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众前同志曾两度在一起工作。第一次是1950年5月原泰山地委和泰西地委合并为泰安地委，众前同志任地委宣传部长，我任青委书记，同是地委委员。但由于合并不久，我即被抽调去宁阳组织剿匪，1951秋又调省人事厅工作，因而这次对众前同志算不上有多少了解。第二次是1961年5月济南市与泰安分开后，重新恢复泰安地委和专署，众前同志任地委书记，因他当时患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省委把我从济宁地委调泰安地委任代理书记、书记处书记，代理众前同志主持地委一段工作。1962年撤销地委书记处，我改任地委副书记，而后任书记。1966年初众前同志调省工作。尽管我们真正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只有5年，并不太长，但众前同志的品德、作风和工作态度仍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众前同志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持重稳妥。他考虑问题一般比较全面，对事物的分析和认识往往能深入本质，处理问题、制定决策、指导工作比较冷静、慎重，坚持实事求是，不草率，不赶风头，不随波逐流。这在当时党内政治生活不很正常，党的方针路线比较“左”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比如1958年开始搞的“大跃进”、刮“五风”，搞高指标、瞎指挥，在那种大环境、大气候下，顶住不搞是很难的，但泰安地区搞得比较轻。当时我虽然不在泰安，但从侧面也了解一些情况，1961年来泰安后也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凡是“五风”刮得凶的地区，造成的损失和破坏就越重，三年灾害时期群众的生活就越困难。而泰安地区总的来看，群众生活虽然也很困难，但比其他有些地区是好一些，好一点的县如新泰、肥城、宁阳等还对一些重灾区有所支援。应该说，这与众前同志等地委一班人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是分不开的。
作为一个地区领导班子的“一把手”，众前同志在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方面也是值得称道的。领导班子开会研究问题，他总是把题目出给大家，发动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从不先人为主，轻率表态。即使是经过严密的思考形成的比较成熟的意见，他也从不先把示人，而是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各抒己见。问题议透了，他再予以分析、归纳，去粗取精，博采众长，形成班子集中的统一的意见。特别是对于一些关系全局和原则的重大问题，他更是慎之又慎，从不主观武断地拍板定案，搞个人说了算。
众前同志还比较注意搞调查研究。这一方面是由于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过程中，需要了解这些方针政策是否符合本地的实际，如何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贯彻落实；一方面是由于需要吃透下情，为指导下级工作，为领导决策和解决处理问题提供依据。搞调查研究一是搞点，那时地、县各级都有自己的基点，一项方针政策下来了，先分类设点，在点上搞，取得经验，再逐步向全局推开；一是抓面，经常到面上，到基层，了解基层干部和群众在想什么，干什么，做到心中有数。众前同志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除要求和组织地委机关搞好调查研究外，还身体力行，经常亲自到基层，到农村调查了解情况。由于地委领导带头，各级都形成了搞调查研究的好风气，大大减少了工作的盲目性，避免了失误和损失，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如在三年困难时期，中央的方针是恢复农业生产力，我们就根据各县不同情况请了有代表性的老农来开座谈会，直接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且在邱家店公社徐家庄等地设点，专门调查群众对政策的意见。当时群众提出要恢复地力，就要多积农家肥，多养猪，但养猪饲料粮解决不了。众前同志与我们研究后，报请省委同意，在政策上开了个小“口子”，即每户饲料地由一分增加到二分，丘陵薄地还可适当多一点。这个政策很得人心，对当时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力发挥了作用。
众前同志对党的事业具有较强的责任感，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挂在心上，贯穿到工作中。1961年泰安地委恢复后，正是国家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以后，再加上人为的原因，人民群众的生活非常困难。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那时我们地委一班人的中心工作，除了压缩基建，压缩工业战线、机关人员、职工和城镇人口等一系列调整以外，一是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恢复农村生产力，二是千方百计安排好群众生活。当时泰安地区也有的县、区遭受重灾，也有逃荒要饭的，因营养不良得水肿病的也不少。众前同志总是强调：“人命关天，一定要搞好生产救灾，争取不饿死一个人！”我们几乎是逢会必研究粮食问题、救灾问题，向上积极求援，向下处处打紧，精打细算，尽力安排好全区五百万群众的生活，保证几十万灾民每人每天口粮能在半斤以上，能穿上寒衣过冬。
记得1964年夏季，泰安地区遭到继1957，年后又一次特大暴雨的袭击。众前同志当时正在省里开会，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立即让秘书直接给有关公社打电话，了解雨情、灾情，掌握第一手资料。会一开完，他立即回到泰安，下去察看灾情。这一次，他冒雨察看了东平、宁阳两个县的灾情和防汛排涝情况。在经罡城坝去宁阳时，发现坝上已漫水过膝，汽车司机不敢开车，他们就下车乘小船过了河，当时在场的干部群众都深受感动。他到宁阳后，听了县委领导同志介绍的情况，亲自看了受灾现场。因宁阳与汶上县有水利纠纷，他要求宁阳县的同志做好群众工作，教育群众顾全大局，要舍得牺牲些局部，千万不能打架。其次抓紧排水抢救农作物，帮助群众修补冲坏了的房屋。他回地委后迅速调拨粮款解决了受灾群众的生活问题，使灾后群众很快恢复了生产。泰安是个农业区，抓农业是历任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农业的关键又在于水利。正如毛主席讲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五十年代泰安地区农业生产水平较为低下，一般亩产平均在二百斤左右，年产量最高的1956年，平均亩产也不足三百斤，且极不平衡，山区丘陵地块亩产仅百斤左右，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受水利条件的制约。泰安地区大体上山区、丘陵、平原各占三分之一，另有稻屯洼等少量涝洼地。一条大汶河横贯东西，流域面积近万平方公里，年流量在20至25亿立方米左右。泰安地区平均年降雨量在六百多毫米，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集中于七八月份的汛期，而这时也正值黄河汛期，向东平湖倒灌，形成“黄汶顶托”，汶河下游和沿黄几县极易遭受洪涝灾害。可以说，治理好汶河是全区水利建设的关键。当时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讲，泰安治理好大汶河即抓住了“牛鼻子”。自1955年开始，在众前同志主持下，全区搞了一些中小型水利工程。1958年4月，在全国大跃进形势下，大兴水利建设，泰安地区成立了水利建设指挥部。众前同志主持确定了大搞水利建设、治理汶河流域的指导思想：重点放在对汶河上游泰安、莱芜、新泰山区的治理，这样可以少占耕地，主要是搞植树造林、挖鱼鳞坑等保持水土，同时兴建水库，实现“以蓄为主”；在汶河中游泰莱肥宁平原和丘陵地区主要搞打井机灌；下游以加强防汛排涝为主。为了解决泰城和肥城山区水源缺乏问题，当时方案中还设计了东水西调工程，把黄前、雪野水库与大河水库沟通，利用自然位差将水调入肥城上庄炉水库。因1958年10月泰安地区与济南合并，这个计划暂时搁浅，只搞了部分准备工作。1959年，济南市委下决心大搞，自1959年冬掀起了一个水利建设的高潮。全市列入比较大的工程项目有二十多个，其中泰、莱、新三县即占十几项，泰安一县即有良庄、大河、黄前、小安门、纸坊、汶口等六项。合并后众前同志任济南市委书记处书记，主要分管财贸工作。1959年冬济南市委成立了农村工作委员会，秦和珍同志兼书记，众前同志任第二书记，协助秦和珍同志抓农业。众前同志长期做农村工作，且对济南市原属泰安的几个县情况较熟，对规划中的水库建设十分关心。1960年6月初，他专门拿出时间到莱芜的雪野，新泰的东周、金斗山、光明，泰安的黄前等水库工地现场察看，解决了很大问题。当时由于各县铺的摊子都很大，各工地劳力不足，进度不快，汛期到来就有毁于一旦的危险。他召集指挥部和县委负责同志，帮助他们克服畏难发愁和盲目乐观的情绪，坚定他们的决心，研究确定了两条意见：一、下最大的决心，主要负责同志亲自靠上，确保大坝工程当年合拢蓄水；二、山区取土不易，万一汛情紧急，在溢洪道未修好的情况下，牺牲放水洞行洪也要确保大坝，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反复强调：“人命关天，水火无情，水库一出问题就是大问题，这一点不能含糊，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回去后，认真研究，力排非议，暂缓了一些渠道工程的物资调拨，集中人、财、物、力首先保证使用于水库建设。此后他经常打电话或派人问及进度情况与存在的问题，当发现莱芜县寨里、羊里、大王庄三个公社因民工家庭缺粮外出逃荒要饭，影响工程进度时，及时与市委研究，拨给该三个公社粮食一百万斤，确保了工程的顺利进行。在他的指导和支持下，这些水库除东周外，都实现了当年蓄水，还从泰安、肥城几个县抽出七千民工支援了历城卧虎山水库的突击工程。这些水库建起来后，在蓄水拦洪，减轻下游涝灾，改善灌溉条件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到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期间，泰安地委除仍然围绕治理大汶河又继续修建了部分水库外，重点放在原有大中型水库完善配套上，充分发挥原有大中型水库的作用。由开始只能灌溉平原土地的基础上，经过修渠道，架渡槽，建扬水站，把水引至山丘地区，使新泰、莱芜、泰安部分山区大部分丘陵经土地深翻整平，变成了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梯田，大幅度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例如，由于莱芜的雪野水库建成和不断完善配套，使多年每亩年收获仅百把斤的长埠岭十三万多亩低产田，经过三年的时间，改造成为亩产八百至一千斤的稳产高产田。还有泰安的黄前水库，不仅大大改变了泰安市的农业生产条件，而且成了泰城的重要水源，在缓解城市工业和生活用水困难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在众前同志指挥下建设的这些大中型水库工程，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业绩。
抚今追昔，众前同志的一生，确实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作出很大贡献的一生。他的去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有丰富领导经验的老同志。我想，党是不会忘记他的，我们这些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是不会忘记他的，他所工作、战斗过的地区的人民群众也是不会忘记他的。
作者系原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