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众前同志曾一起工作战斗了十几年。1947年冬前后，我和众前同志先后来到泰安县委工作。当时众前同志任县委书记，我在组织部工作，与众前同志朝夕相处。后来我任区委书记，众前同志仍任县委书记。1953年，他任泰安地委副书记，我任泰安县委副书记，一直到1958年泰安地委与济南市委合并，十几年时间一直是我的直接领导。回忆他对我的教育和培养，他的高尚品德、求实精神和扎实作风，使我受益匪浅，终身难忘。众前同志一向注重调查研究。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教育和影响广大干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49年，当时我任徂徕区委书记。有一次召开区委书记汇报会，各区汇报土改和建立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工作情况。当时刚解放不久，部分干部中存在好大喜功的浮夸作风。有位区委书记汇报时，谈成绩沾沾自喜，说问题遮遮掩掩，既没有具体情况，也缺乏深入分析。当时任县委书记的众前同志听了一半就打断了这位同志的发言，并严肃批评这种作风既危害党的事业，也坑害人民群众，要求凡是这种汇报一律回去重新准备。我由于曾在众前同志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知道他最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所以在汇报之前，专门带领人员人村到户，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情况掌握比较全面，既讲到了广大群众在土改中热情高、发展生产的愿望强烈的一面，同时也分析了在组织和发动群众、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生产中遇到的具体困难，并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些好的建议。众前同志听了十分高兴，专门让我作了典型发言。众前同志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在干部队伍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很多同志打起背包驻进村里，一方面了解到了实情，同时也从群众中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对于密切党群关系，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件事使我感受很深，体会到只有大搞调查研究，说真话、办实事才是真正对党的事业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
众前同志勇于坚持真理，从不随波逐流。他看问题始终离不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贯彻上级指示不搞“一刀切”，不赶风头；制定决策、指导工作慎重稳妥，不刮风。1958年搞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拔白旗”，不少地方搞瞎指挥，搞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有的县为了凑足钢铁产量，把能化铁的东西都拿去化了，甚至连办公室的取暖炉子都没留下一个。当时我任县委副书记，分管工业工作。记得报纸大力宣传某县日产钢铁“双千吨”，泰安县当时的工业条件比较好，日产钢铁只有60吨。我那时虽然也是天天守在炼钢炉旁，但坚决不搞砸锅炼铁那一套，都是利用矿石炼出的一等灰口铁，直接送往上海工业基地。地委有的领导批评泰安落后保守，准备拔泰安县的“白旗”，我把实际情况向众前同志作了汇报，并做好了挨训的准备。但他听后不仅没有批评我，反而鼓励我顶住压力，不搞冒进。这在党的路线方针比较“左”的情况下，能有这种气魄和胆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虽然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完全顶住压力是困难的，但能做到这一步，也大大减轻了地方的损失和破坏程度。
众前同志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务实创新精神。他在担任泰安县委书记期间，一直十分关心和重视农业发展，坚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力兴修水利。泰安县当时农业生产条件十分困难，尤其是水源缺乏严重制约着农业的发展，水浇地只占耕地总面积的30%，粮食产量平均只有200多斤。为加快农业发展，保持稳定高产，他与县委班子一起确立了兴修水利、广修塘坝、打机井的工作思路。为确定黄前水库的兴建方案，他多次走访请教专家，深入农村召开老农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方案一经确定，他就积极组织实施，并带头扎进工地，带领机关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直到水库竣工，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公仆形象。除黄前水库外，他还主持兴建了大汶口拦河大坝、大河水库、良庄水库、小安门水库、纸坊水库等水利设施。这些水利设施建成后，在蓄水拦洪、改善灌溉条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全县30%多的旱地变成水浇地，仅黄前水库就使13万多亩山丘地改造成稳产高产田，并且至今都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众前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他的不幸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好同志，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好领导。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比忠诚，对工作高度负责，对同志关心爱护，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他的崇高精神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作者系原山东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