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前同志是一位好班长，是我的挚友。
我同众前同志的见面相识，是1958年在济南市委。这年秋天，正是“大跃进”时期，泰安地区与济南市合并，众前同志任济南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当时，我由山东工学院调到济南市委，任大学党委的常务副书记。在市委召开的会议上，我们是经常见面的。但由于工作战线不同，工作上没有直接地接触过，所以只是见面并不熟悉。1961年春节后，我从市委教育部调到了市委农委工作，这是众前同志直接分管的工作战线。当时，他患肝炎病，正在休养，但他仍十分关心着农委的工作。在一次见面会后，他曾热情地与我谈话说：“战争年代，你长期在农村工作，而且做过县的领导工作，是有农村工作经验的。自进城后，农村的情况变化很大，也有很多问题。当前农村工作正在贯彻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十二条’。你到农委工作，需要先了解一下农村工作的情况，可以先下去看看。”在众前同志的示意下，我同农委几位同志就到长清县的一个公社去做了贯彻中央“十二条”的宣传与调查工作。这是我重回农村工作战线后，众前同志为我安排的第一课。不久，大约在4月间，市委主持工作的书记找我谈话，告诉我说，省委决定原泰安地区与济南市分开，恢复泰安地委，重新组织领导班子，要从市里调几个同志到地委去做领导工作，并说明我也是被调去的一个。泰安地委书记处的第一书记，就是刘众前同志。
泰安地委恢复后，众前同志因肝炎未愈，仍在休养，地委的日常工作由高逢五同志主持。众前同志充分信任并积极支持逢五同志的工作，也十分注意发挥领导班子中各个成员的工作积极性，按照工作分工，让每个成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他的带领下，地委领导班子一班人团结无间，关系融洽，协调一致。众前同志虽然不能上班，但他却无时不在关心着整个地区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对关系全局的工作安排，如生产计划、粮食征购、粮食统销定盘子等，他都提出决策意见。众前同志过去长期在泰安地区做领导工作，对全地区各方面的工作和各个县的情况了如指掌，在他脑子里是有一本大账的。但他并不以此为足，而是更重视对现时各方面工作新情况的了解。他经常找一些同志到他家里去汇报工作情况，有时还带上几位同志驱车下乡去做调查研究，以掌握第一手的资料。众前同志与广大干部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经常收到来自各方面的信，反映一些单位、工作部门以及农村基层的情况，这成为他了解地区工作情况的一条重要渠道。对于那些反映干部作风不好、违法乱纪，或者是反映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等严重问题的来信，他是特别重视的，总是责成有关方面派人下去，进一步做调查，核实情况，及时处理。众前同志很重视搞“点”的工作。在六十年代初，党中央、省委对农村工作常有政策性的调整措施，差不多每年都有整顿农村基层组织的工作安排，地委常年有工作组在下面。众前同志十分重视搞“点”工作组所反映的情况和问题，并常要工作组的同志上来汇报情况，有时还亲自下“点”去做考察，在各工作“点”上与工作组的同志一起分析情况，研究问题。他的这种注重实际，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在地、县领导干部中，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
众前同志政治上关心干部，宽厚待人。地委恢复以后，对1959年反右倾的甄别平反工作，须尽快进行。地委分工我去抓这项工作，而我对当时批判一些干部的情况不了解，对搞错了同志，组织上应该如何说法，我心中无数。是众前同志对我讲了当时反右倾的情况，并说：“当时那股反右倾风刮下来，是难以顶得住的。现在，凡是地区机关干部中，当时受到错误批判的，在领导方面，都由我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原地委的主要负责人。”他主动承担了责任，打消了我对进行这项工作的顾虑，使地区机关的反右倾甄别平反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他对过去审干中个别干部的审查结论遗留问题也很重视。他曾主动地对我谈过一位老干部的历史问题及审查情况，说：“这个干部的历史问题已审查过几年了。本人交代的情况与检举材料有出入，但又别无旁证，一直下不了结论。这些年来，这个干部一直是背着思想包袱，默默地工作。”他要我再仔细地看看材料，找本人谈谈，恰当地解决这个同志的问题。于是，我重新查阅材料，并与组织部负责同志和有关人员认真研究材料，分析情况，又一起找这位同志谈话，讲明“相信本人的交代，如发现新的情况和问题，概由本人负责。”这位同志愉快地接受了这个结论，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从而解除了思想包袱。
众前同志不唯上，重唯实。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章丘县被列为重灾县后，上级领导从安徽调来了八十多名干部到这个县加强工作。地委恢复之后，也常派人去帮助进行生产救灾工作，增拨一些救灾粮，增加一些粮食统销指标，帮助解决实际困难。1962年春，地委分工我去联系这个县的工作。我去过两趟，做了一些调查，特别是在与部分县、社干部个别谈话之后，从中感到有个重要的问题。这个县的党政一把手，部分部门的正职领导人，还有些公社的一把手，都是从安徽调来的干部充任，而原来的当地干部多是副职。一大批当地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不高，而安徽调来的这批干部没有长期在章丘工作的思想打算，工作干劲也不足，双方之间有着一定的隔阂。有的干部到村里，群众听不懂他们讲的话，他们也难以与群众打成一片。由此，全县的工作比较被动，上不去。如不设法改变这种现状，就是再拨更多的救济粮，增加更多的粮食统销指标，都难以根本解决章丘县的问题。我将这个问题的情况及处理意见向地委作了报告。众前同志和其他同志都很重视这个问题。众前同志并不认为原来调这批安徽干部来是上级领导的决定措施，地委不好多管，而是从章丘县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如能适当地解决这个问题，有利于当前的生产救灾工作，有利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改变章丘县的工作面貌，有利于章丘县的长远工作，可以报请省委批准，将这批安徽干部送回去。当然，应该首先感谢这批干部到章丘来，做了许多工作。这批干部已经完成了他们在章丘县工作的历史任务，现在是欢送他们回安徽的时候了，如有愿留者，则表示欢迎。随后，地委派我去省委汇报，得到批准，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只有县委书记一人要求留下继续工作，其他人都高兴地回了安徽。经过重新调整了县、社领导班子，调动了当地干部的积极性，使章丘县的工作逐渐好转起来。
1963年3月间，省委通知调我到上海华东局宣传部工作。行前，众前同志主持开了一次书记处的组织生活会，也算作对我的欢送。会上，大家坦诚相对，相互赠言，有勉励，也有批评，气氛融洽，心情舒畅。我总觉得，在泰安地委近两年工作，在众前同志的带领下，各方面的工作关系是协调的，心情也是愉快的。
自从泰安分别之后，我与众前同志仍有信息往来。1972年，他到青岛市委工作后，曾主动与我通信联系。1984年我离休后，常回山东去看看。有时在济南，有时在泰安，我们两人每次见面，都叙旧谈心，思想沟通，情感交融，不断加深革命的情谊。
1994年12月间，众前同志到上海。一天上午，他在山东驻沪办事处郝主任陪同下来到我家。他看上去身体仍很健壮，红光满面。这次见面，虽无久违之感，但却备感亲切。请他就座，互致问候之后，就开始畅谈。我们两个人说南道北，从山东说到上海，谈经济发展、社会变化，也谈到一些社会新闻时事。其中有喜也有忧，当然，喜大于忧还是我们的共识。谈话间，他不时地端详我室内悬挂的几幅书法作品，表露出对书法的兴趣。于是，我随手拿出书写的一些条幅、对联等软片，请他鉴赏。他耐心地一张一张地审看，从中拣起一张“健笔纵横”四个字的横幅，拿在手上说：“这一张就给我吧。”我遂应说：“字写得不好，你不嫌丑，就拿去作个纪念吧。”随后，众前同志转了话题说：“解放战争开始那年，新四军北撤，也有一批地方工作干部随军来到山东。当时，我在章丘县任县委书记，曾有一批随军北撤的地方干部分配到章丘县工作，其中在县委机关任秘书工作的是位女同志，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叫翁妙锦，据说他丈夫在华东局组织部工作过……”我意识到众前同志的意思是想看望这位战友，未等他话说完，我就抢说：“你说的这位女同志就住在五号楼。我去打电话，请她来，你们见见面。”虽然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在战争年代艰苦环境的共同战斗中结下的革命友谊是深厚的，珍贵的，常令人终生难忘。他们相见叙旧，也像是故友重逢。众前同志这次在我家里叙谈近两个小时，他谈笑风生，精神矍烁，毫无倦意。离去时，我曾再三向他表示，待我再去山东时，一定去他处看望。
1996年11月间的一天晚上，我在泰安工作的小女儿打来电话告诉我说：“刘伯伯住医院了，还开刀动了手术，情况不太好……”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突然，也有些疑惑。记得众前同志来时，身体还很好，也未讲有什么病，怎么不到两年就住医院动手术了？出于对老朋友的挂念，我随即寄信给张林瑜同志，询问实情，还加附言，如用药，济南没有的，可来电话，我想办法在上海解决。但是信发出之后，一直未见复信。此后大约又过了三周左右的时间，我便收到了山东省委发出的讣告，知道刘众前同志已于12月11日不幸逝世了。我为失去了这位挚友而悲恸。我万万没有想到，1994年底我们的那次见面，竟成了众前同志与我的永别。现在半年过去了，同是春光融融日，伏案默默念故人。回忆往事，随笔筒记，谨以此向我的挚友、好班长，再致以深切的怀念。
作者系原上海市高教局副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