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11日，是个令人悲痛的日子，原山东省副省长、省顾委副主任刘众前同志与世长辞，同我们永别了。
我与众前同志是1949年上半年在原泰山地委机关认识的。他是我的一位老领导。相识的初期，他任地委宣传部长，后任泰安地委书记。我初在地委组织部工作，至1958年下半年，被调到地委研究室工作，以后又任地委办公室副主任。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连数年我大部时间随众前同志一起出发，为他服务，多是根据他交代的意图，为他起草讲话稿，处理下达的工作指示和交办事项。多年来我与众前同志接触中记忆较深的有以下片断。
一、他十分重视农村工作。在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期间，他狠抓农业的关键环节，使农村混乱局面逐步好转。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以及自然灾害等原因，1959年至1961年，是我国经济遭受重大损失，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时期，即人所共知的“三年困难”时期。在这期间，又是原泰安地区曾被合并到济南市的时期（自1958年秋至1961年春）。众前同志任济南市委书记处书记侧重分工农村工作和财贸工作。当时的农村工作形势极其严峻。在这期间，我常随众前同志，所体会到的是他十分重视广大农村工作，十分重视农业的稳定发展。当时的农村经济形势，使他深深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他明白“大跃进”、“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优越性一日大，二日公”是毛主席发出的指示，是势不可挡的。可是，他在指导农村工作中，在我的记忆里他经常强调的有两点：一是他肯定生产大队、生产队的集体经济就已经是公有制，这个公有制的所有权必须稳定。农民就是靠自己的公有经济来谋生存，谋发展，不能任意“平调”（当时的共产风主要表现在“平调”。所谓“平调”，即以人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在生产大队、生产队之间随意拉平，搞平均主义；还要无偿调拨生产队的财产）。“平调”只能挫伤集体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必然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二是十分强调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吃“大锅饭”。他十分清楚，这一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马列主义理论中早已确定的，是不可动摇的。只有坚持这条原则才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因此，他每次在同基层干部讲话中，都一再阐述他的这些观点，一再强调不能吃“大锅饭”。
他为什么非常强调这些原则呢？他深知这样一个道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农业的稳定发展，才能有其他方面的物质基础这一辩证关系。他的这些观点，正针对了当时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带来的诸多弊端。人们还会记忆犹新，当时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还有大炼钢铁以及社员吃集体食堂大锅饭的场面，那是何等触目惊心！众前同志一再强调的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则，正是针对了当时的这一严峻局面。其目的就是尽快扭转农业的混乱现象，恢复农业的正常发展。这可说是抓住了要害，找到了症结所在。
基于这种指导思想，我还随众前同志多次到各县农村调查、走访、蹲点。1959年春，这时“三年困难”已经开始，生活已经深感困难了。我和市委农工部孙远迎同志曾随他到莱芜方下公社嘶马河村蹲点，了解农村真实情况。这里的情况使他进一步体会到，农业必须切实加强领导，尽快恢复正常发展。不久，又听到当时的济南市委书记秦和珍同志说，泰安县徂徕公社西埠前村农业经营管理搞得好，据说这里社员还能吃到肉，他遂又派我到该村总结他们的经验。我通过座谈、调查、走访，发现果然是个好典型。突出的是“四小”（小段计划、小段包工、小段检查评比验收、小段奖惩）管理严格，能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调动社员劳动积极性，因此生产不断发展，产量逐年提高。我写了个典型材料标题为《西埠前步步向前》。众前同志及其他领导同志很感兴趣。在我总结西埠前经验的同时，据当时徂徕公社党委书记石建扬同志说，全徂徕公社34个大队基本都推广了西埠前的管理经验，全公社生产水平都不断提高。众前同志得知这一信息后，没过多久，地委秘书长根据众前同志的意图，又派我和崔子玉同志再到徂徕公社总结全公社农业经营管理的经验。我们发现这个公社的农业生产都是蒸蒸日上的，即写成了徂徕公社这个典型材料。他们的主要经验是：第一，全社34个村，领导班子都是比较有经验的成员，尽管社会上大呼隆，他们没有在基层干部中“反右倾”，拔“白旗”，班子很稳定。第二，生产大队、生产队经济体制稳定，没有“平调”共产风，在经营管理上，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吃“大锅饭”。部分村一度出现的集体食堂，也是凭票就餐。第三，坚持每年兴修一批水利工程，扩大和改善灌溉面积。众前同志及其他领导同志，对徂徕公社的做法很高兴。也是在这个期间，他与当时的泰安县委书记田勤耕同志谈工作，听说徂徕公社有些村还有万斤粮户。为了进一步了解真实情况，我还随他到该公社一些村庄、农户家里作了走访调查，结果发现徂徕村、樱桃园等村，有些农户家还真存有万斤粮（即万斤地瓜干），千斤以上的户更多了。在那时，整个城乡发生口粮紧张的情况下，这里还有万斤粮户，真是喜出望外。他肯定了徂徕公社这个好典型，坚定不移，信心百倍，运用各种形式，在全地区大力推广。这对于指导全地区农业起了重大作用。后来，徂徕公社这个典型在省里领导人中也引起了重视。《大众日报》社记者来采访后，发表一篇文章“钟声不灵政策灵”，也是突出了这个公社是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在六十年代初，该公社党委书记石建扬同志曾分别出席过全省和华东地区召开的先进集体代表会，还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及至“文革”后期，王众音同志从省里来任副书记（当时地委书记由军代表担任）时，又曾在该公社蹲点，重新肯定了这是个老先进单位。
在“三年困难”时期，众前同志面对当时的严峻局面，一再强调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经济体制要稳定，所有权不能变，不能随意搞“平调”；一再强调要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吃大锅饭。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这恰恰抓住了当时的关键。后来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农村形势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在这里，使人联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业一马当先，方兴未艾，是由于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众前同志在“三年困难”期间领导农业生产中，所一再强调坚持的原则，正是当时农业战线上的重要政策。那时，我见到众前同志在那样严重困难面前，不埋怨，不灰心，不气馁，而是善于抓住关键环节，善于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善于运用典型指导工作，因而尽早扭转了混乱局面。这作为一位主要领导人来说是尤其可贵的，也说明众前同志是具有相当高的思想认识水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的。
在我写这份回忆材料时，接触到了泰安郊区原政协副主席石建扬同志，他对众前同志逝世非常悲痛。他也很动情地谈到了他与众前同志接触中的一些感受。那是在1964年冬，上面派工作组到徂徕公社蹲点搞“四清”。当时任该社党委书记的石建扬同志，被人诬告有严重经济问题。因是捏造的，长时间不得澄清，石建扬同志遭受严重精神折磨。在“四清”时，众前同志也在这里蹲过点，他是比较了解石建扬同志的。他知道石建扬同志是在孟良崮战役中负伤转业到地方的，性格坦率，工作积极肯干。徂徕是个先进单位，突然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他感到惊讶、疑惑。于是，他亲自核对材料，与石建扬同志亲自谈话到深夜，彼此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当众前同志了解到事情的原委之后，才澄清了是非，并通过党的组织，端正了对石建扬同志的看法，使其重新得到正确使用。用石建扬同志的话说：“‘四清’后期多亏了众前同志才‘解放’了我。”他对众前同志这种在是非面前，亲自查明情况，敢于肯定，也敢于否定，实事求是，关心爱护同志的精神，是很敬佩的。
二、在1981年至1984年这几年间，对我们在原泰安市工作的同志，给予了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
我在1981年至1983年期间，任过泰安市（县级）长，在我任泰安市长期间，当时地委、行署曾把泰山、岱庙的管理建设下放给了泰安市。这当然是对我们的信任，是光荣的，也是艰巨的。我们对泰山、岱庙的建设管理也是非常重视的。当时的市委领导班子分成两条线：一条抓农村；一条抓泰山、泰城的建设管理。我同市委副书记贾思瑞同志、常务副市长赵黎光同志分工泰山、泰城建设这条线。我们当时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困难也是很大的：一是1981年胡耀邦总书记来泰山视察时指示：“要把泰山旅游点办成第一流的点。”这一要求当然是很高的。二是在1982年恢复泰安市前，香港一家报纸报导：“泰山天下第一名山，也是第一臭山。”当时的脏乱差面貌受到这个批评也是中肯的。那时，从山上到山下，登山沿途及各景点，可以说是垃圾粪便处处可见。原因是卫生无专人管理。三是当时泰山已宣布对外开放，中外游人日渐增多，形势逼人。四是许多景点残垣断壁，急需维修。五是急需增加设施和管理人员。面对这种局面，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措施，下决心先摘掉“第一臭山”的帽子。我们从1982年春开始，对泰山沿途及各景点连续突击清扫垃圾，设置70人的清洁队，分段包干，实行责任制。增加必要的卫生设施，使泰山卫生持之以恒。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泰山卫生面貌大变样了。就在这年8月，当时分工泰山旅游区建设管理的刘众前副省长及省建委的领导同志，专程来视察泰山。这次重点是检查卫生状况。我陪同他从山下步行到中天门，对沿途及各景点的卫生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包括沿途的一些公厕，众前同志也亲自察看了，还同一些清洁队员谈了话。当时众前同志已年近六旬，他不顾疲劳，徒步登山察看，这种深入踏实的好作风是十分可敬的。那次，当我作全面汇报之后，他给我们讲的一些话至今记忆犹新，大意是：（一）你们对泰山、泰城的建设管理，领导力量加强了，豁本了。市里有你们好几位领导同志具体分工靠上抓，下面各办事处选拔了几名得力的公社书记来管泰山、泰城，这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二）泰山的卫生面貌大变样了，看了之后处处感到整洁。增设了几十人的清洁队，天天打扫，分段包干，责任到人，实行奖惩，这是能使泰山卫生持之以恒的组织保证，使人比较放心了。他同省建委领导同志看了以后，共同认为可以摘掉“第一臭山”的帽子了。（三）对我们几个分工泰山、泰城建设管理的同志，给予了很多的表扬鼓励，说：你们几个分工的同志，看来出了大力了，当真干。在短短几个月里使泰山卫生大变样，也算是立功了。那时我们想：在我们对泰山、泰城做出了一点成绩之后，受到了众前同志的鼓励表扬，心里感到十分欣慰。就在这次众前同志与省建委领导同志来泰山检查之后，还推荐我们出席了全国千山风景区（在辽宁鞍山市）经验交流会。
我们有了一点成绩，出了一点力，众前同志给我们很高评价，给予了表扬鼓励。可是，这在当时泰山、泰城的建设来说，还只是个新的起步，我们面临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困难还是很大的。在泰山、岱庙各景点，有许多古建筑多年失修，木朽顶漏，檐毁瓦坠，残垣断壁。许多人文景观也急需维修。景区的旅游道路，必要的设施，饮食供应，都远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在旧城区，人们迫切要求改变面貌，哪条道路泥泞不平，人们给市长打电话批评，拍照片寄给市长。哪里积水影响交通，人们忙着录像曝光，登报批评。当时的桥涵道路，亟需改善，而我们当地财力实无力解决。这一切都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我是市长，深感责任重大。对面临的如此众多的难题，我们除千方百计自力更生外，认为还必须请求上级支援。然而，作为一个县级市，到省、到中央要求给予上百万乃至数百万元的巨额经费，那也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在省里需由分工省长表态，到中央需请部长决定。为此，我们除由有关部门向上汇报外，几个分工泰山、泰城建设的同志都曾向刘众前副省长汇报过情况，请求帮助。尤其是从1982年至1984年这三年间，经过多方努力，上级决定每年给泰安市定额补助450万元（中央300万元，省里150万元），一定三年不变。这笔经费是全用于泰山、泰城建设的。这在当时是个极大支援，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困难。就在我们请求上级形成这个决定的过程中，我们都及时向刘众前副省长作汇报。不论白天或晚间，也不论电话或当面，他都是热情而又耐心地接待我们，帮我们想办法，派人员，促成了这笔定额补助经费的最后落实。三年定额补助合计1350万元。十余年来，我们每每想到这些巨额经费补助，看到用这些经费修建的工程项目，看到泰山、泰城的重大变化，都忘不了中央和省里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忘不了刘众前副省长给我们的热情帮助。
尊敬的众前同志，您永远离开了我们。可是，泰山、泰城的变化有您付出的心血，有您留下的脚印，有您垒砌的奠基石。这些将记载在您的光荣史册上。泰安地区，是您在这里工作多年的地方，这里的山山水水，村村户户，都曾有过您的足迹，您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三、不尽的哀思，永久的怀念。尊敬的众前同志，让我向您悼念几句话：您永远离开我们已经几个月了。您走得太早了，太急了。我得知您病重之后，曾同周兴礼同志去探望您，那天正是专家为您会诊。由于病房医护人员管理严格，未能见面，只好在心内祝盼您早日复康。可是，您于1996年12月11日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生命，与世长辞了。我们万没想到，1996年9月您来泰安参加登山节的见面竟成了永别。在遗体告别那天，我心情极为悲痛，而又思绪万千。我想起在多年接触中，您总是那样平易近人，您是一位高干，而又使人感觉像一位兄长，那样亲切可敬。多年来，我曾多次在您家作客，您都那样热情招待，林瑜同志及家人们忙个不停。1959年春，我跟您在莱芜方下公社蹲点时突患阑尾炎，住进了中心医院，您在百忙之中亲自到病房去探视安慰我，让我安心治病等等。我默默走到您遗体前向您深深行了个礼，心里念道：您同我们永别了，尊敬的老领导……。众前同志，您音容宛在，名留千古，德传梓里，光启后人。
作者系原泰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