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前同志是我的老战友、老领导。从1942年到1959年，我们两人曾数度在一起工作。共同的战斗历程，培育起了深厚的同志情谊。现在，众前同志离开我们去了，如烟往事，不断涌上心头。
众前同志留给我的第一个显明的印象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天天晚上工作到很晚很晚。
1942年，众前同志任莱东县委宣传部长，我和徐平同志在县委宣传部当干事。那时，敌人的据点、碉堡林立，环境十分艰苦，县机关几乎天天夜间要行军转移。这年秋天，在一次行军路上，众前同志走在我的前面，．那时他正发着疟疾。我看他踉踉跄跄，走得十分艰难，就伸手接过他手上提着的一双老船鞋（俗称铲鞋）替他提着。嗬！两只鞋湿漉漉的，足有三四斤重，而且发出一股酸臭气味，刺鼻难闻。这次转移到达目的地时，已经是午夜以后了，人困马乏，我和徐平找好房子，然后去找众前同志，见他歪在炕上，又和县委的同志们开会呢！
祸不单行。众前同志的疟疾还没好，臀部又长了个疖子，肿得像个熟透了的李子。组织上要我找个安全的地方陪他去休息、治病。我们去了离敌据点龙磨角村只一河之隔的水泉子峪村，这是个工作基础好敌人又很不注意的小山村。我们去后，住在村支部书记李金凯同志家里。病中的众前同志也还是不停地工作。他每天都找附近的村干部和区委的同志们来谈话，而且都是一谈就谈到深更半夜。
1943年秋，我调地委宣传部当干事，第二年徐平也离开莱东到地委机关给地委书记林乎加同志当秘书去了。说起徐平给林乎加同志当秘书的事，还有一段我至今难忘的“小插曲”呢！徐平在当时莱东县委机关的干事中算是学历较高（县师毕业）又有才华的人才了，众前同志对其爱之如掌上明珠。地委调他给林乎加同志当秘书，众前同志一直拖着不放。后来林乎加同志见到众前同志时当面向他要人，众前同志还是不想放，“发牢骚”说：“我就只有一个徐平了，你把他调走，要县委宣传部关门呀！”林乎加同志听了风趣地说：“那好嘛！你关门，我就可以连你一块调来啦！”众前同志看看“蘑菇”战术不行了，这才把徐平放走了。
一番简短而有趣的对话，反映出了同志间友爱融洽亲密无间的真挚情感。一想起这个故事，便使我忍俊不禁。让人惋惜的是“文革”期间，徐平含冤自杀。1979年，众前同志在参加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约了我和韩立标同志一起去看望了徐平的爱人刘淑善同志，表现了对徐平同志的深切怀念之情。
1958年，我和众前同志先后被调到济南市委担任领导工作，相互离开多年后又走到一起了。初到市委，我们两家是隔壁邻居。我发现他仍然和过去一样，每天晚上都工作到很晚很晚才休息。因为我宿舍的隔壁是他的办公室，两个房子中间的隔墙不隔音，他怕影响我休息，每当我走进宿舍准备睡觉时，便听到他匆忙收拾文件，转到过道对面他的宿舍又继续工作了。为了减少对他的干扰，后来，我也只好尽量晚睡了。
众前同志留给我的再一个深刻印象是，他敢于抵制某些错误倾向，排除干扰，坚持正确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此，我举一例：泰山区在1947年的土改复查运动中，有几个县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例如侵犯中农利益；不给地主留生活来源，乱打乱杀；对基层干部搞“搬石头”、“一脚踢”等等。而当时由众前同志任书记的章丘县则基本上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时，所谓“富农路线”、“和平土改”等等的批评指责从四面八方不断袭来。众前同志顶住这种压力，不为其所动，坚持执行正确的政策。现在想来，实在难能可贵！
在党内斗争问题上，众前同志更是坚持原则。对于错误倾向，他不搞无原则的随声附和。下面举一件我亲历的事：
1959年九十月间（准确时间记不清了）济南市委传达讨论庐山会议文件，我们两人曾在会下交谈，认为历史上彭总给我们的印象非常好，他在庐山的问题，似属认识范畴的事，对其那样处理觉得不好理解。我深感众前同志政治上是很清醒的。
众前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他的优良作风和优秀品德永存！
作者系原北京故宫博物院党委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