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想到，众前突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悲痛欲绝，思念不已。回顾他几十年如一日，确实为人民做了些有益的事情，是～个好人、好同志。作为他的妻子、老伴，我多么想借机倾吐我们共同生活几十年的感受和生离死别的心声啊！但是多次提笔，都因悲痛至极思绪太乱，虽有千言万语也难以下笔，只好勉为其难，粗成此篇，以寄托哀思和怀念之情。
无法弥补的悔憾
众前他走了，走到永远永远不能回来的地方去了。他走得那么匆忙、突然、痛苦，这灭顶之灾对于我和孩子及所有熟悉他的人，甚至他自己，都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正好端端的，一天夜里他自己偶尔摸到胃部有个硬块，即去医院作了钡透检查，未发现异常，又经胃镜检查，才确诊长了东西，于是当即入院，九天后做了胃大部切除手术。当时，虽各方瞒着我，但我心里明白，总认为手术后，即使有什么不好，也总得有个过程和时间。但没有料到，术后几天，突然又并发腹腔感染，严重腹泻，发高烧，结果还是肠漏，被迫做了二次手术，并外请专家。在抢救治疗期间，他滴水、粒米未进，全身插着多条管子，戴着呼吸机，连句话也无条件说，真是苦不堪言，令人惨不忍睹。
他自己因病来得猛，病痛、着急，血压升高，心率加快，一直用吗啡、杜冷丁。一旦稍一清醒，在气管切开戴着呼吸机不能说话的情况下，即要笔写字。写的字有的清楚，有的模糊；有的是要求解决病痛，有的是惦记着发展经济、反腐败等问题，有时则写“我要回家”……目睹此景，真令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落泪！虽经抢救治疗，也未能挽救他的生命，从手术到停止呼吸仅仅36天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事发突然，连一点回旋的余地也没有。这一残酷的现实，怎不使人撕心裂肺悲痛难忍啊！我悲恸欲绝，涕泪交流，唏嘘长叹，万念俱灰，我日夜不宁，坐立不安，失魂落魄，不知所措。他的一切的一切，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我的心间。回想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件件往事涌上心头。特别使我深深感到遗憾和懊悔的，一是被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他一直是红光满面，腰板挺直，体重九十多公斤，头脑清楚，记忆力还好，生活一切正常。过去从不会玩，近几年除每天坚持散步外，还学会并天天坚持打台球，有时外出钓鱼，组织台球赛、钓鱼比赛还得过奖。大家都为他在同辈人中身体算好的而高兴和羡慕。二是他这些年心脏有点毛病，血压有时高，一直不间断地服药控制，较为注意，而麻痹于每年的查体均未见异常，忽视了有时胃胀不适、消化不良的毛病，只用点助消化的药，没引起重视，认真对待，以致遗患致命。三是当突然发现病情以后，就惊慌失措，治病心切，没有慎重考虑和研究，也没有多方向专家询诊商定最佳方案，就这样天真无疑毫不犹豫地同意即刻手术，以除病救人。结果事与愿违，术后即出现并发症，反而加速了死亡。
我也曾想如果手术做得成功，护理得当，能否避免这种结果？若改取保守疗法，不就还能有时间、有机会与家人团聚、互叙衷肠？……种种的想法和悔撼，时时在缠绕着我，吞噬着我，虽然我心里也明白，不论何故，事已至此，人死不能复生，但就是摆不脱放不下。看来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随其自然慢慢淡化，否则，也只好让它相伴我的余生罢了！
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同舟共济，相濡以沫
我和众前是同村人，同在本村小学读过书。因本村没有高小班，我只读小学，他则到外村读完高小。当时莱芜没有中学，就到泰安城考中学，结果两处中学都考取了，因七七事变，日本侵略中国，被迫中断了学业。为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我俩不约而同，先后离家投身革命。开始不在一地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俩先后被调章丘县，他任县委书记，我做妇联工作。1947年底我俩先后调出学习。次年春众前从华东局党校毕业，分配到泰安县任县委书记，我则到潍坊市工作。由于志同道合，彼此熟悉了解，即于1949年春结了婚。后我被调泰安地区妇联工作，他也调地委宣传部，从此都同在一地工作。
回首过去一起工作、共同生活的几十年，工作岗位几经变迁，都未离开泰山南北。经历了各种运动和坎坷，在任何情况下，我俩都是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相互理解、支持与共勉。他舍小家顾大家，对家事很少过问，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我也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因为我明白他的工作更重要，甚至我和孩子有病住院、外出看病，都尽量不让他分心、占用时间。家事除我承担外，还有我的母亲，跟了我们二十多年，帮助缝补、洗衣、买菜、做饭、带孩子，可以说她老人家为我俩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奉献。不论工资收入多少，如何开支，众前很少过问。在那低工资艰苦奋斗的年代，家庭对他生活略有照顾，但他自己从不挑剔和要求，也从未因这些事情引起过什么矛盾。他把精力与时间都超负荷地用在了工作上。他对我勤劳能干但脾气大的老母亲很是尊重、孝敬和迁就，老人有啥要求，他都要我尽量满足，让老人高兴。有时也过问孩子的学习，但从不打骂孩子。
在十年浩劫期间，我俩都在省农口工作。这是省直乱得最厉害的单位。夺权之后，众前被戴上了“三反分子”“走资派”的帽子，人身无自由，人权无保障，被轮番揪斗，有时被揪走了，我们还不知去向。那时既担心他挨打受罪，更怕被人所害，整日提心吊胆。在那人人自危、众叛亲离的境况下，我和孩子除害怕担心外，都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动向。如看大字报，搜集传单、通报，向众前提供些有限的情况，并尽可能照顾其生活，使他感受到亲人的关心和温暖，以应付这非常情况。在所谓“反逆流”时，派性猖獗，造反派经常晚上开大会批斗到深夜还不放他回家。记得有一次还把我揪到办公大楼，威逼我证实众前的一些所谓问题。他们问我是不是党员，党员应该怎样，妄图从我身上找到突破口。我则义正词严地回答“我是共产党员，应襟怀坦白，实事求是，如实说明情况”，驳回了他们的诓骗之词。他们无法，只好把我放回，让我好好考虑继续交待问题。
1967年1月至1968年10月，省农口和泰安地区的造反派共谋，把我揪回泰安批斗达一年之久，实际是给众前施加压力，我们处于彼此牵挂放心不下的境况。他担心我想不开有什么意外，就让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利用星期六晚上轮流乘火车去看我，当夜返回，以慰我心，并解他担心之苦。后来造反派扣发工资，冻结有限存款，除交房、水、电、党费之外，所剩只能维持六口之家最低吃饭费用，以至曾不得不卖衣物聊以补充。在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他仍坚持让孩子轮流去看我。1968年冬，天寒地冻，众前又被揪回泰安，住在一个仓库里，搞所谓揭“十七年阶级斗争的盖子”，日夜轮番批斗。因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造反派就逼他、打他，并声言不按他们的要求办还要打。这时我也正住在矿院学生宿舍，被日夜监视，不准见面。我担心怕出意外。正逢儿子来看我们，我即让他留下陪伴照顾众前，不顾造反派的反对，让儿子去找专案组讲理，这样幸免了再次挨打，直到批斗告一段落，才一同返济。由于我俩分在两地挨斗，彼此的牵挂担心难以言表。在那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我们也曾互勉，无论遇到任何情况，一定坚定信念，一定要顶得住，想得开，绝不能走他路。我在泰安也不断写信告诉他我所观察了解到的有关情况，特别告诉他要相信干部大多数是能明辨是非的，使其受到宽慰。
1972年7月，组织决定调他去青岛工作。当时我有病，严重贫血，卧床不起，家中只有十多岁的小女儿，治病有困难，但也支持他上任。幸亏有一位老同志的热心帮助，总算解决了后顾之忧。对这危难时的帮助，我全家念念不忘。后又与军队商量，把我在外地的大女儿调去青岛工作，给予众前生活与精神上的微小支持。
1973年底，我病稍好，带十四岁的女儿迁往青岛。因她年幼承受不了当时那恶劣环境的刺激和对爸爸的担心，得了严重的失眠症。我只好夜间陪伴，白天寻医问药，加之我个人有病，还有好多琐事需要帮助众前处理，不能坚持正常工作，只好几次谢绝了组织分配，按病休领85%的工资。这都是为了支持他的工作，甘愿做出的牺牲。女儿的病虽经这些年的不断治疗，学业和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至今未能痊愈。这也是我和众前的最大遗憾。
“四人帮”倒台后，经过多方面的工作和努力，青岛形势不断好转。1980年，众前调省政府工作。但有个别人，在这前后，仍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少数人，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诽谤，登报广播，制造舆论，不断向中央告状，使众前受到很大压力，吃不下，睡不好，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面对这不公正的对待，他曾以党员的权利上书，希望把在青岛的问题搞清楚，但未得到什么说法。我为他痛心和不平，更担心他把身体搞坏。我曾当面或写信劝慰他：“在青岛的工作问心无愧，对得起老百姓，会得到历史的检验，总有一天会把问题搞清楚的。”我把请书法大师武中奇书写的“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和沙孟海书写的陈毅诗词“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字，挂在卧室书房，使其受到宽慰。我曾几次背着他找省的主要负责人，希望能把青岛问题摆在桌面上谈开，以期放下包袱过好晚年。其后省里虽派人谈过但未有结果，以后也未当面谈开。后来才知道1984年省委派工作组，把问题查清楚后上报了中央。这使众前和我全家总算放下了沉重的包袱。1988年底，组织对他的工作又作了安排，但不可否认折腾了这几年，使他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我至今还认为这是他致病的重要原因，也为此更加痛心和遗憾。众前啊！不论如何折腾，你总算放下包袱离开了人间。惋惜的是你走得太早太急，你我白头没有偕老共享人生，让无情的病魔把你我生离死别，这是多么的残酷和让人无奈啊！但值得自慰的是“无辜慰忠魂，清白留人间”。无论怎样，让后人评说，让历史检验吧！在我们几十年的共同生涯中，使我深深感受到、夫妻之间，平静的生活中感情是显而易见的；而真正看到感情之深，莫过于患难之时，只有这时才使人懂得真正的感情是如何的宝贵。
严以律己，以公仆为己任，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为人民做事
共同生活几十年，在我的记忆里，他总是很忙，在机关和在家的时间不多，节假日很少休息，加班加点是常事。像带家人孩子游玩，看场电影等更如凤毛麟角。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都知道，他是个最能熬夜的人。不论严冬酷暑，他都把个人的辛劳置之度外，全身心投入学习和工作。因为过去运动和工作一个接着一个，他严肃认真，边学边干，谨慎从事。对报告讲话，总是自己动手，即使其他同志起草，也要事先研究提纲，写好后他再认真审查修改，绝不草率从事。他很注意充分发扬民主，对每项重要工作，除个人认真思考准备意见外，必须再经集体讨论，虚心听取和集中大家的意见，形成决定然后确定设立工作试点，他则亲自蹲点、跑面，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取得经验，再指导和推动面上的工作，以求不出或少出偏差。
1958年前后，为了解决泰安地区农业增产缺水的问题，必须兴修水利，变旱田为水田，大搞水利建设。为此他带领有关的同志走遍了全区的山山水水，到处都留下他的汗水和足迹。每项工程都在亲自察看取得资料的基础上，制定计划，多方论证，再行组织实施。在他的主持决策下，先后兴建了一批大、中型水库和小型的水利设施。这对改变泰安地区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水平，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起着重要作用，对全地区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做了一定的贡献。
在青岛工作的七年半，提起来我就不寒而栗。不少人都知道，解放以来，由于青岛特殊的历史背景，情况一直比较复杂，工作不好开展，“文革”后形势之乱，派性之严重，在全国著称。众前到此工作所承受的压力，所耗费的心血是难以想像的。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与市里一班人一起为拨乱反正，稳定局势，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呕心沥血，超乎常人超乎常规地做了大量工作。市领导班子晚上开会，常常夜里两三点不散会，有时通宵达旦。1972年7月至1973年底，他一人在青岛住招待所，下班、吃饭不按点，到点不吃饭，就把饭送到房间，炊事员下班关门。常常因为回去晚，人累、饭凉不愿吃也就睡了。衣服脏了换下来没时间洗，以致发霉长斑。1973年底家搬到青岛后形势仍乱，随便揪斗纠缠领导干部的事时有发生。晚饭后众前去办公室，都是我读初中的小女儿或邻居的小儿子陪送。常常很多上访人堆在宿舍门口，有时不得不出面做工作劝其离开，否则纠缠不休。当时矛头对众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遍及全市，极尽造谣诽谤诬蔑之能事，直到发生几派联合进住、夺权、冲击市革委，殴打人民解放军的事件，并有不少人包围了我的家，整个形势极为混乱。幸亏中央、省委的大力支持，果断采取了镇压措施，才平息了这一事件。“四人帮”倒台后，进一步审理表明事件的策划主谋等都和“四人帮”有直接联系，这就更让人感到当时形势的严峻和后果的严重。
众前与市委领导一班人对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工作，在形势趋于稳定后，就着手积极认真地抓了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为了促生产上产值，除一般地进行部署和发动外，他经常亲自下厂子，进车间，发现解决问题，有时夜间下厂，检查厂领导是否坚持责任制，是否坚持生产。经过一系列工作，使工农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工农业产值计划。
过去的这些年，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在各种运动和各方面的工作中，我深深感受到众前对领导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实事求是，谨慎求稳，立足实际，寻求发展，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力求各项工作少出或不出偏差及问题，使工作比较稳妥健康地进行。有时他也因此受到误解，甚或有人产生成见和怨恨，出于公心，他也不去计较。
回首众前走过的路，在过去的年代，在为国为民的思想指导下，他还是有远见和发展意识的。远在六十年代初，在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思想指导下，在他主持下，地委发动泰城机关干部和中学生参加义务劳动，修建了第一条沥青马路一青年路，修建了当时条件较好的第一招待所（“御座”前身）和红门小楼，以作接待内外宾之用，以后还建了泰山大桥等。“四人帮”在青岛的势力倒台前后，在以他为主的领导班子决策下，建起了“汇泉饭店”（后改名“王朝大酒店”），改造了山海关路15号，随之又建起了“黄海饭店”及青医附院的保健病房，这些基础设施为改善青岛的接待条件，发展旅游事业发挥了作用。他还曾考虑今后如何发展青岛，提出了搞什么电子城、啤酒城、旅游城……的设想，并着手制定规划和具体实施方案。1979年调省政府工作分管财金、外事、旅游、侨务工作期间，也参与决策修建齐鲁宾馆、阙里宾舍、泰山索道等，并作了具体实施的工作。尽管后来证明这些建设还远远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发展的需要，又先后不断进行了改、扩建和配套工程，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也需要相当魄力和胆识的。就是1981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他还为青岛和延边自治州的经济发展，技术和物资的相互支援牵线搭桥。说起这些事，可能是微不足道，但是也说明了众前的责任感，说明了他为山东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尽了微薄之力。
众前于1983年退居二线之后仍然闲不住，除参与顾委统一活动调查研究及社会活动外，他还受老领导、老同志的举荐和委托，积极支持和参与泰安党史资料的征集和编审工作，曾同泰安党史办的同志去东北、北京，召集在泰安地区战斗和工作过的老同志开大型座谈会，征集材料，并帮助他们解决经费问题。在调查农村奔小康课题的过程中，他发现泰安乡镇企业局办了所学生哪里来哪里去，不包分配，根据需要为乡镇企业培养人才的学校，认为这是当前解决发展乡镇企业缺乏技术人才的好办法。他多次去学校了解情况和办学经验，锲而不舍地向有关方面宣传推荐，向省委常委会议介绍，在省召开的四区会议上宣传，并带领泰安乡镇企业局及学校负责人到北京向农业部汇报。经过一系列工作，最后使这个学校成为国家承认、正式挂牌的大学。众前还被聘为金融、粮食、旅游、计生等协会的名誉会长。需要参加的会议，他都认真思考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另如莱芜建造老干部活动中心资金不足的问题，莱芜常庄革命老区兴修水利缺资金的问题，山东《果树志》印刷经费问题等，在众前的积极支持帮助下都得到了解决。就在1996年他发病前的一个月，还为莱芜钢城付家庄建水库的问题写信给省长李春亭同志。总之，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事他都放在心上，并为之竭尽全力。众前在个人生活上也是严于律己。1965年从泰安调省农林办，1972年调青岛工作，1980年又调回省府工作，都是只身轻装上任。没有宿舍，就住招待所。为节支房费和避免乘车上班的麻烦，他都主动提出住离办公地点近的小房子，生活简单，从无过份的要求。在青岛一人住招待所一间房达一年半之久。在形势混乱工作艰巨的情况下，他的生活无人过问，来往的客人和老同志的招待，全由自己支付，从未向组织报销一分钱。对身边的秘书、司机，他同样宽厚相待，特别退居二线之后，晚上或节假日无特殊事情从不打扰他们。
对同志满腔热情，关怀备至，以助人为己任
众前是一个重感情而内向的人。他貌似威严、架子大，工作以外的话语较少，但实际上心底善良，对人满腔热情，富有人情味，关怀备至。我记得在泰安工作时，对个别担任领导工作身体有病不适宜经常下乡的同志，他主动考虑照顾安排到工作比较安定舒适的岗位。在三年困难时期，对北京和省里去泰安疗养的干部，在生活住房上也尽力予以关怀。在省农口工作时，有的炊事员、司机和一般干部遇到困难，他也都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经济上的帮助。在青岛工作的非常时期，各大军区、外省市和本省到青岛疗养的领导干部非常多，他总是在百忙中挤时间看望关照，在形势乱、工作艰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他安排市委副秘书长具体负责照顾他们，每户均配上一套煤气炉，办了特需供应证，可照顾购买部分肉鱼蛋等紧缺物资，使他们能自行调剂生活，得以舒适安心地疗养。
众前特别是对危难病重的老同志，更是义无返顾地鼎力相助。有位山东籍的老同志，长期在山西大同工作，因患癌症手术后到青岛疗养，体质特弱，后癌症复发，需再手术，通知他的单位，既不来人也无态度，无奈众前便邀请曾与其共同工作过仍在本省的两位老同志到青，共同商定作了二次手术。还有一位建设部的副部长，在青岛疗养期间心肌梗塞突然发作，情况危急，众前赶到医院，从抢救、通知其家属到青侍奉及安排治疗、生活，他都亲自过问。曾任过泰安地区专员，省卫生厅、林业厅长，后要求回泰安林场工作的张耀南同志，在“文革”中受到残酷的迫害，直到1970年仍被抓住不放，众前曾几次建议泰安说：耀南是个好同志，应该解放他。七十多岁的老人有病消瘦得很厉害，请假来济南找众前帮助看病。这时众前也是刚刚恢复工作，在各方面还很困难的情况下热情接待，安排食宿、车子，联系医院查病。诊断结果为胃癌。院方瞒着本人，告诉众前须立即住院手术。这时众前一方面安慰本人，同时分别电告他在外地工作的子女并联系泰安地委组织部派人办理人院和手术手续。就连来济侍奉病人的家属住宿、给病人做饭的炊具等，也是众前与济南市的同志联系解决的。这给危难病重的耀南同志是莫大的帮助和安慰。省顾委一位老同志有病住院，他也经常到医院看望。一天夜间老同志突然病危，他不顾倾盆大雨，叫上孩子陪他去医院组织抢救。这些年来，众前一直就是这样热情关怀和帮助别人。
众前不仅在生活上、情感上，而且从政治上关心老同志。“文革”期间，本省和外地的很多“造反”组织曾向他调查了解老同志的情况，他以对同志从政治上认真负责的态度写出证明材料近二百份，都留有底稿。有的搞外调人员蛮横无理，施加压力，企图让众前按他们的框子写材料，众前总是耐心地说明情况，坚决拒绝提供不符合事实的证明。有位老同志曾任过章丘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现已九十多岁，“文革”时从四川某地区专员职位退下后，回原籍泰安定居，其归属管理及政治生活待遇等问题未能解决。经众前向地委反映和建议，使问题得到了解决，这位耄耋之年的老同志非常满意，至今仍健在安度晚年。还有“文革”前从省里退下来定居在青岛的一位厅级女干部，工资待遇由街道负责，得不到应有的照顾。众前知道后非常关心，建议补选她为市政协副主席，政治、生活、医疗等得到相应的照顾，本人及其全家都非常满意。
对于一些当年的老战友、老同志、老模范、老村干，众前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每当有机会，总要向有关方面询问熟悉的老同志情况，总要挤出时间登门看望，即使对老同志遗属也是如此。如淄博原政协副主席贾东明，济宁地委副书记曹福长，另如陈勉甫同志（已故），莱芜98岁的黄宝恒同志（已故），烟台王永幸同志等等。
总之，众前同志的一生，确实履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他个人常说的“做人要比做官重要得多”的人生信条。他的这些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将永远铭刻在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们的心中。
最后，我以对众前的挽联作为我的心声：
一、上不愧党，下不愧民，忠厚耿直，正气凛然，赞你高风传千古；天欲尽责，人欲尽情，沉疴频摧，难遂众望，恨我无力挽百年。
二、数十载，泰山南北，风风雨雨共踏坎坷路；此一别，黄河上下，觅觅寻寻不闻亲人声。众前，你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