，我为什么不让你尽情的畅叙呢，其实你谈的这些就是你的人生价值观。有一次你和老战友赵丁夫聊天，你们真是名符其实的同病相连的病友——心肌梗塞，心衰，糖尿病。他说：“我们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准备献身的，许多同志已碧落黄泉，我们比他们多活了许多年，即使死了也是幸运的。”他认为早死晚死都不重要，重在为人民和国家所奉献的价值。20岁死可以重如泰山，活90岁的人可能是“行尸走肉”。说罢你俩人哈哈大笑，半年不到赵丁夫同志去了。走得和你那么相似，他的老伴吃午饭前还陪着他，吃午饭时他感到不舒服，老伴赶回医院时已不省人事……我不愿你知道这消息，所以不告诉你，你却极平和地淡淡地告诉我说：“赵丁夫走了，人总得要走的，迟早而已！”又吩附我说：“你替我去祭奠一下，送一送他。”语气有些凄楚。
我现在自明了，在你看来一个人活着，就是为大多数人奉献，如果失掉奉献的能力，活已无意义，所以你对死是毫不畏惧的。如果我能理解得早些，我决不会对你在病中的那些不够自珍的行动抱怨了。你知道吗，我是很后悔的。
1992年的六月初，是第三次心肌梗塞初愈的时候，玲玲刚回美国几天，她陪了你一个多月。你们父女俩彼此都得到了欣慰和满足。你心情特好，傍晚，我用轮椅推着你到医院的大花园去。我们沿着香樟树的绿荫夹道，走进了花坛，牡丹和芍药刚刚凋谢，月季正在争鲜斗艳，大红的，粉红的，紫的，黄的，白的，杏黄的……挂在枝杆上，真象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每朵花都那么妩媚可爱。你依稀能看到花的影子，颜色已不能辨清了。我发觉你不愿看花，便赶快推着你离开了花坛到樟树底下去。香樟是生长南方品格较高的树种，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可以防蛀虫，所以樟树下特别干净，没有小昆虫的干扰而又特别清凉。你喜爱樟树这种性格，我把轮椅停在樟树荫下，你的两脚踏在草地上；我坐在草地上面对着你，你的叙述又开始了。
你说：“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后，自律了三条：一是不贪污，二是不腐化，三是不向党伸手要地位名利。这三条在是非颠倒的“文革”中被批判为“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其实是党的干部最起码标准。这些我都做到了。”你说得心畅气舒颇为得意。
这时有几位同志来探望你，闲聊谈到离休干部待遇时，你诙谐地说，你有三个一贯制，一是级别一贯制，二是待遇一贯制，三是住房一贯制。大家被你逗得笑了，之后他们还对你称颂了一番，说一辈子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你是1953年定为行政十级，“十级”即正局级，1956年你确确实实在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销售局任过局长。1993年你亡故后丧葬证上仍然是正局级。是正宗的四十年“一贯制”。我们党的干部待遇一向是按级别决定，级别既然“一贯制”，待遇、住房也就自然的“一贯制”了。必须说明的是“不进则退”，进上海时公家配给的那些家什，有的在“文革”中强行搬走，有的经不住几十年的日剥月蚀从旧到破，由破而消亡，有的虽然存在，却镌刻着几十年沧桑带来的痕迹。
说起住房，初来上海居住在康平路爱堂公寓起，几经迁徙，面积没有扩大，人口却有所增加，最高人口达十几口也没有变化过“容积”。女儿出嫁，儿子娶亲都没有向国家申请过房子。你总是说有些干部比我们困难，我们挤挤能过得去。老杜，对此我引以为豪，你那样瘦小的身躯，那纤弱的身体却顶住那一浪高似一浪的黄金大潮，怎么不令人敬佩呢？
你说，胡耀邦同志曾有句话，“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你非常推崇这句话，对地位名利你是淡泊的。你说，中央的部长，各省省长只用一人，能胜任者，能有几个倍数，只要一位去干就行了，何必争个你我呢？对名利你又说，沽名逐利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一向是被鄙视的，更何况是共产党人呢？我60岁生日时，曾写了一首诗，其中有：“秉性淡泊，不慕当世，岂奈贫富沉浮！”一句，你看后说这是我们两人的“合而为一”。这本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它却深留在我的记忆之中，这是你的本分——一个共产党普通干部对生活的追求。
真诚铸友谊
阵雨初霁，夕阳泛出蓝天，映得苍穹通红，彩虹象架在银河上的鹊桥，百年的白玉兰古树，花大如碗洁白似玉。绿色的草坪更加洁净，树木更加苍翠，垂柳婆娑多姿，飞蝶翩翩起舞，晴蜓穿来穿去。站在华东医院四楼病房的凉台上，观赏这座古朴的花园，却有一番情趣，但是你看不清了，影影绰绰，分不清是花是树，你仍愿到花园让我推着你“散步”。你仍愿在樟树下停车休息，尽管有时树枝上还存有积雨，不时地滴下水珠。思想闸门又开了，你又开始叙述。
你非常怀念，那种亲密无间，真挚坦诚的同志式的友情，你五十多年革命生涯中有绝大多数是在这种气围中度过的。你说，你不管在什么地方工作，都要努力创造一种团结、和谐、奋进的风气。不管是对上级，还是对下级和同级，你均以“真诚”、“谦和”、“宽厚”相处，从没有和谁过不去。你有不少朋友，可称得上“知交”。你谈了处理好同志之间关系的体验：一是诚，即真心诚意，“置身处地为人想，掏出真心觅真知”；二是宽，“唯宽可以容人”，不仅不与别人争名夺利，即使对平时的小碰撞，也不能介意，对同志缺点要与人为善，这样在人际交往中可以“游刃有余”；三是“谦”，即自己不摆臭架子，你说，你们家乡有句俗话：“别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别人敬我一丈，我敬人天上。”你还叙述了几个例子，有些事我是知道的：你曾经将较优越的住房，让给副手；我曾看到你三番五次游说陈琳瑚同志做市体委第一把手，你恳切地说，“搞青年运动时你是我领导，现在你是教卫部长，从各方面讲，你当第一把手合适”。我更看到你热情接待那些因有难处到我们家造访的朋友。在你的影响下，女儿上小学的时候学会了这种作风，不论谁来，她总是让坐，沏茶。如果家里有果品之类，她赶快奉上去……
你想到1982年《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的信》，说这封信就夹在病房里那本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中，我赶快跑到病房一翻，果真在其中，我不仅敬佩你的记忆虽经几番磨难仍不减当年，而且感到这篇文章在你心中的量度。你让我从头至尾缓缓地读一遍，你听完，深深地舒了口气说：“这封信，动之以情，晓知以理，讲的是国家统一大业，动的是胞波之情。廖公对经国先生动的是真感情。”“咫尺之隔，竞成海天之遥。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载。幼时同袍，苏京把晤，往事历历在目…”我读着开头一节，你听了以后说：“这是真的思念，共产党人不能光讲政治斗争，应该讲故友人情，廖公就是这样的人。五十年代初期他是全国青联主席，我是秘书长，有机会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当时各界青年朋友如王光英（现人大常委）、钱伟长（物理学家）、孙孚凌等人结下了真挚的深厚情谊，做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讲到这里你深情地说，我今生有幸遇到几位心比天宽的领导人也不虚度一生了。过了会你又说，古人说：“人死冤仇解”。死了，万事皆空，还知道解不解嘛？不死的时候就得解冤仇。你说你一辈子没有冤家，即使有人伤害你，你从不记恨，更不会报复。你静思了一会嘿嘿一笑，将手一摆说：“罢、罢、罢，共国两党干戈多少年，国民党欠我们的也太多了，还要捐弃前嫌，共建祖国统一大业，何况自己同志一点过失呢？‘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你笑了，笑得那么舒坦，像花坛中盛开的月季。
思情绵绵
老杜，在你将要走完人生旅途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烦恼，心平如镜，连一点涟漪都没有了。
有一天，我又把你推在樟树下，你笑嘻嘻的盯着我直看，半晌也不言语。我被看得莫明其妙，便随口说：“老太婆了，有什么好看的？”你说：“人虽老了，我觉得你没改变青年时的样子。”我逗趣地问：“想当年，你喜欢我那点？”你笑笑说，三十八年了，你才问我这问题，你接着说：“第一你俊，第二你真，第三你有灵气。”我说，当时济南市团委，山东省团省委有好几个美女，我比不上他们。”你哼了一声不以为然地说：“俊没有绝对标准，情人眼里出西施，我看你也是数一数二的。”停了一会你接着说：“我特别喜欢你的真，你真的剔透一清见底，几十年也不变，即使吵架也真，我从不真生气。”你说感激我三十多年来对你的忠贞不渝，感谢为你承担了对父母、对子女的责任，感谢我在你蒙难时给你的欣慰和力量，更感谢我不止一次地救了你的命和精心照顾，你的声音有些颤抖了，我听着有点象临终告别似的，心头一阵酸楚。不许你讲下去，以后，没有听到你类似的话语……
杜前，你听我对您的倾诉：我们既是夫妻，所承担的一切都应该是共同的，不能分我和你，要说感激也是双方彼此的。
有位作家，说过这么句话：“夫妻是一个整体，一切的遭遇都应该是共同的”。“十年浩劫”血雨腥风，患难却为我们换来了甘美，铸牢了我们的感情，使我们爱深情浓。
“涸辙之鲋，相濡以沫”，鱼儿尚能如此，更何况是夫妻，我是甘愿付出我全部的心力，支持你的事业，承担你的责任，拯救你的健康的。人生的旅途只能有一次，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你是引导我前进的师长，你给予我丰富的精神财富；我们共同创建了一个温馨美满的家，使我滋润着人生中甘甜的雨露。如果我们能有第二次生命，我愿再这样生活一辈子。 二
1992年8月20日，你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离开了住了一年又八个月的医院回到家里。你用仅有的视力，加上双手，看望着抚摸着你的书桌、抽屉、床铺、录音机和挂在墙壁的字画……你靠在沙发上，自言自语地笑嘻嘻地、喃喃地一遍又一遍地说这样一句话：“我回家了，我回家了！”象是阔别故里返乡的游子，又像一个归心似箭的孩子……此情此景，使我酸楚……
你让我为你写了18封信，给你的亲朋老友“报喜”，感谢他们在病中对你的安慰和鼓励。在病榻上你最渴望最高兴的事是阅读书信，常常是让我连读几遍，还要推敲那些至诚至慰的词语。
你迷恋网球运动，让我把球拍拿给你，那把prince球拍，你从拍柄开始沿着框子连看加摸了一周，又仔细按了按网的两面，还轻轻地做了个挥拍的姿式，对我说：“收起来吧，它已经退役了。”显出依依不舍而又惆怅的样子。半晌，又带玩笑似的对我说：“网球陪伴了我半个世纪，从少年时代就打网球。”你有相当的水平，常在一些比赛中得名次。
你让我帮你整理渔具，你用洁净的毛巾揩拭你心爱的鱼竿，我为你料理鱼线，你说网球不能再打还可以钓鱼。当年九、十月份你曾到淀山湖水上运动场和凌桥钓鱼俱乐部垂钓，当你又坐在清清池塘边，沐浴着和煦的阳光呼吸着新鲜空气，闻着田野的芳香，甩杆钓鱼的时候，全部沉浸在愉快之中，忘记了自己是位病人。回家以后，你说“今天圆了一个梦”。
你有好多梦，你想去参观著名的南浦大桥，观摩东亚运动会，看改造过的体委大楼，还准备去嵊泗参加东亚地区钓鱼邀请赛；录制体育方面的回忆录，你从抗日初期就当中共山东青委军体部长，体育可以说干了一辈子。你还说，若病情稳定明年再去一趟青岛，看看山东体育基地新建造的房子……你还盼着儿女们能再次回国团聚。
我们努力，精心地调治，我每天为你用温水浸脚然后做脚心按摩每只脚两千次；你每天坚持做两次明目运气按摩功；我每天用轮椅将你推至吴兴路体育科研所那厚墩墩、平坦坦、松软软的草坪上，你拄着手杖慢步锻炼，半圈、一圈、两圈；不用我搀扶。我们家16级的楼梯本来需两人搀扶，两个月以后，你竟然自己扶着扶手上下。视力在不断改善，心脏功能在恢复，连医生都说你出现了奇迹……谁能料到你溘然而逝呢？
老杜，你把全部的爱奉献给你毕生追求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社会主义事业，你是位好党员、好干部。
你把爱献给了你钟爱的青年运动和体育运动，在这岗位上做出了显著成绩。
你把爱给了你的父母，你理解、敬重他们给了他们最大的满足，是他们的好儿子。
你把爱给了子女，你关心爱护他们，严格地要求他们，是他们慈祥的严父。
你把爱给了我，四十年来，我们相濡以沫，你是我亲密的伴侣，更是我的兄长和老师。
我会继承你的遗志，踏着你的足迹，勇敢地生活下去！
1993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