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前同志不幸辞世，实在是太意外，太突然，使人无法承受，悲痛之隋，难以抑制！
我和众前同志相识五十七载，情深似海。他那优秀的品德，坚毅的性格，出众的才华，诚挚的情感，我都深深地铭记在心；他对党对祖国的赤胆忠心，对事业对人民的无限热忱，我由衷地敬仰和钦佩；他的情操和风范，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深切地怀念！
（一）
我和众前同志相识于1939年10月。那时，我在山东分局青委负责人杨涤生同志主办的“鲁苏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众前同志代表泰山地委青年部参加训练班的领导工作。训练班设在我的家乡莱芜县六区。当时正值日寇大“扫荡”，杨涤生及其同来的黄日升、于冠西等同志都是外县、外省人，对当地的地理环境和社会隋况都不熟悉。因此，训练班的安全、供给和教学的组织工作等重任便落在了众前同志身上。我因是本地人，又在区青年武装部工作，地理、人情比较熟悉，就协助众前同志做了些具体的工作。
这期训练班原定时间为三周，因敌人反复“扫荡”，被迫停课两次长达二十多天。每遇敌人“扫荡”，为了缩小目标，便于隐蔽，全班六十多人常常分住于相距六至八华里的几个村庄。每次宿营以后，不管路多远，多难走，众前同志都要亲往各处住点察看食宿和安全的落实情况。巡查回来已近拂晓，还要与其他领导同志分析敌情，做出新的转移部署。由于众前同志的机警沉着和艰苦细致的工作，克服了重重困难，保证了训练班圆满结束。在祝家上坡举行的结业典礼会上，杨涤生同志赞扬了训练班的组织工作，对反“扫荡”中安全工作的运筹和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保障了供给，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在当时那种极为严峻的情况下，众前同志勇挑重担，严于负责的精神，和善于处事的智慧才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由此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二）
1940年3月，我调往泰山地委青年部工作团工作。这时众前同志任青年部宣传科长。不久，他调往鲁中区党委党校，我调至泰山军分区青年大队，他在地方，我在军队，相处机会就少了。没有想到，相隔四年之后，我又在众前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那是1944年11月，我从莱东常庄武工队调往泰山军分区教导营。我去报到时，恰逢莱东县委副书记李频如同志在地委开会，他与军分区商量要留我在莱东工作。我本不愿离开部队，但听说在众前同志领导的县委宣传部工作，我就欣然同意了。
我在宣传部工作八个多月，对众前同志感受最深的是，他有很高的原则性和很强的工作责任感。他平时对学习抓得很紧，对工作要求很严，经常提醒我们在工作中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两件事使我至今常思不忘。
一件是1945年初春，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形势的发展，莱东地区的敌人逐渐收缩其碉堡、据点，见马庄、徐家店子和南辛庄等地相继解放。为了开展新解放区的宣传工作，由众前同志提议经县委决定，以常庄区的常庄、响水湾两村的农村剧团为基础，组建一个半脱产的文艺宣传队。众前同志要我去组织和领导，并要我编写几个适应当时形势的剧本。我参阅当时的报刊和画册，先后写了“谁养活谁”、“人间地狱”和“汉奸吴化文”三个小剧。众前同志审阅后，对反映贫苦农民的苦难遭遇和斗争觉悟给予肯定，但指出对中间阶层群众写得不够。他说：“新区工作的重点是在深入发动基本群众的基础上，争取和团结中间阶层，以孤立反动的地主和豪绅。宣传工作应紧紧围绕党的工作中心。”我听了以后顿然所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政策教育。
另一件是众前同志要我和县文教科的张汉周同志，以常庄区北古德范模范村的先进事迹为内容，编写一本《夜校课本》。我们依据村支部和分区委的汇报材料，拟出了课文大纲送众前同志审查。他发现对主要事实未经核对，便同我们一起赴该村住了四天，通过走访和开座谈会，将主要事迹核实以后才着手编写。课本编写完以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课本是用来教育群众，引导群众的，如有失实，则会使党和政府的宣传教育在群众中失去信誉，其后果可想而知。无论说话、办事或写文章都应以实为基础。做宣传工作对此尤应重视。”他这种求真务实、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亲临指导、循循善诱的作风，对我们教育很大，影响很深。在我以后的工作中，常以众前同志“以实为基础”的教诲诫勉自己，受益至深。
（三）
众前同志对战友诚挚、深厚的感情，不仅我个人感受极深，在老同志中也是广为称颂的。
1948年济南战役后，我所在部队正在泰安城南东上蔺庄休整，即将南下参加淮海战役，众前同志突然来了。当时，他刚由章丘调来泰安县委，泰安城也刚解放不久，城市恢复、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支援前线……，工作任务十分紧迫繁重，想不到他竞走了十几里路专程来看我，真使我既感动又不安。临分手时，他亲切地叮嘱我：“你们可能越走越远，仗也越打越大，一定要保重，不要失去联系。”兄长般的关怀和企盼，真是情真意切，感人肺腑11957年2月，我在总政举办的“马列学院旁听班”学习。一个很冷的上午，众前同志忽然到了我的住地，使我惊喜不已。当得知他在马列学院学习，并且几经周折才知道我在这里时，我非常感动。相别九年能遇此良机相聚极为欣慰。此后，我们常偕与众前同志一起学习的陈明达、赵一川、李华舫等同志在课余、假日相会聚谈，并结伴看望在京的一些老领导和老同志，愉快地度过了五个多月的学期，犹觉为时甚短。
1970年12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意外地接到众前同志从友谊宾馆来的电话，十分激动。十三年没有见过面，又处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十分牵挂他的处境和身体。我立即要车将他和同来开会的陈明达同志接到家中。相互关切地询问了各自的遭遇和处境后，也交谈了对当时社会情况的一些看法。由于相别过久，见解又相同，就话无止境，一直谈到深夜。从此就再没有中断讯息和交往。
据我记忆，从1970年12月以来，众前同志来京开会、办事和学习共有十二次。他每次来，不论时间长短，都要抽出时间去看望在京的一些老同志和已谢世的老同志的家属。刘莱夫同志病重住院，他曾先后三次去看望；梁竹航、张新宇同志住院期间，他从济南专程来京探视；苏展同志病逝后，他也专程来京为之送别。对病故的刘莱夫和被迫害致死的徐平同志的家属，他费时一年多才询问到他们的住址，在参加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抽出时间亲往探视和慰问。此后他深情地对我和吕少泉同志说：“今天终于了结了两个心愿！”1981年春，我陪众前同志赴解放军总医院看望久病的老领导舒同同志。舒老握住众前同志的手久久不放，并多次说：多坐—会儿。亲切之情，令人十分感动！凡我所接触到的老领导和老同志，无不为众前同志的深厚感情所感动。众前同志与我们永别了！他的一生是光明磊落，为人师表的一生。他将名垂青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系原军委炮兵学院政治教研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