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地在一起——刘众前同志传略(上)文/宋洪江

lwll 发表于2019-11-05 15:49:23

自  语

    我本不愿写。因为我资历浅薄,对您的了解也很肤浅,而最重要的,是怕我的涂鸦之作无力表述您的丰满的形象于万一。我要写。因为您的人格、您的灵魂感召着我,使我的心灵也难以安宁。

    我有责任写。对于您这样一位长者,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付出了这么多,而我除了做这点事情之外,还能做什么呢?于是,我力图用全副身心去追寻,追寻您的片断,追寻您的生命主旋律,追寻您的人格和灵魂…

投身抗日烽火

    您是一位标准的“三八式”干部。

    1937年夏秋之交,勤奋苦读、渴望学习的您——一位十六岁的少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莱芜十区唯一的一所高小,说服了因家境拮据而犹豫不定的双亲,又以名列前茅的成绩同时被泰安两所中学——省立三中和萃英中学录取。但也就在这时,七七事变爆发了,破碎了您的求学之梦。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几个月的时间就几乎占领了整个华北。日本的飞机到处狂轰滥炸,韩复榘的三路军兵败如山倒,各级官吏要员携带家眷细软闻风南逃。失学的您回到了家乡——莱芜鲁西镇一户普通农民家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目睹山河破碎,人民惨遭蹂躏,您义愤填膺,却苦于报国无门。

    1937年的最后一天,日军侵占了泰安城。在其后的短短数天之内,莱芜、新泰、宁阳、肥城等县城和重要集镇相继沦陷。就在这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中共山东省委领导泰、莱、新一带的共产党员,发起了著名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创建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1938年3月,省委率四支队一部进驻莱芜,中共莱芜县委以四支队驻莱办事处的名义配合开展工作,广泛发动各界群众,建立群众救亡团体。这时,您的老师——共产党员李华舫找到了您,动员您参加了莱芜第十区民众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从此您以身许国,投身于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走上了一条光明之路。

    动委会的工作主要是宣传抗战,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建立抗日自卫团等民众团体。当时,国民党六十九军石友三部进驻鲁中泰、莱、新一带。我党利用在石部的工作基础,争取石友三驱逐了顽固派秦启荣,一度形成合作抗战的局面。党的组织和群众救亡团体迅速发展。青年抗日救国团和妇女抗日救国团是莱芜最早成立的群众救亡团体。短短几个月,您在十区发展青救团的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于这年冬天被选调到莱芜青救团县团部任秘书,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在这时,您将原来的名字刘锡鸿改为刘众前——“众志成城,勇往直前”。

    这时,石友三部奉命撤离鲁中。1938年底,日军第二次占领了莱芜城。你们根据县委的指示,以青救团员为骨干拉起了一支青年武装,开始了与侵略者面对面的武装斗争。1939年1月,中共泰山特委成立,您又被选调到特委青年部任宣教科长,直接在曾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和西安事变的老党员彭子芳同志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1940年3月,您被调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半年结业后又被留校(已改为鲁中区党委党校)任助教教员。1941年秋,为了加强对县区基层党员干部的培养,以适应更严重的斗争形势,地委决定成立地委党训班,您被派回泰山地委任地委党员干部训练班(相当于后来的党校)主任。这时,泰山区抗战形势已进入最困难时期,特别是日伪军对泰山区发动的空前规模大“扫荡”,使泰山区根据地遭受极大破坏。在地委的领导下,您和党训班学员们一起,在频繁的反“扫荡”和战斗间隙中,坚持学习,圆满完成了培训任务,先后有数百名县区基层党员干部在这里接受了较正规系统的整训,文化水平、理论水平、思想政策水平得到提高,又奔赴基层岗位。

    短短三年时间,您从一个仅有高小文化水平和满腔抗战热情的青年,到独当一面负责一个地区一个方面工作的领导干部,可以想见,除了坚定的政治方向和坚强的斗争意志以外,您必定还拥有与众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勤勉严谨的工作作风,善于学习的求知精神,过人的智慧和才华。您本人也完成了一次思想上的飞跃,您这样评价道:“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树立革命人生观,以及学习怎么做工作的很重要的一段,是打基础的一段,也是我革命人生的起步阶段。”

    1942年2月,您调任莱东县委宣传部长。这时泰山区斗争形势更加险恶。日军开始推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泰山区封锁沟、墙如网,碉堡、据点如林,大批国民党顽固派投敌。日、伪、顽合力拼命绞杀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向根据地开展“总力战”。面对这种斗争态势,对敌斗争成为根据地党政军民的中心任务。您和其他县区领导一起,率领精干人员组成武工队,深入虎穴枪打出头鸟,瓦解敌伪军,依靠群众与敌人开展了惊心动魄、尖锐激烈的殊死大搏斗。下半年起,敌人又大肆推行毒辣凶险的“蚕食”、“自首”政策,以威逼迫害家属、烧房等软硬兼施手段胁迫农村党员“自首”,妄图以“釜底抽薪”的办法摧毁我党组织,从而消灭根据地。在敌人的淫威下,先是徂徕山区被敌“蚕食”,近两千名党员“自首”,党组织被破坏90%以上;继之泰北被“蚕食”,35个基层支部有31个被破坏;以后莱北、莲花山均相继被“蚕食”,损失惨重,泰山区几块根据地均成为“可一枪打穿”的根据地。12月,敌人在莱东根据地的中心——响水湾安设了据点,开始推行“自首”政策。但是这一次,日军的企图却未能得逞。莱东县委坚决贯彻鲁中区党委指示,汲取了其它地区反“自首”斗争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把比较暴露的党员干部撤出来,参加公开的武装斗争,由较隐蔽的党员干部组成支部,坚持秘密斗争;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气节教育,对家属和群众的思想教育,揭穿敌人阴谋;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安插和争取敌情报人员和伪乡村政权人员,打掉敌人的耳目;布置一些因种种原因已脱离组织的“党员”出面和编造假名单假“自首”以蒙骗敌人;对少数卖身事敌的死硬分子坚决镇压,震慑敌人。通过积极巧妙地开展斗争,保护了莱东90%以上党组织未遭破坏。区党委于1943年2月25日批转了《莱东反“自首”斗争初步总结》。与此同时,莱东县委动员各级组织和群众,以一切方式全力以赴开展对敌斗争,规定除距据点三里以内的村子不得不应付敌人以外,其余各村一律不许资敌。武工队、民兵游击小组用假送真劫等巧妙方式封锁敌人,日夜袭扰敌人。响水湾据点敌人在我军民围困下,陷入绝境,不到一年就被迫撤走。莱东反“自首”斗争和武装对敌斗争在整个泰山区有了名气,这里面您的作用和功绩当然也是不言而喻的。

    提及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我记忆犹新的是在一次老同志座谈会上,您老曾风趣地说:“当年咱们到一起开会,哪象今天这样‘有风度’,哪个不是东一把西一把地胡抓乱挠?”一席话说得老同志会意地哄堂大笑。我们莫名其妙,究其究竟,老同志七嘴八舌地告诉我们“谜底”:那时候因环境艰苦,敌情频仍,很难在群众家睡一个舒坦觉,整天钻“青纱帐”,挤地窖、“堰屋子”,白天黑夜“囫囵”着睡,几十天难得换洗一次衣服,更不用说洗澡,阴暗潮湿加群居,几乎人人都生了疥疮和虱子,自然时时“胡抓乱挠”了!好在都这样,也就没有什么难为情了。仅此一个细节,足以折射出当时的斗争多么残酷,条件多么恶劣。

    为了扭转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夺取敌顽我三角斗争的主动权,在刘少奇同志指导下,从1942年下半年起,山东各根据地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以发动群众,树立基本群众优势。由于泰山区根据地极度缩小且均系边远山区,大地主豪富和租贷关系很少,富农、小地主多为经营型,他们囤积粮食从事投机,而1942年是当地历史罕见的灾荒年,赤地千里,多有锇毙者,群众急需粮食救命度荒。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仅搞“双减”已不足以广泛发动群众。地委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决定开展“借粮”斗争。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您在莱东亲自率先搞试点,一炮打响,经验在全区推广。“借粮”斗争的开展,使群众对党的阶级路线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感受,提高了群众抗战积极性,密切了党群关系,群众组织和民兵大发展,巩固了根据地。

  八年苦战,终于迎来了胜利曙光。

搏斗于决战之夜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时,原章丘县委书记胡寅被调返主力部队,您接任县委书记。当时的章丘县实际上仅为老章丘县的胶济路以南部分,胶济路以北地区又划建了一个章历县。章丘县仅有南部部分山区有我党工作的基础,其余地区均是长期被日伪顽匪侵占的“新解放区”,地主、恶霸、汉奸“三位一体”的封建统治严密,匪特活动猖獗,斗争复杂。尤其是胶济路沿线明水、枣园等车站还被蒋、日、伪合流后的日伪军盘据,拒不向我抗日军民缴械投降。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开辟新区工作,二是继续开展对敌伪的斗争。您带领干部群众,一方面以地方武装围困日伪据点,一方面在地委的帮助下全力以赴地开展新区“反奸诉苦”、“反霸清算”工作。您亲自率领工作队到翟家庄等地首先试点,创造经验,推动全面,使“双反”运动迅速在新区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新区的农民群众被日伪和封建势力压迫摧残特别严重,一旦获得解放,则如干柴遇到烈火,反抗的革命热情特别高涨,群众被很快发动起来。一冬一春,章丘的新区“双反”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敌伪旧政权被摧垮,汉奸、恶霸受到惩治,匪特被基本扫清,封建势力受到打击,封建统治被从根本上动摇,人民群众扬眉吐气,青壮年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区、乡、村人民民主政权和民兵、农救会等群众组织普遍建立,党的组织也有了大的发展。

    与此同时,对敌伪的斗争也在错综复杂地进行。被我军民围困的伪军在蒋介石和日军的庇护下,摇身一变而为“国军”。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日军陆续撤离,但伪军仍据守原地,与我军仍保持对峙状态。您带领县区地方武装,与被围困的伪军继续着针锋相对的斗争。1946年3月,军事调处执行部济南三人小组中共代表陈叔亮、国民党代表涂叙五、美方代表雷克及中外记者到章丘枣园火车站视察双方遵守停战协定情况,您和寨子区委组织了大批当地群众,向三人小组揭露伪军真相,控诉伪军罪行,强烈要求立即解除伪军武装,惩治汉奸。

    随着新区工作的开展,各级干部数量严重不足的矛盾突出表现出来。当时章丘的县区主要干部大部是由外地派人的,如若不尽快地培养提拔一批本地干部,则势必影响工作的开展。您和县委一班人审时度势,大胆向地委提出建议,从新区“双反”斗争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中破格培养提拔了一批优秀干部,充实到县、区各级领导机构中,为以后章丘县的工作和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1946年6月,蒋介石挑起了全面内战。6月23日,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指挥驻济南、昌潍、青岛的5个军约10万人,突然向胶济路沿线解放区大举进犯,其第七十三军三十六师及九十六军十四、十五师在飞机掩护下由济南沿胶济线东犯。由于力量及装备悬殊,我军在进行了顽强抗击之后,被迫后撤。7月1日,敌人占领了枣园、明水、埠村、普集等车站及其以南443个村庄,章丘成为整个泰山区对顽斗争的前沿。汉奸、地主、恶霸组成“还乡团”随之而来,疯狂反攻倒算,抓捕残害农会干部、民兵和积极分子,一时黑云压城,腥风血雨。您和县委一班人遵照地委的指示,作出了坚持阵地,坚决主动地开展对敌斗争的决定。县委成员分头负责,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打击袭扰敌军,镇压还乡团,摧毁伪政权,保卫群众。县委组成由独立营副营长刘向春和县委国军工作部长李凤鸣率领的武工队,在龙山附近伏击敌运输队,烧毁汽车十几辆,解救被捕的我军战士数十名,毙敌三十余人,我无一伤亡;县公安局长尚克东及黉山区委书记刘仁轩率一支武工队打垮了两个伪乡队,摧垮6个伪乡政权,支持和巩固了21个村政权;县人武部爆炸参谋李玉泉率民兵布雷,炸毁龙山大桥,破坏了数段铁路,炸伤敌人一百三十余。县委的坚强领导化作了全县军民对敌斗争的决心。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战,我军民收复了章丘被敌侵占的大部地区,迫敌收缩于胶济路沿线。1946年年底,在您的主持下,县委召开了表模庆功大会,评功臣,树典型,大张旗鼓地表彰了一批对敌斗争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把全体干部群众斗争的勇气鼓得更足。

    1947年初,分配来鲁中区工作的苏展同志主动要求到斗争最艰苦的第一线工作,上级决定派他到章丘任县委书记,您改任副书记。您象往常一样,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决定,发挥自己熟悉情况的优势,亲密无间地配合苏展同志,坚定地团结和依靠全县军民,“咬紧牙关爬山头”,“砸锅卖铁支援前线”,“一手拿枪一手分田”,与重点进攻山东的国民党军和“还乡团”进行了空前残酷的殊死大搏斗,出色地完成了动参、支前、土改等项任务,为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夺取自卫战争的主动权作出了贡献。

    1947年11月,您被抽调入华东局高级党校学习。这时,正是华东局搞“左”倾“贫雇农路线”过火的时候,一大批出身不够“纯正”但却经受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实际上是“回避”进了华东局党校。担任支部书记的您丝毫未有以“根正苗红”自居的心态和姿态,而是以您的一贯的品格给这些一时有点灰溜溜的同志以充分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使他们深刻领会到一份真挚的战友之情。

    三个月之后,您被派到泰安县任县委书记。随着整个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1948年5月底,泰安城获得解放。当时地委、专署、军分区均驻节莱芜口镇,您成为当时泰安古城的最高党政军领导。恢复工商业,恢复发展教育,整顿城市秩序,结束老区土改,开展新区工作,动参、支前,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解放兖州、解放济南、淮海战役、大军渡江南下,艰巨的任务,繁忙的工作,丰富着您的经验和阅历,锻炼着您驾驭全局、处理复杂局面的能力。

泰山南北留足迹

    1948年底,您接任泰山地委宣传部长。

    1950年5月,泰山区和泰西区合并为泰安地区,您继任地委宣传部长。

    1954年3月,您任泰安地委第二副书记。不久即主持地委工作。

    1954年12月,您任泰安地委书记。

    1958年10月,泰安专区撤销,所辖县区并入济南市,您任济南市委书记处书记、农委第二书记。

    1961年5月,泰安地区恢复,您仍然任地委书记,直到1965年11月。

    在您一生的战斗和政治生涯中,您在泰安地区工作的时间最长,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时间最长。

   泰山南北留下了您深深的不可磨灭的足迹。

    1949年冬,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支援战争作出的巨大牺牲,以及风雹旱涝虫等灾害频仍,泰山区开始出现饥馑,至春益甚。虽然全区普遍部署开展了生产救灾工作,但灾情仍在蔓延。1950年1月,全区断粮户达43957户、184613人,讨饭、逃荒户达11350户、47653人。1月6日,您在地委召开的生救会议上,传达了鲁中南区党委生救会议精神,检查落实生救工作,各县遂成立生救委员会,全力开展生产救灾。至2月底,各县大部地区灾情得到控制,而泰宁县灾情仍在上升。面对严峻的局面,您主动请缨,到重灾县泰宁兼任县委书记,曹学亮、段文山等同志同去帮助工作。您并抽调了几个县的宣传部长去兼任重灾区分区委书记。

    当年同去的老同志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还没有小汽车,你们只有先乘火车到大汶口,然后再乘四十里路的马车,才能到达当时泰宁县驻地——楼德。春寒料峭,时近黄昏,天又下起了雨,饥寒交迫使同车的伙伴们不免有些委顿,但大家见您却仍然那样精神振奋。您心中有一团火——“救灾如救火”,灾区人民牵动着您的心。您倡议说,唱唱歌就不觉冷了。在您的鼓动下,大家唱起了歌,歌声伴随着摇曳的马灯昏暗的灯光,穿透了黑夜,回荡在广阔的原野上……

    您和同志们一起,日以继夜地工作。您要求各级领导,要掌握每天的最新、最准确的灾情;您亲自到各区、各村,调查灾情,慰问群众,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发展副业生产,以工代赈,开展生产自救;您亲自精打细算,把政府拨发的救命粮发到最困难、最需要的群众家中;您亲自组织群众开展社会互助互济,动员全区、全县机关人员每人每天节约五元北海币以救济灾区人民,而您自己也和群众一样饿着肚子,把裤带勒紧再勒紧……。

    由于您和各级党组织的全力工作,泰宁县人民群众保证了春耕、春种生产,坚持到了麦收,度过了难关,实现了上级“不荒一亩地,不饿死一口人”的要求。

    建国初期,党领导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从战争时期到和平建设,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而各级机关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文化和理论素质不高的问题突出地显现出来。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大批的干部被提拔、被录用。他们大多经受了战争考验,有一定工作经验,对党和人民忠诚,但其中大部分人文化水平偏低,初中以上即算是“知识分子”了,很多仅粗识文字,或是在工作中扫了盲,这与党即将担负的艰巨任务是极不相称的。因此全党、全国由上至下开展起一个学习运动。您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地、县均建立了学委会,由您亲自抓。从地、县建党校、建县学,到建各类补习辅导班、学习小组,从选聘教员到所有课程编排设置,从制定学习制度、计划到具体组织实施,您都亲自参与,精心组织,使这项工作开展得既严密有序,又生动活泼。利用早上、晚上业余时间学和半日、全日集中学相结合,在职学习和脱产培训相结合,低层次和较高层次相结合,使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参加学习,以取得最好的效果。这一声势浩大的学习活动一搞就坚持了四五年。许多老同志都还能回忆起当年参加学习的一些细节,甚至您亲自讲课给他们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他们感慨地说,这次学习运动对于他们思想作风的影响和文化理论水平的提高,对他们后来的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您素以稳健著称,对于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您都是以坚强的党性保证坚决贯彻执行。但同时,您又十分注意将上级的方针政策与当地的客观实际相结合,十分强调要为群众利益负责。

    您成为泰安地区主要领导的初期,正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各项政策、任务繁多。如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您既要求各地积极引导,大胆尝试,同时又不提倡“一刀切”、一哄而上,强调要因地制宜,取得经验,稳步发展,从而保证了全区农业合作化运动基础稳固,发展健康。另如1953年冬开始的粮食统购统销,您深知这是政策性很强而又关系到千家万户工农群众切身利益的大问题,反复强调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一定要向群众宣传好、执行好党的政策,人民群众为了支援革命,连身家性命都在所不惜,只要我们认真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群众是会拥护党的政策的。您特别强调工作方式不要简单粗暴,不要搞强迫命令。有一个镜头,人们至今忆起仍感慨不已:再有两三天就是春节了,您冒着大雪赶到肥城,连夜召开县区干部会议,专门解决认识问题和工作方法问题。会议开了整整一夜,次日清晨,您又不知疲倦地赶往别处。而这样夜以继日的工作方式对您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

    您是一个崇尚实干,注重实际,不务虚名的人。1958年,在“整风反右”之后,全国搞起了大跃进,随之“五风”(浮夸、平调、瞎指挥、共产、高指标)愈演愈烈,给农业生产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各地争相放粮食高产的“卫星”,千军万马上阵深翻土地、大炼钢铁,立秋后还拔了谷子种地瓜……。在这种狂热的浪潮下,谁若提出异议,便会被冠以“右倾保守”的帽子,“拔白旗”。您作为一个地区的主要领导,形势和所处的地位不允许您公开抵制,力挽狂澜,但党性、良知和为群众利益负责的原则决定了您不是盲目地跟着潮流跑,更没有象一些人一样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您尽力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冷静地观察和分析形势,坚持按客观实际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甚至甘愿冒着风险,承担上级“甘居中游”的指责。大炼钢铁,您坚持尽量在有矿石、有煤炭、有设备、有技术的地区重点搞,不盲目追求为完成上级下达的高指标而乱搞“小土群”。深翻土地,您组织人员先进行现场实验,未得到实验证实的所谓经验您不乱指示推广。下级报上来的粮食丰产指标,您让粮食等部门注重核实,甚至亲自实地考察。您发现有的地方几乎所有的劳力都上阵搞钢铁,因而庄稼无人收割,甚至烂在地里,群众反映“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时,“私下”指示基层干部抽调劳力回来把粮食收起来。有的地方出现了为完成钢铁任务而强迫收缴群众饭锅、鏊子甚至门锁等生活用具的情况,您批转文件予以制止。……总之,您做了在那种形势下您所能做的一切努力。“五风”过后,一些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遇到极大困难。而泰安地区农业生产受到的破坏相对较轻一点,群众生活困难也相对较轻一点。致使很多“五风”严重的重灾区的灾民成群结队到泰安农村以物换粮,上级也从泰安地区调拨了一些粮食支援其它重灾区。泰安地区人民群众在那特殊时期作出了的特有的贡献。

    对于泰安地区,您就像熟悉自己的指掌一样熟悉它:全区十个县,山区、平原、丘陵各约占1/3,还有少量涝洼地。地势东高西低,一条大汶河流经七个县,流域面积九千多平方公里,径流量24亿立方米,可以说是条“母亲河”。全区平均年降雨量670毫米左右,且大部集中于七八两月,春秋两头易遭旱灾,而汛期一来,下游及东平湖却极易发生涝灾,若再遇黄(河)汶(河)顶托,更是损失惨重。上游地区土地瘠薄,水土流失严重,除中部泰莱肥宁平原一带地下水资源尚好,靠打井灌溉,精耕细作粮食生产有一定保证外,东旱西涝,全区粮食产量低而不稳。您深知,农业要翻身,必须要搞好水利,“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大汶河就象一条桀骜不驯的恶龙,治理好大汶河是泰安地区农业希望之所在。但这一心愿在过去却难以实现。1955年农村合作化后,开始搞了一些小型水利工程,特别是1957年冬全国兴修水利高潮的兴起,使您坚定了大搞水利的决心。在您的主持下,地委确定了治理大汶河的指导思想:上中下游同时治理,降龙先降头,上游是关键,主要以山区植树造林、水土保持和建修水库为主,把水蓄住;中游以发展井灌为主;下游以防涝为主。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会同有关专家制定出了具体规划。水利指挥部建起来了,勘察、设计、施工,一个群众性大搞水利建设的高潮迅速掀起。1958年当年,各项水利建设全面展开。1959年冬开始,水利建设再次掀起高潮。至1960年,各项工程基本结束。莱芜的大冶、雪野,新泰的东周、光明、金斗山,泰安的黄前、纸坊、刘庄、良庄、大汶口、大河,肥城的上庄炉、石屋,宁阳的月牙河,历城的卧虎山……,还有济(南)平(阴)干渠、黄河泺口水利枢纽工程等等。仅原属泰安地区就搞了大中型水库二十余处。在整个建设过程中,您都特别关注,听汇报,作指示,搞协调,组织人力物力的支援。工程的关键时刻,您都亲自到工地,现场检查,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您从雪野水库工地上的民工中了解到他们家中有缺粮断粮情况,立即责成有关方面紧急调拨上百万斤粮食以解燃眉之急;您了解到黄前水库工地劳力不足,当年难以确定保合拢蓄水,立即组织抽调数千名民工支援。黄前水库工程基本竣工后,您又组织了数千名有经验的民工支援卧虎山水库建设……。这些水库的建成,是农田水利建设史上的一次大手笔,一举将汶河流域年径流水量蓄起近十亿立方米,随着配套工程的陆续完善,它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效益,使数以百万亩计的荒岭薄地变成了良田。您和其他水库建设者们的这一壮举将与山河永存。

    1961年5月,泰安专区恢复,您仍任泰安地委书记。这时正值您患肝炎,需离职疗养,由书记处书记(后为副书记)高逢五同志主持地委日常工作。但那时是一个什么特殊的时期啊!全国开始全面地纠正“五风”错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压缩基建规模、部分企业调整下马关停并转、压缩城镇和粮食供应人口、抗旱防汛、救灾渡荒、整风整社、整编机关、甄别平反摘右、开展社教试点……千头万绪,百废待举,都是与生产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与全局大政方针有关的大事,您又怎能不时时过问,牵挂于心呢?

    政务繁杂,而您最为关心的莫过于安排群众生活和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力了。当时的形势极其严峻:全区有水肿病人五万多人,缺衣少粮、营养不良现象相当普遍。在农业生产方面,“五风”的后果也暴露出来:缺乏劳力、缺乏种子、缺乏肥料、缺乏农具、缺乏牲畜……。

    为了安排好群众生活,地委一班人经常夜以继日地开会,精打细算,严控细抠,把有限的救济粮用于最急需的地方,发动群众生产自救,提出“低标准、瓜菜代”,发动机关干部及家属开荒生产,种瓜种菜……。

    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力,地委多次召开老农代表座谈会,共商良策。地委还派出工作组到邱家店、徐家庄、孙家庄三个大队深入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在摸清下情的基础上,您和地委一班人大胆决策,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灵活的“土政策”。为了发展养猪积肥以恢复被破坏的地力,实行“斤猪斤粮”的奖售政策,粪肥投集体可计工分,并允许养猪户由留一分饲料地可增加到二分,山岭薄地还可多留一些;为了鼓励饲养人员管好大牲畜和繁殖幼畜,实行“六定三奖”(定领导、定人员、定报酬,定奖繁殖、奖增膘、奖肥料);为了鼓励农民对集体投入肥料和生产劳动,集体分配口粮可实行“人六劳四”(即按人口分配占六成,按工分分配占四成),并实行肥料基本奖罚、劳动基本奖罚等系列奖罚政策;“收复失地”恢复耕地面积;保护和发展林业;动员各行各业支援农业……。这些“土政策”,有些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担风险的——事实上在以后的“文革”中,这些政策被作为批倒斗臭您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证”——而群众却从中得到了实惠,对当时恢复农业生产力发挥了巨大作用。

    因与济南市合并,又遇三年困难时期,泰城城市建设实际上停顿下来。满城是石板条铺就的古老狭窄的街道,圆卵石砌就的古老阴暗的店铺和民居。群众不无讽刺地称泰安有“三个一”,即全城一条土马路(青年路)、大关街口一个交通警、一路公共汽车。1962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您和地委一班人决定从实际出发,有重点地在泰城基本建设方面干一两件实事6您当时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一是因泰山是举世闻名的名山,当时已对外开放,来访的国内游客和国际友人日渐增多,泰城总是老面孔,给泰安人民、给社会主义抹黑;二是因连年困难,群众普遍情绪低落,可以通过搞建设,提高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振奋起群众“过日子”的民气。

    确定的第一件事是修建泰山大桥。当时岱宗街奈河附近路段,桥窄坡陡,交通十分不便。您亲自组织有关部门领导、专家技术人员勘察、设计、预算。在制定方案时,您力主要搞就要搞好,不能目光短浅,迁就凑合,要与泰山雄伟风格相协调,既雍容大度,又坚固朴实,要体现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要有百年大计的眼光。大桥落成后,泰城群众扶老携幼,争相观瞻,无不感到振奋,无不流露出自豪。

    确定办的第二件实事是将青年路修筑为沥青路面。那是1963年的事了,泰城机关干部、街道居民、中小学生无不踊跃地参加了义务劳动,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仍很动情地回忆起那激动人心的劳动场面。

    与此同时,您还热情地支持和援助泰山林场老场长、泰安地区的老专员张耀南修建起了泰山上第一座公路桥——“建岱桥”。在建设泰山、美化泰山方面,您和张耀南老人的思想总是惊人地一致!

    历经三十多年的风雨沧桑,时至今日,泰山大桥、建岱桥在众多林立的高楼大厦拱卫之中,丝毫未显出苍老龙钟之态,仍然落落大方地展现着她们青春亮丽的魅力。而青年路,这泰城第一条沥青路,比它晚铺了十年、二十年的沥青路面都修补过多次了,它却不塌陷,不龟裂,不流油,一如既往。提及这一奇迹,人们总是感叹道:那时候的人真实在啊!

    泰山大桥,建岱桥,青年路……,我知道你们不会说话,但我希望你们就这样默默无言地存在下去,为了向以后的人们诉说什么……

    人们都知道,您是一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干家。您对泰安的人民群众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感和深沉厚重的责任感,对泰安未来的发展也充满信心。1962年以后,当您的身体刚刚恢复健康,您踌躇满志地要实现自己的抱负时,越来越深入的社教和“四清”运动使您不得不拿出主要精力来抓,甚至亲自参加工作队深入到社队与群众实行“三同”,这在客观上不能不影响您聚精会神抓建设。  

    1965年春,在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全国农业又开始掀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高潮。您带领地委一班人浓笔重彩构画了一幅蓝图:在继续搞好章莱山区和新泰莲花山区山水林田综合治理的同时,集中力量在泰(安)莱(芜)肥(城)宁(阳)四县平原地区打一个稳产高产歼灭战。按照这一规划,这一地区的19个公社、104万人、150余万亩耕地,经过治理,其中125万亩集体农田亩产1965年要由1964年的370斤达到500斤,1970年要达到或超过800斤,创造一个人均一亩稳产高产田的典型。3月,地委和各县均成立了样板田指挥部,立即掀起以抗旱夺取小麦丰收为主要内容的生产高潮。

    在大搞平原地区基本建设的同时,您始终对偏远山区、库区的开发和农民生产生活十分关心。1965年春,您参加省委的海阳“四清”工作团刚刚回来,就亲自组建了一个调研组,专门调查研究山区开发问题。您还亲自带领有关县社领导,一个山区一个山区、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踏勘考察,在汽车开不上山的地方,您就和同志们一起爬。看到山区的落后面貌,您有一个殷切的心愿:要把占全区面积三分之一的山区彻底治理好,要为山区、库区的人民群众开辟一条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路子。

    至1966年春,全区打新井5.6万眼,其中机井6000眼,新修、续建大小水库397座,塘坝1600座,新增蓄水容量3亿立方,使汶河流域每年24亿立方的雨水径流量的将近一半可以拦蓄起来,扩大水浇地面积90万亩。

    就在您带领全区人民准备大展宏图,重新安排泰安河山的时候,1965年冬,您又被调任山东省农林办主任兼党委书记。从负责一个地区到负责一个农业大省的农林水综合系统的领导工作,您当然清楚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怎样尽快改变农业落后面貌,使这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再上新台阶?您根据自己的实际经验,并组织大家开展调查研究,针对当时的实际,抓住主要矛盾,明确提出了集中精力抓粮食生产,尽快解决全省人民吃饭问题的思路。“民以食为天”啊!抓粮食,一是选准突破口,重点抓小麦生产;二是抓生产条件的改变。

    您的思路得到省领导的赞赏和支持。1966年夏,全省小麦生产会议在黄县召开。会上,您从分析小麦的生产特性讲到小麦稳产高产的可能性,从全省小麦产量的不平衡讲到增产的潜力,从实现小麦高产的客观条件讲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您那有分析、有例证、有结论的富有说服力的讲话,使与会人员受到极大鼓舞。虽然由于“文革”的干扰,会议的宣传贯彻受到影响,但以后农业发展的事实完全可以证实,您的指导思想和确定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是符合我省省情的。

    “文革”浩劫中,您和其他领导干部一样,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批斗,精神和肉体上备受折磨。在这场“触及灵魂”的闹剧中,有的人暴露出了虚伪、软弱、自私等灵魂中的各种丑恶,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您始终坚信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正确对待群众,不为恶势力所屈服,不为一己私利而拿人格和原则作交易,光明磊落,无所畏惧,经受住了特殊形式的考验。即使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您也没有忘记党的工作,群众的利益,自己的责任,尽力为国家和人民分忧解难。1970年春,您“复出”担任省农业局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后,又为全省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浏览:813次

评论回复
最新来访
同乡纪念文章
同城纪念文章
人物名单
首页
检索
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