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11日，刘众前同志不幸逝世。回忆同众前同志一起工作的日子，他的音容笑貌，他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高度党性，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高尚品德，都历历在目，值得我深深的怀念和学习。
早在1951年我在泰安专署公安处工作时，就听说刘众前同志（时任地委宣传部长，地委委员）的理论水平高，后来在岱庙（当时没有礼堂，地直机关召开干部大会多在此举行）听了他的几次讲话，确实感到不同一般，不仅口齿清楚，而且非常条理、系统（那时讲话都没有讲稿），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如果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所以同志们都愿意听他作的报告。这是五十年代众前同志给我的印象。
1963年我调泰安地委办公室工作，次年下半年组织上又让我作众前同志的秘书，直到“文化大革命”众前同志被“夺权”，我在众前同志身边工作了近三年。我就众前同志这期间的几项主要活动，以我的记忆追述如下，作为我对老领导的深切怀念。一、在窦砼蹲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开始，众前同志先是在现在的郊区徂徕镇南上庄蹲点，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指导面上的工作。后省委决定，全省搞三个县，即烟台地区的海阳，德州地区的齐河，济宁地区的曲阜。1964年11月，众前同志带领泰安地区的社教工作队到海阳县搞社会主义教育。众前同志被安排到该县二十里店公社窦砼蹲点。据县、社同志介绍，该村是个“老大难”单位，领导班子基本烂掉了，大队支部书记毛方生不仅有“四不清”的问题，还有人命案，所以被列入打倒的对象。众前同志针对此情况，怕社教队的同志先人为主，出现偏差，即向同志们一再强调不要带框框，要实事求是，要充分发动群众，深入调查研究，把问题搞清楚，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在问题没有搞清楚以前，对大队领导班子不能一脚踢开，该依靠的还得依靠，有问题的毕竟是少数，是个别的，不能统统打倒。他还特别强调工作队员要认真遵守中央、省委关于对社教队员的各项要求，坚持“三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带头参加劳动，和群众住在一起，一个锅里摸勺子。经过“滚雪球式”的发动群众，最后查明，该村“四不清”的问题有，但不是很突出。支部书记毛方生是个老党员，老基层干部，经济上也无多大问题。历史上有杀死一个人的问题，但那人是个坏人，不能算血债，所以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于是妥善作了处理。同时，对大队领导班子进行了充实调整，群众比较满意。在抓领导班子建设和阶级队伍建设的同时，众前同志还十分注意强调要抓好生产，解决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这个村的南边有条河，群众去对岸种地要趟水而过，特别到了雨季，山洪暴发，群众下地干活需绕很远的路，给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不便。在河上建座桥是全村群众的迫切要求。于是众前同志动员工作队的同志，在做好社教工作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帮助群众把大桥建起来。他点外名泰安调去了技术人员，进行勘察设计，工作队的同志则和群众一起开山打石，筑桥修路，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自力更生将桥建起来了。群众高兴地说：“过去祖祖辈辈没有解决的问题，工作队给解决了，河水再大也不愁了。”鉴于这里树木少，山坡上光秃秃的，众前同志又安排人回泰安购买了三千多株苹果等树苗，凡能栽树的地方都栽上了树。群众说：经过社教，人的思想变了样，山河也变了样。总之，由于众前同志亲自坐阵，具体指导，特别是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所以窦砼村的社教工作发展比较健康，达到了预期目的，受到了群众的好评。当工作队撤离时，群众依依不舍送到村外。
二、组建省农林办公室工作班子，在新的岗位上，迅速开展工作。1965年11月，众前同志由泰安调任省农林党委书记、农林办公室主任。我去济南送众前同志返回泰安第三天，曹仲鲁同志（地委办公室主任）找我谈话，他说省农办和众前同志都愿意让你去济南工作，作众前同志的秘书，这里组织上也同意，你看怎么样？我说我服从组织的决定。这样我和众前同志就继续在一起，直到“文化大革命”他被夺权。
众前同志一上任，就着手进行撤厅建局、机构改革、人员调整。农业厅、林业厅、水利厅、水产厅由厅改局，气象局、黄河河务局、农科院原建制不变，新建公社管理局、计划财务局、办公室。农林办公室下设十个单位，干部职工三四千人，号称“小省府”。此时干部思想也比较混乱，考虑个人去留的问题等等。众前同志紧紧依靠农林党委一班人，组织大家认真学习省委、省人委关于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目的要求，把干部的思想统一到省委、省人委的决定上来。在多方面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拿出了机构改革和人员调整安排的具体方案，很快安定了干部职工情绪。机构改革调整基本就绪后，即组织大家坐下来围绕如何把山东的农业生产搞上去，使山东的粮食生产发展得快一些，尽快解决全省人民的吃饭问题开展大讨论，人人献计献策，共谋发展，从而把大家的积极性集中到把山东农业生产搞上去的大目标上来。 ，——一一为了开阔眼界，解放思想，省委决定由众前同志任团长、周海舟同志任副团长，带领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各地、市委分管农业的书记（或市长、专员）和部分县、社同志参加的农业学习考察团共42人（我亦系成员之一）到河北、北京、山西学习考察农业生产。临行前，众前同志就参观学习的指导思想，如何搞好这次参观学习讲了话。他特别强调：我们这次出去是学习取经的，不是旅游观光的。因此，我们务必要持老实态度，虚心态度，否则就学不到东西。学什么？主要是学人家改天换地的彻底革命精神，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怎么学？要带着问题学，即带着我们本地区、本单位存在的问题去看、去听，对照检查，找出差距，想出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省委、省人委要我们外出学习的目的。
这次学习考查从1965年12月11日至29日共18天，先后参观学习了山西大寨、河北遵化的“穷棒子”大队等，共11个地、市，28个生产队。参观结束后，刘众前同志在代表团全体会议上深有感触地说：我看了这28个生产大队受到很大启发，很大震动，学到不少东西，我相信大家也都如此。他们的经验很丰富，很可贵，他们走过的路子就是我们要走的路，我们一定要把人家的经验学到手。大寨在“七沟八岭”上能使粮食产到500斤、600斤、800斤，西铺大队靠“三条驴腿”起家，吃粮靠供应，现在就人均年收入达到150元。房山县惠南庄大队，一亩地一头多猪，八亩地一头大牲畜，由于猪多、肥多，粮食就多，亩产816斤。石家庄市槐底大队，今年粮食单产达到1260斤，其中小麦单产710斤。这些单位的自然条件和我们山东的一些地方相比，并不太好，尤其像大寨、沙石峪、西铺这样的大队，都是穷山薄地，人家为什么能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成绩，他们的经验很多，且各有特点，但集中到一点，就是人家都有一股拼命精神，“愚公移山”精神。我特别欣赏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给我们讲的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体会，有他说干部只有参加劳动才能作到“耳听反映，眼看行动，嘴作指导，手亲自干”。我们和人家的差距就差在这一方面，这是一条根本性的经验。说到底还是那句老话，人勤地不懒，产量低的原因是人不是地，是领导不是群众。
既借鉴外地的经验，也总结自己的经验。众前同志从外地考察学习回到济南后，接着又组织了庞大精干的调查组，由办局的负责同志挂帅，深入到各地、县、社和大队进行农业发展情况的大调查，他亲自去德州（在德州时正值邢台地震，我们一宿未睡）、烟台地区作调查。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翻阅历史资料，对山东农业生产的过去和现状有了较清楚的了解，对将来的发展也逐步形成了思路，形成了一个指导思想，即农业工作千头万绪，必须集中精力重点抓粮食生产的指导思想。同时确定抓粮食生产以抓小麦生产为突破口。为了抓好粮食生产他又特别强调要抓好生产条件的改变，即搞好以水、肥、土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他设想，在三五年内，全省每人建成一亩高产稳产田，亩产二三百公斤，加上几千万亩一般田产量，山东的吃饭问题和其他用粮问题就都解决了。他这个指导思想，受到省委、省人委的重视。于是他又建议省委、省人委批准，于1966年夏季在黄县（现在的龙口市）召开了有专员（市长）、县长、农业部门负责人和小麦高产先进单位的代表参加的全省小麦生产会议，省委栗再温同志出席了会议。众前同志为了把会议开好，日以继夜地工作，一方面与会议工作人员精心研究安排会议日程，选定参观学习现场，力求把小麦高产措施讲透，使与会人员真正学到手。另一方面他亲自参加起草会议讲话，反复修改，倾注了他半年多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逐步形成的实现小麦丰产思路的全部内容。他的大会讲话，使与会人员受到很大震动和教育，增强了把小麦生产、粮食生产搞上去的信心和决心。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虽然因“文革”的干扰，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贯彻，但它的深远影响直到后来还发挥着作用。
三、“文革”期间。在平时的工作、生活中能考验一个人，认识一个人，在“文化大革命”这个极不寻常的年代，则更能严峻地考验一个人，深刻地认识一个人。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对众前同志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从他身上使我看到了他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高度党性，对党对人民事业兢兢业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为人正派，一身正气，宽以待人的高尚品德，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形象。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农口数千名干部职工组成了两个群众组织，为了证明自己是革命的，都争先恐后批斗当权派。众前同志作为农口的一把手，首当其冲被批判斗争，这是很自然的。众前同志一面接受批判，一面坚持工作，白天接受批判，晚上加班工作，有时工作到午夜一二点钟。他以极大的勇气和忘我的精神，使农口的各项工作得以正常运转。特别是1966年底1967年初的黄河防凌工作期间，他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负责精神，令人钦佩。这年防凌工作是比较严峻的一年，全河封冰长达616公里，总冰量之大，河谷蓄水之多，都超过了凌汛严重的年份。保证凌汛安全，这是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危的大问题。众前同志作为山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副指挥（省长任指挥），确保防凌工作万无一失，确保沿黄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他最大的心事，本想全力以赴，但是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夺权时期，白天被群众组织纠缠着不能脱身，他便安排农办副主任张次宾同志坐阵指挥，他则白天接受批斗，晚上去值班，每天晚上去黄河河务局防凌指挥部与同志们一起研究工作，指挥防凌。天天如此，得不到休息，因劳累过度，有一次心脏病发作，同志们要送他回宿舍休息，他说没事，一会说好，执意不走，与同志们一起一直在防凌岗位上。就是这样，有的造反派还说他“以生产压革命”，“走资派不老实是罪上加罪”等。众前同志愤怒地反驳说：“黄河防凌是关系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危的大事，我们农口是防凌的主管部门，确保防凌安全我们责无旁贷，不然出了问题我们都要成为历史的罪人，那才是对人民的最大犯罪！”所以，众前同志义无反顾地始终坚持在防凌第一线，直到他被群众组织“夺权”后，仍继续到防凌指挥部工作，一天也没有间断。有的同志劝他：“你现在已被夺权，身上没有担子了，也就没有责任了，你身体又不好，还那么认真干什么？”众前同志却说：“我不是副指挥了，可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夺权夺不去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大家对众前同志这种对党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都非常感动。在省委、省人委的领导下，在众前同志的指导（指夺权之前）和参与下，紧密配合济南军区、山东军区的领导同志，组织了十万防凌大军，二十八个爆破队，在空军和炮兵部队的支援下，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胜利完成了防凌任务，确保了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受到省革委主任、核心组长、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同志的赞许。
“文革”期间，众前同志虽然首当其冲长时间被批判，但他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他都勇于承担，从不委过于人。他在批判会上多次表示，凡是农林党委决定的问题，如发现有错误的，我作为农林党委书记、农办主任要负全责，不要追究其他同志。在那个不寻常的年代，有些人为了保全自己，不惜丧失党的原则，投机钻营，看风使舵，支持一派，打击一派，他对这些毫无党性原则的作法极为鄙视，他说这些人真是愧对党多年的教育，不要说当领导了，就连起码的人格也丢掉了。众前同志在长时间被批判斗争中，不论情况如何严峻，他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认识到什么程度就检查到什么程度，既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也不为了过关而给自己无限上纲、乱扣帽子。有一次批判会，众前同志等被揪上台示众，要他们喊“革命”口号，即喊打倒某某修正主义分子（省委一负责同志），众前同志不喊也不举手，造反派即卡他的脖子按他的头，让他“坐喷气式”，问他为什么不喊，他说：“我不认为他是修正主义分子。”又问他：“你是不是修正主义分子？”他回答“我也不是。”造反派气急败坏地说“他不喊打倒某某修正主义分子，就不准他站起来，看他喊不喊。”“坐喷气式”坐了足够一个小时，众前同志被搞得汗流浃背，面色苍白，但是他始终没有喊。这种宁肯皮肉受苦，也不随波逐流的作法是难能可贵的，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众前同志在“文革”中尽管吃了一些苦头，但他总是从大局出发，从不计较个人恩怨。1970年初他重新工作后（任新成立的省农业局二把手，一把手是军代表），省革委批复新局编制84人，当时农口的干部职工多达上千人，而且观点各异，派性严重。在此情况下要从中挑选八十四人，难度可想而知。于是众前同志再三强调要克服派性，特别是我们组建班子领导同志决不能有派性，不能以派取人，不能以派划线，要一视同仁，要根据工作需要来挑选人员，要善于团结不同观点的同志一道工作。正是遵循他这些指导思想，新局的组建工作比较顺利，做到了走者愉快，留者安心，干部、群众比较满意，出现了讲大局、讲团结、蓬勃向上的新气象。
刘众前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系原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政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