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悉众前同志不幸逝世的噩耗，我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1995年元旦前夕，他来上海，我们有机会欢聚畅叙，心情格外高兴。他还是那样淳厚、热情、乐观，老战友多年不见了，要说的话很多，较集中地谈论了关于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改革开放给国家带来的大好形势，感到无比的欢欣鼓舞，也议论到当前出现的严重腐败现象，深感忧虑。他爱憎分明，对腐败深恶痛绝。他的见解充满着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完全信任和对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拥护。他是非分明，立场明确，对我很有教益。
我看他精神很好，身体尚健，年纪不算太大，建议他还可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他亦表示过去也是尽力而为做些工作，今后仍愿意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发挥余热。我们相聚非常愉快，他也表现出很乐观地迎接美好未来的信心。
我万万没有想到时隔不到两年，万恶的病魔夺走了他的生命。他比我小四岁，却先我而去了，这次的会面成了最后的诀别，怎能不使我悲痛万分。
我与崔玉光同志谈起众前同志过早地离开我们，唏嘘不已。回忆与众前同志一起工作和战斗的情景，仍历历在目。1941年玉光同志参加众前同志主办的地委党训班学习，结业后还留他帮助工作。众前同志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与学员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早晨与学员一起跑操，参加小组讨论。他讲课深入浅出，很受欢迎。他能吃苦耐劳，学员休息了，他还加班备课，写总结，给地委写报告等，直到深夜，表现出他坚强的责任心。众前同志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令玉光同志很受感动。
1942年，众前同志调任莱东县委宣传部长。当时莱东环境非常险恶，日寇对我根据地残酷破坏，到处安据点，修碉堡，分割封锁，不断“扫荡”、“清乡”。我们工作非常艰难，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众前同志在这险恶的环境中，坚定勇敢，不怕牺牲，带头深入到基层，帮助区、村干部调查研究，掌握对敌斗争策略和办法，向敌伪军开展宣传攻势，很有效地瓦解敌人。崔玉光同志任白龙区委宣传委员，在众前同志领导和帮助下，对敌伪军开展攻心战取得很好成绩，受到县委的表扬。
1942年秋，我调离莱东。分手后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我们又联系上了。当时众前同志调任章丘县委书记，我调到胶济铁路以北新开辟的章历县工作，两县之间被胶济路隔离。当时铁路被国民党军占领，控制着铁路两旁地区。章历县的干部、工作人员都是从泰山地区调来的，必须经过章丘地区，穿越铁路才能到达章历县，因人地两生，困难重重，必须依靠章丘县军民帮助。这时章丘县主要领导及区、村党组织和群众以革命利益为重，发扬共产主义品格，给过往人员解决吃、住，派响导，想方设法送过铁路。我第一次穿过胶济路时，众前同志派武装护送，并安排在相公庄可靠的地方住下休整，才顺利到达目的地。
最使我难忘的是1946年和1947年，济南之敌两次大举进攻解放区，章历县全被敌人占领，土顽、还乡团猖狂报复，我县干部组织成精干武工队与敌展开斗争。崔玉光同志是龙山区委书记，他带领区武装，以章丘地区为依托，向自己所辖地区开展工作，多是夜间活动，联系群众，打击敌人，再返回驻地进行休整。当地党组织和群众热情帮助解决食宿、物资供应和掩护治疗伤病人员。崔玉光同志患疟疾，众前同志派人用马送他到医院治疗，至今还非常感激。当时他们也是处于战争紧张环境中，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我是铭心不忘。
全国解放初期，众前同志任泰安地委书记。在外地工作的老同志遍布全国，回老家探亲，必经泰安。众前同志豁达大度，对过往的战友非常热情诚恳，给予关怀和帮助，使老同志感到温暖，心情舒畅。我也感受颇深。每次受到热情接待，于心不安。有一次我不愿过多地打扰他，准备在离开时向他告别一下就走，没想到他听说后一时脱不开身，就派林瑜同志到宾馆看望，并自费招待吃饭，使我既感动又不安。我曾向他抱歉地说，来往的老同志给他干扰很大，负担也重，难以承受。他很开朗地说，老战友见面不容易，是很高兴的事，还是交流工作、学习的好机会。这是多么高的思想境界。
1956年，我们在中央高级党校（现中央党校）学习，还有几位老战友碰到一起，时常相聚推心置腹地谈些心里话。他学习很刻苦，理解较深，常请他谈心得体会，对我们很有启发。
众前同志的好思想好作风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过早地逝世了，是我们党和人民的很大损失，我也痛失了一位良师挚友。我永远怀念他。
作者系原上海市委党校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