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11日是一个令人悲痛欲绝的日子，亲爱的爸爸在这一天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泪流干了，心哭碎了，却也无法挽回您的生命。我们怎么也不能相信这残酷的现实，因为您一直身体健康，满面红光。从发现您的病到去世只有短短的46天，但在手术后的37天里，您却由于手术带来的并发症，遭受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折磨。您37天滴水未进，一句话也无法讲，在病床上同病魔做着顽强的抗争，而全家人和周围的同志们只能默默地流泪，心痛欲碎，却无法帮您摆脱痛苦。您无言地走了，没有留下任何嘱托；您痛苦地走了，把我们的心也一起带走了。可恶的病魔、手术后的意外夺去了您的生命，给我们留下了除了无尽的思念，还有深深的歉疚和无法弥补的遗憾。虽然我们也明白人去不能复生，面对悲痛欲绝的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唯有选择坚强，但无论如何也抹不去、挥不走这份世界上任何东西也无法代替的感情。
作为您最小的女儿，相伴在您身边时间最长，我很想将对您的思念写出来，但每每坐下来，笔未动，却已泪流满面。这种感情和思念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啊！
我们不可能，也没有资格去概括评价您的一生。在我们的心里，您是一个善良的老实人，一个兢兢业业对事业孜孜追求的人，一个道德情操高尚的人，一位好父亲。我们眼中的您，坚定而执着，严肃而慈祥，厚道而机智，沉稳中不乏幽默。也许由于您的沉默寡言而使外人产生某种距离感，但我们家人及您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在您严肃的外表后面，却有着常人少有的和善和爱心。
您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细致认真。在我儿时的印象中，您总是没黑没白地忙碌，很少有时间过问家事，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对您少了那份像对妈妈那样的依赖感，甚至对您有点陌生感。1972年夏，在我十三岁时，您调到青岛市主持工作。一年之后我和妈妈也来到了青岛，陪伴在您身边，由此对您的工作作风有了更深的感受。那时候“四人帮”横行，青岛市派性严重，局面一片混乱，是“批林批孔”期间全国唯一出现二次夺权的城市，难怪人们说那是青岛工作最不正常的一段时间。面对这种情况，您没有退缩，毅然服从组织安排来到了青岛，挑起了这份重担。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您排除干扰，坚持经常下基层调查研究，想尽一切办法恢复生产，发展青岛的经济。您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您在青岛工作的八年中，每年的大年夜都是与坚持生产的一线工人共同度过的。但是，那时的形势不允许您将精力完全集中在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上。“批林批孔”期间，您总是早出晚归，经常凌晨一两点才能回到家。尽管您从不向家人谈工作的事情，但我们从街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家里频频出现的上访人群和来闹事的造反派，从您紧锁的眉头，感到了形势的严峻。1974年7月4日，造反派冲击市委大楼，殴打值勤的解放军战士，企图使青岛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在当时的环境下，要依法严惩这批“四人帮”支持的犯罪分子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极大的决心，因为这样您随时都可能被扣上“镇压革命群众”、“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帽子，被打入政治地狱。您却毫不畏惧，置荣辱于度外，采取果断措施，下令将带头闹事的造反派抓了一批，判刑一批，狠狠打击了坏人的嚣张气焰，维护了青岛的政治局势。但是，由于“四人帮”的支持，坏人们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扬言要对您采取报复行动。家里曾几次出现过叫骂和扔黑石头的人。尽管您对此毫不在乎，照常坚持工作，但我们全家人却深深地为您的安全担心。那时，我们家与市委大楼有段距离，您每天都是步行上班，怕您在路上有什么不测，我就跟在您的身后，看着您走进市委大门，然后再回家向妈妈报平安。后来，邻居李叔叔担心我一个女孩子晚上不安全，执意让他的儿子去送您上班。每天晚上，无论多晚母亲和我总是等您回到家，才能人睡。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由于整日提心吊胆，长时间精神高度紧张，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直到现在仍没有摆脱病痛的折磨。您总认为这是受您的连累，经常对人说：“是因为我，这孩子才得了这个病”，并直到您去世也放心不下。爸爸，我现在对您说，我从来没有怨过您，我知道这是万恶的“四人帮”和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带来的痛苦，而您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坚持原则、勇于承担责任，无私无畏，为党的利益而敢于牺牲自己的高风亮节为我树立了榜样，是留给我受用终身的宝贵精神财富。
1980年，您回到济南工作，任山东省副省长，分管财贸、外事、旅游等工作。您始终保持着勤恳、踏实的工作作风，善于学习，注重调查研究，对工作精益求精。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您以敏锐的思想，超前意识到山东省旅游业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战略位置和巨大潜力，下决心抓好山东旅游事业的软、硬件建设。在当时政策还不够开放、人们思想还不够解放的情况下，您顶着来自某些方面的压力，亲自到北京邀请有关专家进行反复论证，先后确定了齐鲁宾馆和曲阜阙里宾舍的设计施工方案。在修建过程中，您时刻关心工程进度，多次到工地了解情况，在当时材料物资供应困难的情况下，及时协调解决施工遇到的各类问题，保证了工程顺利进行。那些日子里，齐鲁宾馆建设工地上不知留下了您多少身影和足迹。同年8月，年届六十的您又冒着酷暑，与来自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几十位城建、环保专家一起步行登上泰山，研究论证修建泰山索道的方案，亲自勘察修建的位置和线路，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尽可能保持泰山自然景观的前提下，确定修建了泰山索道。这些都为日后山东的对外开放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1983年机构改革后，您退居二线到了省顾委。这段时间，作为家人，我们都知道您内心经历着风风雨雨，不能平静，但这绝不是由于退居二线带来的不平衡，而是因为有人故意混淆是非，晴天白日中向您泼来一盆脏水，使您这个正直宽容、忍辱负重一辈子的老实人也难以忍受。尽管您已离开青岛，当时的派性人物还是不肯放过您，他们使尽浑身解数诬告您、陷害您。记得您曾几次找当时有关领导谈您的思想，每次谈之前您都是彻夜难眠。在您这辈人的心目中，领导就代表着组织，您心底里始终相信党，相信组织，不论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其它不利的环境中，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您期待着组织能够通过调查，为您澄清问题，以使您能从奋斗一生的岗位上轻松地退下来。在那些日子里，本来就沉默寡言的您更加沉默了，但从您一支接一支的香烟中，我们体味到您内心的不平静。我们多么希望您对家人倾吐您心中的不畅，这样也许可以减轻点您内心的压力，也许就不会在您的身体里留下日后疾病的祸根。您从不为了开脱自己而上推下卸，也从不为自己作过多的辩解；您从不在他人得势时去套近乎，也从不在他人失势时去落井下石。您虽然从政一生，处事谨慎，但身上绝无世故和圆滑。也正是您这种刚直不阿的性格，使我感到更值得尊敬。您更有理由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顾委的工作是二线工作，您却像在一线工作一样认真，经常针对一些涉及到教育、农业和农村等方面的问题去基层调查研究，走村串乡、爬山越岭。听一起去的同志回来讲，您常常为了抓紧时间考察，召开座谈会而耽误吃饭，有时还工作到深夜。每次调查回来后总是认真组织并亲自修改写出调查报告。我们经常劝您注意休息，养好身体，可您依然如故。这就是您一贯的工作作风，几十年养成的，不会轻易改变的。退居二线以后，您始终关心着国家大事和国内经济形势，也在不断地思考着一些问题。记得您不止一次谈起，我们国家农业改革是很成功的，实行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后，解决了吃饭问题，但同时给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带来一定问题，这是深化农业改革面临的新问题。您对新鲜事物总是十分敏感。泰安市的乡镇企业学院办得有特色，您了解情况后感到由衷的高兴，极力向省委和国家有关部门推荐他们的经验，想方设法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帮助解决办学中遇到的难题。您还担任省金融协会、计生协会、粮食协会、保险协会等一些名誉职务，每次会议讲话，您都要亲自审查修改，从不敷衍。
您是一个非常注重感情、懂得感情的人，对同志总是满腔热情，对老同志更是情深谊厚。六十年代，机关很多同志都是与家属两地分居，又是低工资，每当他们生活上遇到困难，您和妈妈就会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钱来帮助他们。“文革”期间，许多外地老同志来济南或青岛看病就医，尽管当时他们当中有的人“问题还留着尾巴”，有的甚至还有专案组的人“陪着”，您自己的处境也很艰难，但您总是尽您所能全力帮助和关心照顾他们，从不考虑会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九十年代初，您已是古稀老人，可在一个雨夜里，当您得知省顾委的一位老同志突发中风，生命垂危时，您毫不迟疑，带上晓刚冒着大雨赶到医院，和顾委的有关同志了解病情和抢救方案，安排人员护理，并让晓刚与那位老同志的子女一起抬着他去做脑CT。待到安排妥当，病人的情况有所稳定，您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这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1点半钟了。每年春节走访，您都不忘去看望几位已故老同志的老伴，您说：“别的地方不去也得去看望她们，她们是最需要看望的。”您的话，我们现在理解得更深了。1996年夏天，您去青岛疗养，特意请来当年青岛市委车队为您开过车，已经退休多年的两位老张师傅，一起吃了顿便饭。席间张学义师傅告诉您，他那年年三十与您一起去慰问部队时出生的孙子拥军现在已经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您听了高兴地笑着说：“要不说我们都老了呢，您孙子都会开汽车了！”这顿饭您吃得特别高兴，虽然您不善言辞，但您心里却忘不掉他们过去没黑没白，没有节假日陪着您奔波的日子，没有想到，这次见面成了您与他们的诀别！您在我们子女眼中是位慈祥、可敬的父亲，我们兄妹几个从未挨过您的打骂，您对孩子从没有家长作风，从不主观臆断，也不强令我们一定要怎样做，但您以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教育和影响着我们。我们在您的影响下，从小就知道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来没有因为个人私事用过您的专车，也没有打着您的旗号办过任何事。您也没有为了孩子的生活、工作利用职权做过任何违反原则的事情。哥哥是位机关一般干部，姐姐和我都从事技术业务工作，我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工作。您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既不希望你们当官，也不希望你们发财，只要你们能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堂堂正正的好人，我就满足了。”每当我们工作中取得一点成绩，您总是由衷地为我们高兴。记得当您得知我评上副教授时，您高兴地说：“我的小女儿也成了副教授了。”转而您又语重心长地说：“现在评副教授比过去容易了，但真正做一个为人师表，讲课讲得好，对工作认真负责，令学生满意的好教师却不那么容易。咱得争取做一个真正的好教师啊！”爸爸，女儿要对您说，尽管我能力有限，但我会按您的嘱咐去努力的。爸爸您知道吗？每当我们遇到不顺利和困难时，总愿意找您说说，您总是耐心地听完我们的叙述后，帮我们分析情况，提醒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好问题。您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们的工作和成长。晓刚单位里当年因为宿舍分配问题，个别人闹矛盾，影响了整个分房工作，他作为单位负责人为了研究处理问题，晚上两点才回到家，一进门竟看见您依然坐在灯下等着他。您了解情况以后，嘱咐他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注意工作方法，切不可年轻气盛，感情冲动。您谈完自己的意见才放心地去睡觉。爸爸您走了，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像以前那样同您面对面交谈、聆听您的教诲了！
爸爸，我永远都忘不了1996年10月28日这一天，一向健康的您被查出患了胃癌，而且是晚期！在前一天，您无意中摸出腹部有一个包块，马上去医院做了钡透、核磁共振等检查，结果都是正常的，我们的心也稍稍放下了。第二天，作医生的姐姐一定要您再去做胃镜检查，结果立即确诊并决定尽快手术。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如睛天劈雳，几乎支持不住自己。为了不影响您的情绪，我们决定暂时隐瞒病情。晚上我去医院给您送饭，强忍泪水，尽力装出平静的样子。您一直盯着我的脸想看出点什么，说：“我看见你妈妈今天哭了，你姐姐也老是躲着我。”我对您说：“爸爸想哪儿去了，大夫怕您溃疡面大发生病变，才决定动手术，要动手术当然大家都紧张了。”我明白，颇有常识的您，心中对病情已经有数。我不知怎么熬过那一个多小时，我实在无法面对您。当我走出病房时，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手术前一天晚上，您回家洗澡，这是您最后一次回到家中。趁大家还未吃完饭，您脸色平静地对我说：“别说我得的还不是那种病，即使是，也得治啊。”我明白，您是在劝导我，怕我承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爸爸，您直到这时想到的还是别人。当您手术之后，大家都在庆幸您顺利渡过手术关并打算着如何进行下一步治疗时，万万没想到您却出现了术后少有的并发症——肠漏，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术后，您高烧不退，住进了重病监护室，用上了呼吸机。您无法说话了，身上插满了管子，一直禁食禁水，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您坚强地支撑着，连呻吟都极少发出。看到您的样子，我们的心在流血。我们期待着奇迹的出现，但情况却一天不如一天。您已经意识到什么，示意要来纸和笔，艰难地写道：“你妈妈的单位对她怎样？”当我们肯定地回答以后，您放心地点点头。因为担心妈妈经受不住，我们尽量不让她常到您病床前，但我们知道此时您最想见到的是妈妈。可是，在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每当我们对您说：“让妈妈来看看您吧”，您总是摇摇头。我理解，您是不愿意让她因看到您痛苦的样子而受到更大的刺激。从不善直接表露的您，是在以您自己的方式表露着感情。您放心不下妈妈，您眷恋着家和亲人，但万恶的病魔却无情地吞噬着您的生命，最终夺去了您的生命112月11日上午，您的心律突然加快，身体出现衰竭，神志不清。我抓住您的手，拼命地要挽留住您，但您还是在我们兄妹几个的呼唤中离开了！
您从入院到去世只有短短的46天，真像恶梦一场。
您没有来得及嘱托我们就去了，但您的一生的言行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教诲，为我们一生做人做事树立了最好的榜样。爸爸，您走了，当我遇到困难和疑惑时，再也得不到您的帮助和教导，可我又分明感到您始终站在我的身后，给我勇气和力量。您的期望，我不会忘记，我会努力做个令学生满意的好教师，为国家培养更多更好的有用人才。
爸爸，亲爱的爸爸，我们为拥有您而百倍自豪，为失去您而万分悲痛。
安息吧，爸爸，陪伴您身边时间最长的小女儿和女婿永远怀念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