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众前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从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我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有些工作是在他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对他坚持抓政治思想工作、重视干部理论教育的言行，对他能够听取下级和群众意见、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对他善于发现培养典型、以点带面指导工作的领导艺术，对他深人群众、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我感受尤深。虽然事隔多年，有许多具体情节记不很清楚了，可也有几件具体工作至今记忆颇深。
一、刘众前同志很重视干部的学习。1952年我调泰安地委宣传部当理论教育干事，做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工作。那时，刘众前同志是宣传部长，他对干部学习抓得特别紧，安排得很具体。他反复强调说：“我们建国一直处于战争环境，天天忙着和敌人打仗，没有时间学习。今天是在和平环境中搞经济建设，过去在战争中的一些经验已不适应今天的情况了，要保持继续革命的本色，要抓好现在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广大干部武装起来，就必须把政治理论学习放到主要的位置上来。”在他的指导下，对整个干部队伍的学习作出了全面规划：文化低的，先补习文化，有的从扫盲开始，有的进文化补习学校，要求能逐步达到初中文化程度；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都必须参加政治理论学习。地委领导层建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县级干部编人中级班，主要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等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著作，其他干部编为初级班，主要学习《社会主义政治读本》、《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读本》等通俗读物。开始是抓一早一晚的集体学习，早起利用早饭前集体学习一小时至一个半小时，晚上学习到九点（开会除外），凡在职干部必须参加，建立了考勤制度。后来又建立了学习日制度，从每周学习一个半天到学习两个半天。干部学习不仅有全面的长期规划，还订有年度、季度计划，甚至每月都有小段安排。并建立了定期考核、抽查学习笔记等制度，还专门建立了理论辅导队伍，配备了专职理论教员，地委领导都兼任理论辅导员，都有辅导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的责任。刘众前同志经常为干部理论学习作动员报告和理论辅导，在地委领导中起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干部除在职学习外，还按干部的职级分别作出进各级党校轮训的规划。那时，干部的学习气氛很浓，因而政治空气也很高，到处是朝气蓬勃、团结战斗、努力工作、奋发向上的情景，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二、刘众前同志很注意听取来自下级和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善于联系群众。1959年因“五风”（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造成的经济困难已充分暴露出来了，中央、省委要求各级领导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并提倡以工人、社员身份深入工厂、农村体验生活。时任济南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刘众前同志，积极响应号召，于这年春天到莱芜县方下公社嘶马河大队当社员，与社员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我是济南市委农委公社处副处长，是刘众前同志当社员的随员之一。去后住在一户社员的平房里，在生产大队的集体食堂就餐。因那时闹粮紧，吃定量，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吃大锅饭，只中午一顿素菜，早晚吃咸菜，主食是煎饼或窝窝头。白天与社员一起下地劳动，干些拔草、撤粪等较轻的农活，田间休息时和晚上还要找社员或生产队干部座谈。座谈会上，有的说：“去年是丰收了，可也没有咋呼的那么多，加上损失浪费严重，所以弄得现在都吃不饱饭。上级可不能光听有些人胡咋呼！”也有的说：“吃食堂，一样饭，年轻力壮的、没病没灾的，怎么都行，老人、小孩、有病有灾的，可就遭了罪了！”这既批评了浮夸风和官僚主义，也反映了对办食堂的意见。刘众前同志会后对我们说：“农业这个基础出了问题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什么时候也不能放松农业，不能挫伤农民积极性。”还说：“食堂到底怎么办好？你们要进一步作些调查研究，群众意见有道理。”
1963年刘众前同志任泰安地委书记期间，在泰安县粥店公社参加麦收劳动，听到一个小队长说：“南王庄支部书记叫工作组看起来了，还挨了打！”事后，他立即叫我去查清此事。我去南王庄一了解，只是因那个支部书记不老实交待“四不清”的问题，晚上问到快12点，根本没有看管起来，更没有打过他。我又找到那个支部书记，也证实此事，我即向众前同志作了汇报。
这两件具体事例，充分说明刘众前同志对群众意见的重视程度。
三、抓点带面是刘众前同志领导艺术的一大特色。凡是接受上级部署的一项新的重要任务，他总是先搞试点，待取得经验后，再以典型经验指导面上的工作。从支前、动参到建国后的土地改革，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直到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都是首先亲自抓试点，以点上的经验指导面上的工作。1962年冬，根据中央、省委的部署，要用几年的时间，分批分期地对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改称“四清”——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清经济）。为取得经验，刘众前同志确定先在泰安县粥店公社搞试点，并指名要我去当工作组长（那时我任泰安地委办公室副主任），为便于工作，还让我在该公社挂个党委副书记的职务。那个试点的工作，从总的部署到具体组织实施，可以说都是由刘众前同志审定的，甚至每一步骤都有他的具体指导，或在他授意下进行的。他曾对我明确交待了要求：经过一年的工作，能使粥店公社政治精神面貌、组织状况、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农田基本建设等方面，都有个较大的变化。还提了个更具体的目标，即每亩增产百斤粮，社员每人增加百斤口粮（我把这概括为“两百”目标）。这个点还有地委副书记刘太东同志坐阵，刘众前同志是几天去一次，许多会议他都亲自参加，凡到会都有即席发言，作具体指导。经过一年的工作，可以说基本实现了上述要求，就是“双百”的具体目标，也接近完成，亩增产量和人增口粮都在90斤以上。这个点的经验，对1964年逐步展开的面上农村“四清”运动起到了典型示范作用。
刘众前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但他为人耿直、光明磊落、公道正派的高尚品格，他联系群众、团结同志、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他为革命所做的光辉业绩和他的光辉形象，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附： 原莱钢副总指挥李镜远同志，从1996年下半年身体欠佳，经常因病住院，当得知刘众前同志病故后，他深表缅怀。前些日子我去医院看望他，当谈起我对刘众前同志在领导工作中的上述看法时，他深表赞同。他说：众前同志重视干部学习，能够联系群众，善于以典型经验指导工作的领导方法是一贯的，就以1963年在泰安县粥店公社搞“四清”试点为例（那时李镜远同志任泰安县委书记，刘众前同志去粥店的多数时候，李镜远同志也到场），就能充分说明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只是我不能写了，你好好回忆回忆写写吧！
作者系原泰安市林业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