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之滨唱大风
1972年7月，您被调任青岛市革委副主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主任兼组长为军代表），1973年10月起任主任、组长。
了解情况的人无不为您捏着一把汗。
他们的担心不是多余的：青岛，从历史上就是一个是非之地。时值“文革”后期，青岛更是一个动乱不已的“重灾区”。帮派体系众多，山头林立，帮派斗争和党内派别斗争激烈，其中不乏手眼通天的人物，各种政治力量、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形势险恶，稍有不慎和失误，就会被暗流旋涡所吞没。与政治形势的混乱相对应的是社会秩序和经济形势的混乱。造反派打砸抢和流氓团伙滋事层出不穷，人民群众毫无安全感。物资供应紧张，水、煤、电供应紧张，交通状况紧张，工业生产完不成计划，陷入混乱失控状态。由于长期派性争斗的干扰，无政府主义泛滥，似乎谁也不管谁，谁也管不了谁。最典型的莫过于青岛国棉九厂，“只听机器响，不见出产品”，工人们“七（点）上（班）八（点）下（班）九点到家，十点误不了下海摸蛤蜊”，就是那时生产状况的真实写照。
面对这种状况，无怪乎人们都说您是“受命于危难之中”了。
但是您不能临阵退却，您也不准备去虚晃一枪，见机行事，和和稀泥，见好就收。您是带着去工作、去斗争的决心和信心走马上任的，颇有些义无反顾、背水一战的悲壮意味。
您成功了。青岛之行成为您理论与实践，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相结合的又一杰作。
其实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您懂得不论干什么工作，一要依靠党的坚强领导，二要依靠广大干部群众；您懂得处理任何复杂局面，不能为具体表象所困惑，要集中全力抓主要矛盾。
您正是一手抓了稳定，一手抓了发展。
面对乱云飞渡、浊浪排天的形势，您和市委一班人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具有的大无畏的凛然正气，力挽狂澜，与“四人帮”在青岛的爪牙和帮派势力作了坚决的斗争，逐步稳定了青岛的政治形势。
在那动荡的年月里，在派性的干扰下，一些群众组织动辄冲击各级办公地点，甚至进住某些领导同志家中。您对这类事件的态度是明确的，绝不允许因派性斗争干扰整顿，干扰正常的工作秩序。各级、各单位领导，都要顶住压力，排除干扰，坚守岗位，做好工作。对于情节严重的进住事件，您都亲自过问，责成公安部门“先礼而后兵”，限令撤出，制止此类事件蔓延发生。1974年春天，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浪潮中，“四人帮”在青岛的爪牙、造反派头头张大正一伙，打伤值勤的解放军战士，强行占领了市革委大楼，妄图搞“二次夺权”，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进驻”事件。
事件发生后，您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坚决反对“进驻”，反对“夺权”。您要求各级各部门坚守岗位，听从市革委和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的指挥；您布置迅速调集解放军部队保卫报社、电台、电视台、银行、监狱等要害部门，使其免受冲击和防止被坏人利用；您还要求处理事件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不明真相受蒙蔽的群众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
青岛处理“进驻”事件的态度和做法，得到了中央和省革委的肯定。不久，中共中央专门做出了关于山东问题的重要指示。那些拒不执行中央指示，坚持错误立场的家伙们被强行从市革委大楼清除出去，“第二次夺权”的闹剧草草收场。数百支工人民兵巡逻队走上街头，维持秩序，为维护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1976年7月4日，“四人帮”在青岛的帮派势力又策划了一起“七四”事件。他们纠集起一伙人，冲击市委、市革委，围攻打骂警卫战士，乱涂乱写大字标语，矛头直接指向您。他们的目的，就是重新搞乱形势，实现乱中夺权。
事件发生后，您和市委一班人迅速作出决断：这是一起严重的打砸抢事件，对首恶分子必须依法严惩，同时通报市直各单位，向全市人民说明事件真相。在省委的支持下，按照市委的决定，公安机关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将策划、制造事件的首要分子缉拿归案，依法惩处，一举挖掉了“四人帮”在青岛的这颗大“毒瘤”，对于稳定形势和此后的清查“四人帮”一案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长期派性斗争形成的混乱局面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的影响，青岛的社会治安形势也非常严峻。流氓团伙公开聚众滋事，刑事案件发案率居高不下，人民群众普遍没有安全感。您亲自召集政法部门领导，听取汇报，研究措施，要求对刑事案件加大打击力度，讲究斗争策略，大造声势，震慑、分化罪犯，尽快改变治安的严峻状况。公安机关加强了领导，充实了力量，强化了措施，建立健全了治安网络，迅速在全市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打击刑事犯罪的群众性运动。在提高大案要案侦破率基础上，召开公开宣判大会，依照“从重、从严、从快”的原则，严厉打击了首恶分子，同时按照党的政策，对一部分犯罪分子予以公开宽大处理。专政机关和群防群治相结合，严厉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成功地遏制了刑事案件的发展势头，青岛的社会治安秩序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人民群众得以安居乐业，各项事业得以正常发展。
您善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四人帮”的爪牙，帮派势力的首要分子，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您力主严厉打击，绝不手软。而对于一般受派性斗争的干扰和影响的广大干部群众，您则力主从说服教育、统一思想认识人手。在市委的统一部署下，全市各部门、各系统、各单位，工厂、街道、农村，深入持久地开展了一场消除派性的斗争。人人深挖派性根源，大讲派性危害，用党中央安定团结的精神统一思想认识，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
所有这一切，达到了釜底抽薪的效果，为青岛政治上的长治久安奠定的坚实的基础。
抓政治稳定的同时，您大抓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因为您懂得一个最浅显的真理——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如果一个民族停止了生产，那么他连一星期也存在不下去”。
1974年春，在全国批林批孔的背景下，青岛的一些“四人帮”爪牙再次沉渣泛起，一度趋于好转的形势又陷入混乱局面。您忧心如焚，尽您之所能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以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1975年初开始，您和市领导一班人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整顿的方针，大刀阔斧地开展了治理整顿。
为了把经济搞上去，1974年底，您亲自组织并率领由市直和各部门领导组成的百余人的参观团，参观了潍坊13个县市区中的11个县市区，学习潍坊干部群众发展高效工农业的经验，激励起青岛干部群众的发展欲望，振奋起了大干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
为了把经济搞上去，您在省委的支持下，亲自主持充实、调整、加强了各主管经济和生产部门以及重点企业的领导班子，派出多支工作组进入问题较多，影响较大的部分企业，帮助党委消除派性，整顿生产秩序，逐步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生产指挥调度系统。
为了把经济搞上去，您发扬“解剖麻雀”搞调查研究的老作风，不光听取调研人员、主管部门和企业领导的汇报，还亲自下工厂，进车间，到生产第一线，了解真实情况，解决关键的实际问题。一年中，您深人工厂、基层达上百次，钢厂、电厂、啤酒厂、国棉厂、手表厂……到处都留下您的足迹。几年的除夕之夜，您没有和家人团聚过一次，总是在现场慰问坚持节日生产的工人们，关心他们能否吃上午夜饺子，而第二天一大早，您又出现在现场向干部职工们拜年。您以自身的形象，感染和激励着所有的干部群众。
为了把经济搞上去，您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青岛缺乏海运工具，大批木材运不进来，您亲自拍板、协调，自力更生造5000吨货轮；工厂急需原材料，您亲自向省里、向有关地区、向老战友求援，保障生产。在特殊的情况下，您不得不采取特殊的解决方法。
为了把经济搞上去，您针对青岛的实际，发动大张旗鼓地开展“革新、改造、节约、挖潜”“质量月”活动，使“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开展得深入、扎实。
“工业是青岛的经济支柱，工业生产上不去，青岛经济难以有大的发展”，“企业就是出产品的，产品出不来，一切都是空的”，这些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深入人心，并化做广大干部职工的实际行动。
您重视抓典型的作用。在您的直接关心指导下，国棉九厂1975年当年实现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第二年摘掉了纺织系统的“老大难”的帽子。青岛钢厂作为省市委确定的第一批整顿的企业，当年日产由几百吨到突破千吨大关，月月超额完成计划。一大批骨干企业都迅速赶了上来。
“人心齐，泰山移”。1975年，青岛工业总产值达35亿多元，创历史最高水平。1980年，全市创工业总产值53亿多元，比1972年净增57%。
人们深知，这一成绩对于青岛来说，是多么地来之不易啊！
作为一个地区最高领导者，不但要是一个善于把握现实的实干家，而且要是一个敏锐的对未来的设计家。
实际上从您到青岛的那天起，您就不断地为青岛这座城市和这座城市的人民设计着未来，只不过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党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您的构想的实现提供了保证。
您敏锐地觉察到，未来的世界竞争将是高科技的竞争，而电子工业则是这场竞争中的一张“王牌”。
1977年10月，您亲率由市计委、经委、各区委、电子仪表局的主要领导和电子工业科研生产单位的负责同志到上海、南京考察电子工业。没有应酬，没有游览，您和大家一起进里弄，钻阁楼，学到了人家的“真经”。回来后，确立了大力发展电子工业的共识，青岛的电子工业迅速崛起。
为了构画青岛的明天，您征询于领导同事，倾听于干部群众，求教于专家学者，问计于权威部门，深思熟虑，精推细敲。1978年7月，在青岛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您做了题为《全市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的报告。报告提出：“要积极发展电子仪表工业和机械工业。逐步建成电视机、电子计算机、中大规模集成电路和造船、汽车、铸造机械等六个生产系列”；“电子工业是我市重点发展的行业之一”；“要抓紧搞好港口建设”。报告同时提出了青岛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奋斗目标：“苦战八年，把我市建设成为工业高速度发展，农业稳产高产，以轻纺、化工、电子仪表、造船为特点，门类比较齐全，技术比较先进，产品高精尖的大庆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
今天，当人们目睹青岛引世人瞩目的改革开放的成就，回顾二十年来的发展里程时，不能不钦佩当初设计者们的智慧、眼光和超前意识。
当然，您的成功远远不止这些。
1979年夏天，邓小平同志到青岛视察工作，您得以有机会亲自聆听小平同志的指示，深刻领会和把握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内涵，并向全市干部群众进行了认真贯彻，进一步推动了青岛改革开放的进程。
1979年10月，您亲自率团出访日本下关市，正式签定了《青岛市和下关市结为友好城市协议书》。
您力主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量力而行地开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缓解了生产和人民生活的用水难、用电难、行路难，改善了青岛的旅游接待条件……。
您在那特殊的时期，特殊的困难环境中，以自己坚强的党性，坚韧的毅力，非凡的魄力，高度的为人民负责的精神和出色的工作业绩，赢得了全市干部群众真诚的尊敬和爱戴。
桑榆未晚霞满天
1979年底，您被任命山东省政府副省长，分管财贸和外事旅游。
八十年代初，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拨乱反正，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如春潮涌动。您以您丰富的经验、智慧和领导艺术，过人的敏锐和胆略，为山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时的财贸和外事旅游正值于新旧体制交替、职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可以说是矛盾错综复杂，改革步履维艰。您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以后作出决断：这难那难，有客观原因，但首要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您还是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把转变各级领导干部群众的观念，使他们的思想从旧的传统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以适应改革开放，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新形势作为推动工作的总抓手。在紧紧抓住这一“牛鼻子”的前提下，您把关定向，精心指导、引导、组织各部门领导班子，把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同山东的具体情况和各部门工作实际结合起来，把党的政策用足、用活、用好，充分挖掘和发挥蕴藏在各级领导和干部群众中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同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关键问题，从而使这几条战线的工作开创了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
谁也无法把您任副省长四年期间的所有政绩表述完全，我只能随手掬起几束在历史的湍流中偶尔激起的，但却折射出智慧和魄力的耀眼光芒的小浪花。
改革开放前，粮食流通体制和管理体制属于一种封闭式、单渠道、独家经营的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体制开始被打破。为了转变粮食部门职能和粮食流通体制，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您结合本省实际，灵活掌握政策，具体指导粮食部门制定了“购销调拨包干”政策。在执行中遇到部分地市因旱灾严重粮食减产兑现有困难的新问题时，又因势利导灵活地制定了“包于不变，三年统算”的对策，使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顺利向前迈进。
1982年9月1日召开的全省增收节支会议上，为了扭转铺张浪费之风，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您明确地提出，财贸工作“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仓库积压，财政虚收”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您还提出，财政工作一定要量力而行，量人为出，不能搞赤字预算，“一定算了再花，绝不能花了再算”!
1983年1月在全省商业工作会议上，您指出：“‘左’的错误影响不清除，指导思想不可能端正，商业工作不可能适应新形势”，一定要“继续在指导思想上解决好独家经营、统购包销、划地为牢，端‘铁饭碗’、吃‘大锅饭’的旧观念”，坚持“一个方针（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两个服务（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为人民生活服务）三大观点（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
八十年代初期，正是旅游事业起步创业阶段。您指导旅游部门树立“大旅游”观念，大力开辟旅游线路，修复文物古迹，改善接待条件，培训旅游管理接待人员，提出了突出山东地方特色的“一山一水一圣人”的设想。您尊重专家意见，善于协调各方关系，在您的直接关怀支持下，阙里宾舍、泰山索道、齐鲁宾馆……一大批旅游硬件设施在齐鲁大地上拔地而起。
您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强调外事工作是关系全局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外事无小事”，同时又鼓励外事部门开放、搞活，开创外事工作新局面，推动“友城”活动和扩大民间文化、经济、贸易的交流。
八十年代初，社会上对外工作的热情空前高涨，一时显得有点“乱”。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外事工作管理的问题。究竟如何“统”、“管”？您并未机械地、片面地理解和执行上面的精神，而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我们省的实际情况是不能说没有“乱”的问题，但与南方省市比较起来，我们的主要矛盾、主要问题还是外事发展不够、交往渠道不多。省外办对外事工作的管理主要是抓对外方针政策的指导，对各业务部门涉外活动的协调和对各单位执行外事纪律情况的监督。事事都由外办办理的局面肯定要改变，没有各行各业的参与，全省的外事工作也是搞不好的。正是在这一真知灼见的思想指导下，全省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对外合作交流蓬勃发展起来。无怪乎很多接触过和了解您的国际友人都对您深表敬佩和折服，称赞您“了不起”！
党的十二大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提议，确定设立中央和省市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以通过顾委这一过渡性组织，顺利实现干部新老交替与合作，并使老同志在退出一线领导岗位后能继续发挥政治上的参谋助手作用。这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1983年7月，山东省顾委成立，您被选为省顾委常委。1988年12月，省第五次党代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省顾委，您又被选为省顾委副主任并分工主持顾委日常工作。直至1993年顾委完成历史使命而撤销，您从一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又在这新的岗位上工作了整整十年。
十年中，您不辱使命，以新的方式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责任。您认真组织顾委成员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统一思想认识，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捍卫党的原则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使顾委为稳定全省政治局势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十年中，您以“不须扬鞭自奋蹄”的精神，组织和带领顾委成员们南下北上学习考察，深人工厂、农村搞调查研究，集中大家的智慧，形成考察报告和工作建议，为省委、省政府解决生产和社会生活的难点、热点问题作出决策提供参考，为山东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发挥了自己的优势。
您是农民的儿子，又长期从事农业领导工作，因而您热爱农民，熟悉农民，对农业和农民问题情有独钟。十年中，您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山东的山山水水，您的身影时常出现在田间地头，偏远乡村。您关心着农村改革、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建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山区农村经济发展步伐等大政策、大课题，您也关心着诸如库区脱贫、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畜牧养殖业发展、农民收入的计算方法等具体问题甚至青贮氨化、秸杆过腹还田、发展庭院经济等虽然细小，但却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一切问题。对于农民，您总是有一种深沉厚重的责任感。您在研究解决乡镇企业人才问题时，发现了泰山乡镇企业学院独有特色的办学形式，是一条乡镇企业自己培养造就人才的好路子，即满腔热情地予以总结肯定经验，向省委、向国家有关部委和有关部门、社会各界宣传介绍，求得理解和支持，促进了该校的健康发展。即使在您完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仍然一往情深地关注着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在莱钢附近修建付家桥水库，是您自五六十年代以来即想干而因故未能干成的夙愿，为此您一直耿耿于怀。随着生产和经济的发展，经过调查研究，所取当地干部群众意见您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急迫。就在您去世前不久，您还亲自给李春亭同志写信，力陈修建付家桥水库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意义，请求省委的支持。这封信发出不久，您就病重入院，因而这封信竞成了您老最后的遗笔。此事看似偶然，但是细细思之，对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融合为一体的您来说，这难道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吗？
您就这样无怨无悔地为党和人民奋斗了一生，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我想，其实您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放松一下责任感，歇歇肩，喘口气，因为您这一生为人民已经做得很多，很多……。永留清白在人间
1996年12月11日，对于所有熟悉和了解您的人来说，是一个风雨如晦，使人黯然神伤，悲痛交加的日子。谁也没有料到，您那充满健康、自信和希望的生命旋律竟会在这一天戛然而止！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回首往事，人们无不由衷地感佩和赞叹。
人们感佩和赞叹您的一生对于马克思主义、对党、对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无限赤诚，忠心耿耿，对于信念的坚定不移，始终不渝。
人们感佩和赞叹您的天赋以及在长期的工作和斗争的实践锻炼中所形成的敏锐的政治头脑、丰富的领导经验、高超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还有指挥若定、举重若轻的政治家的风度。人们感佩和赞叹您一生为党、为国家和人民努力奋斗所做出的光辉业绩，这些业绩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实惠的实实在在的实事，它们将永远存留在人民的心中。人们感佩和赞叹您几十年如一日，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在百忙之中发扬“钉子”精神挑灯苦读的学习精神；您谨慎持重，不赶风头，重视搞调查研究搞试点，使党的方针政策与当时当地的客观实际相结合的求实精神；您遇事同群众、同干部、同“一班人”商量，从不先人为主，先声夺人，模范地发扬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人们感佩和赞叹…
然而，最让人感念的，最能够体现您的鲜明的个性的，则是您那深蕴着宽厚仁爱的博大胸怀，您那高尚而清白卓越的品行，您那一生笃行的坚持实事求是做人、做事的原则。这些，构成了您那伟大的人格，而人格的力量是最感人的。
您可能是一位将时代的先进思想和几千年东方优秀传统文化中沉淀的精华融为一体的集大成者。
有关这方面的事例可谓信手可拈，不胜枚举。
您从不斤斤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您是团结同志，服从大局的典范。
抗战胜利后，您受命担任章丘县委书记。您带领章丘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成功地开辟了新区工作，使反奸诉苦、反霸清算的发动群众工作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此后又英勇地开展了围困日伪军的斗争和反击国民党军和还乡团进攻解放区的斗争，都取得了很大胜利。就在这时，华东局派到泰山地委工作的苏展同志提出要到斗争最尖锐的第一线去工作，组织上安排他任章丘县委书记，您改任副书记。您没有丝毫的情绪和芥蒂，与苏展同志亲密无间，配合默契，使章丘的工作从胜利走向胜利。比如在当时的土改运动中，在华东局‘左’的土改路线影响下，很多地区一度出现乱打、乱斗、乱抓、乱杀等过火错误做法，而您和苏展同志领导县委一班人，对于‘左’倾路线有所抵制，执行政策比较稳妥，对于争取对敌斗争主动权起了重要作用。苏展同志称在章丘工作期间是一生中工作最顺心顺手的一段，是经受锻炼和提高最大的一段。而您俩的这段合作在章丘的老同志们中已被传为佳话。
也许由于您曾亲自经历过“泰山区肃托错案”，深知错整人对事业的极大危害，因而十分注意关心爱护同志，对处理人的问题慎之又慎，从不有意无意地乱整人，错整人，伤害同志。这在建国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党内政治运动连绵不断，整人和被整现象十分普遍的情况下，更是难能可贵。不论是“三反”、“五反”打“老虎”，还是“拔白旗”、“反右倾”，您作为地方党组织负责人，虽然不能公开抵制，但却在暗中尽力而为，保护了大批同志。甚至因此遭误解，落怨言也无怨无悔。1957年底，您正在中央高级党校离职学习，被一纸电令召回泰安。原来在家主持工作的地委负责人因在省党代会上对省委领导的工作提出批评而被认定为“反对党的路线”、“攻击省委”、“反党活动”。面对这突然变故，您心里是清楚的：在党的会议上提批评意见是允许的，充其量也只是个认识问题。因而在您的主持下，虽然也向干部群众组织了对这位同志所谓错误的传达批判，但批判格调并不高，而且始终未提组织处理意见，该同志仍然继续工作。显而易见，您是想采取“冷处理”的办法。只是后来省委揪住不放，再三再四地下文件、发指示，大会小会上点名，指责泰安地委批判处理不力，还专派一书记处书记亲自来泰安“督战”。在这样的情势下，在已经不是您的肩头所能承受得了的巨大压力下，地委才违心地上报了对该同志的处理意见。时至今日，大概那位同志也未必完全理解原谅您，而您大概也认为未有辩解洗白的必要。但天地良心，我曾因工作需要接触到了当时省委发出一次次指责的文件，也听到一些知情老同志的情况介绍，因而也知道了当年您究竟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忍辱负重，诚恳待人，这正是您的本色。
光明磊落，坦坦荡荡，无私自重，正气浩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唯人民利益为重，唯党的事业为重，从不为一己之功名利禄而牺牲自己做人的原则，更不会投机钻营，哗众取宠，这又是您做人的一大特色。纵观您一生仕途，找不出一丝一毫的附炎趋势，趋利避害，贬人抬己，乖巧圆滑，明哲保身的市侩媚俗之气。您只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的真善美的本性。“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在政治运动频仍的五六十年代，尤其在“大跃进”时期，您顶着“甘居中游”指责的压力，甚至冒着被“拔白旗”、“反右倾”撤职“罢官”的风险，不推波助澜搞高指标、放“卫星”，力所能及地抵制了“五风”的盛行，使泰安地区的群众在以后的困难时期，饿死的人少一点，日子好过一点，还对“五风”重灾区的人民有所贡献。时至今日，这里的干部群众还有口皆碑，称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人们感念最多的，还有您对战友、对同志、对部下的真挚深切的爱。您不会巧言令色，虚伪客套，您的爱是深埋在心底，只有在心灵相互碰撞时，人们才见到那耀眼夺目的火花。张耀南，这位在泰安、在山东广有影响，一生充满传奇和悲剧色彩的人物，在垂暮之年，备受折磨，身患绝症，孤苦无助之时，他想到的可以信赖的是您，而您也确实没有辜负这种信赖。其实得到这份爱的又何止张耀南一人！到底有多少人在政治上受到迫害时，工作中受到挫折时，精神上受到打击时，肉体上受到病患折磨时，生活中遭遇不幸时，以及人生中的其它诸多困难时，在您这里得到了真诚的慰藉、关怀和帮助？这恐怕是永远也无法统计的。
由此，我想到了您在弥留之际，为前来作最后告别的当时的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写的最后四个字——“主持公道”！“主持公道”，这既是您一生恪守的做人的原则，您毕生的追求，大概也是您最后对人世寄予的希望。
从您身上，我感悟到了一个伟大而真诚的心灵。公道自在人心。
人们说，众前同志是个好人！
还是那句名言：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