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11日这一天是我们全家最难忘的日子——我最亲爱的爸爸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爸爸突然的离去这一残酷的事实给我们全家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从此悲痛永远笼罩了我们。一走进家门就仿佛看到爸爸那魁伟的身影在院中散步，在书房批阅文件、看书，在会客室看报、聊天……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愿外出，不愿出发，怕见到爸爸的老战友、老同事，怕看到爸爸战斗工作过的地方，我无法承受触景生情的打击。爸爸走后，很多爸爸的老战友、老同事都寄来纪念文章，作为女儿更有无尽的怀念，多少次提笔都因悲痛过度不能写下去，但我觉得我必须要写，因为每一个字的倾吐，在我都是一种心灵的舒缓和慰籍。
在我儿时和小学、中学、大学阶段，爸爸妈妈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家中很少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与我们兄妹相处的日子更是屈指可数。但就是在那么繁忙的工作中，爸爸妈妈也总是抽出短暂的时间了解我们的学习，了解我们的思想，并讲述战争年代故事来教育我们如何正确处理问题，如何做人，为我们人生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自我出生后家中经济条件一直还算宽裕，但爸爸妈妈刻意使我们的生活维持在较低水平，衣服经常是补补接接再穿。上中学后，我看到许多同学穿得都比我好，心里有些怨言，回家后就向妈妈发泄了一通。爸爸知道后与妈妈一起和我谈了一次，当时并没有直接批评我，而是讲述了他们的过去。爸爸讲他上学时虽然家中开有染坊，日子依然窘困，能吃上一块豆腐干就像过年一样，但与村里其他人比则算是富裕的。爸爸弟兄四人，爷爷仅有能力供爸爸一人上学，就在那种条件下，爸爸刻苦努力读书，年年都是级部第一名，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泰安的中学。爸爸说：你是一名学生，最主要的任务是学习，而不是比吃比穿，只有学好本领，将来才能报效祖国。虽然学校离家很近，但爸爸坚持让我们住校，以培养艰苦朴素作风和独立生活能力，所以我们一直没有高干子女的那种优越感，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在学校我们兄妹均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爸爸对我们家人要求极为严格，妈妈几次调级，都被爸爸挡住，而让给了其他同志。他的专车不许随便坐，说那是组织为他工作所配备的。记得1992年有一次我发高烧，妈妈硬是让我乘公共汽车去医院，结果到了车上就晕倒了，当时心里十分委屈，所以住院后也不与家里联系。后来爸爸去看我时说：“不要有意见，你们没有资格坐我的车，一般人遇有什么急事不都是乘公共汽车嘛！”
爸爸在一线工作时，从来没有什么节假日，因此与我们相处时间很少。那时我们兄妹对爸爸妈妈感到有些陌生，看到别人的爸爸妈妈对孩子的态度，令我们又羡慕、又嫉妒，即使是奶奶去世、妹妹生病到北京会诊、妈妈住院，爸爸都无暇顾及，我有时就想他是否是个“冷血人”。但爸爸退居二线后，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多了，我的孩子病了，他冒雨去拿药，使我内心受到极大震动与感动。爸爸虽然不擅言辞，但内心感情是十分丰富的，他十分爱家、爱孩子，只是他太忙了，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管，去表达。在我不懂事时我也曾抱怨过你父爱母爱太少，但是成年后我们深深理解到，这是爸爸妈妈希望孩子能像他们一样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在历次党内斗争中，爸爸都坚持真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一切，反右斗争中，有的领导同志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分子”，爸爸冒着被冠以右倾思想罪名的危险，向上级组织为其申诉，阐明自己的观点。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爸爸遭到隔离、批斗等残酷折磨。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对爸爸有了了解。当时爸爸几乎天天被“挂牌”、“坐飞机”、游街、强迫劳动，就是患急性心肌梗塞时，也不让就诊治疗，但就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爸爸始终对党忠心耿耿，坚信党、坚信毛主席，绝不为个人暂时安危或过关说半句不负责任的话。我清楚记得有多少次造反派因为爸爸不承认是“走资派”而对他拳打脚踢，但爸爸从未屈服，他总是说：“我在工作上是有失误的地方，但对党的事业我决无二心，我是尽最大努力干好各项工作。”在那艰苦岁月里，爸爸无人身自由，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还要担心着被隔离批斗的妈妈，但仍时常教诲我和哥哥：“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不要看黑暗面太多，要正确对待，有些同志为了自己或迫于某种压力说了很多不负责任的话，办了很多不负责任的事，今后事实会教育他，你们要学着去谅解他们。”也正是爸爸这种博大胸怀，使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爸爸进行造谣中伤、人身攻击的人感到深深内疚，而对爸爸的人格感到十分佩服。
全国解放后，有近二十年时间爸爸一直担任地市委书记工作，工作之繁忙是可以想像的。特别是1972年爸爸调青岛主持工作，当时青岛是闻名全国的混乱城市，可以说爸爸是受命于危难之中，为此我们全家都非常担心。但爸爸的一生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绝无个人异议而言，在接到通知后只身一人三天之内赶到青岛。在那帮派林立，造反派多次冲击市委，搞打、砸、抢，妄图夺权的风雨飘摇的日子里，爸爸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坚持党的原则，抓革命、促生产，排除一切干扰，不仅使青岛原有各项事业有了很大发展，而且还上了很多新的项目，使这个因“文化大革命”而几乎瘫痪的工业城市的生产总值来了个飞跃，青岛形势得到了稳定。
爸爸工作深入、细致、扎实，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他担任副省长后，主管财贸、外事、外经等工作，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为山东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我记忆较深的是修建泰山索道，当时意见不一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也很大，爸爸亲自与全国有关专家，几次徒步登泰山现场考察，并组织大家进行多次缜密论证，最终果断拍板。
爸爸退居二线，担任省顾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后，依然如在一线一样工作，经常带领有关同志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山东各地，一份份调查报告及建议上报到省委，真正起到了参谋的作用。同时这些年来爸爸也一直致力于泰安党史的工作，不顾年高体弱，多次与党史工作同志到有关老同志所在的北京、东北等地召开座谈会，征集资料。为此我曾多次劝爸爸，年龄大了，是否悠着点，但爸爸依然是“我行我素”。
爸爸的组织纪律性极强，党内的事，工作上的事从不在家里讲，同时也要求我们不要听小道消息，更不要传播小道消息。爸爸责己甚严，但对老战友、老同志的关切之情是那样的浓、那样的深。记得“文化大革命”中，有些老同志身患重病，但因未获“解放”，得不到相应治疗，爸爸千方百计为其请医生，并给予生活上周到细微的关照。省顾委一常委突患重病抢救，爸爸深夜冒着大雨去参加会议，并亲自安排有关事宜。平素，爸爸妈妈常到牺牲或病故的战友家中探望，自己或通过组织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困难，使人真正感到战友之情、同志之谊的温暖。
爸爸虽然职务高，却始终将自己与同志置于平等地位，处世待人诚恳，平易近人，特别对待身边工作的秘书、司机，从各方面都给予关心与爱护，谁有困难，都千方百计予以帮助。所以在爸爸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与爸爸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尤其是爸爸战争时期的警卫员，虽然年龄与爸爸相近，对爸爸的尊重，特别是与爸爸那份亲如兄弟的战友之情，让我们羡慕不已。
爸爸一生求真务实，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于讲真话，讲实话，曾招致不公正待遇，但我们不曾听见爸爸有过半句怨言，发过任何牢骚，他总是顾全大局，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关心的是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疾苦，这种胸怀与境界令我们以及所有熟悉爸爸的同志们都十分敬佩。
爸爸一生“俯首甘为孺子牛”，把毕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1993年退下后，依然是人退心未退，直到病情垂危时，对前来看望的李春亭省长仍谈及帮助解决莱芜的水库问题。在76年生涯中，爸爸用于工作的时间比常人多得多，因此爸爸生命的意义决不是76年可以包容的。爸爸您太累了，您把业绩留在了齐鲁大地，您可以无愧地说：您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全部献给了党，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爸爸，我们一定照顾好妈妈。我们会遵循您的教导，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事。我们一定像您一样，认真书写一份没有污点的人生课题答卷。
亲爱的爸爸，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