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泰安地委1958年与中共济南市委合并，1961年上半年与济南市委分开，迁回泰城。我是随泰安地委迁回泰城分配到泰安地委工作的。在我与众前同志较为短暂的几年工作中，他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众前同志当时任地委书记，他那立党为公，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高贵品质；他那以民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作风，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上，永世难忘。
（一）
地委迁回泰城后，正是我党由于“左”的失误，乱刮“共产风”、“浮夸风”，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人民生活还处在极度困难的时期。地委领导全区人民节衣缩食、生产自救，共渡难关。众前同志以身作则，与同志们同甘苦，共患难。当时地委办公室的同志们开辟撩荒地，种粮、种瓜、种菜，拿到机关食堂补充食粮的不足。众前同志与大家同吃、同劳动，从不要求额外照顾。众前同志身体不好，党组织从济南请来名医给他看病，他却让办公室的同志安排同时也给其他病号看病，同志们都很受感动。还记得，众前同志在泰城西粥店公社种了一块实验田。众前同志和我们一起骑着脚踏车，朝出夜归，往返三十余里，中午饭是地委食堂的同志送饭到地里吃。众前同志穿着旧制服，挽起裤腿，捋起袖子，带头在地里劳动。那年正是种玉米的时节，为了取得经验，众前同志拿着皮尺，亲自丈量测算，对种植的株距、行距、用种量、施底肥等，和我们边研究，边指挥，边劳动，边记录，那股认真劲、执着劲，和吃苦在前的精神，令我们非常佩服。在同甘共苦的劳动中，不仅取得了第一手材料，丰富了领导农业生产的经验，还磨练了意志，更重要的是密切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我们总是感到众前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工作起来也亲密无间、协调一致。
（二）
1962年，党中央批示给错划的右派甄别平反。众前同志坚决执行中央的批示，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当时都是先通过地委常委会议研究典型案例，统一思想，掌握政策界限，然后地委监委会逐案调查分析研究，提出处理意见，再由地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在这一过程中，众前同志掌握了对党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的一致性，在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优柔寡断。当时党内部分同志，对“宁左勿右”思潮的影响尚未完全肃清，总认为原则上虽不能算右派，但事实上毕竟犯有一定的错误，也应重新做出犯有某种错误的结论，因而抓住不放。众前同志总是强调重调查研究，重实事求是，坚持划清大是大非与小是小非的界限，只要在是否右派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弄清了不属右派的，就要彻底甄别平反，不留“尾巴”。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都很好，没有留下后遗症。
（三）
1958年泰安地委与济南市委合并后的两三年，泰安的城市基本建设，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地委恢复后，地委、行署机关迁回泰城，又值“三年困难”的后期，无力搞城市基本建设。当时群众讥讽泰城是“三个一”的城市，即全城一条土马路（青年路），大观街口（比较繁华地段）一个交通警察，一辆公共汽车。1962年起，经济恢复较快，城市建设百废俱兴。当时以众前同志为核心的地委常委，从实际出发，决定在泰城的基本建设上，有重点地办一两件实事。例如，岱宗大街奈河附近路段，上下坡落差很大，河上石桥既短又窄，形成交通“卡脖子”，很不适应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要求。因此决定将其基本整平、拓宽路面、改建大桥。众前同志亲自组织有关部门领导、工程师（专家）出思路、搞设计，算费用、定计划。由于这项工程顺民心、合民意，参加劳动者积极，工程完成得既快又好。路面整平了，拓宽了，新建的大桥宽敞、稳固，就地取材，花岗岩的桥面和栏杆，巍巍壮观，颇具特色，命名为“泰山大桥”，为古城泰安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泰城群众感到兴奋和自豪，也给过往行人、车辆带来了方便。可是，在非常时期，办的好事未必得到好报。“文化大革命”中，在那一切都被颠倒的非常时期，造反派中有人受极“左”思潮的驱使，竟就此大作文章，作为“重型炮弹”，把众前同志的超前意识批判为“好大喜功”，把众前同志为民造福的行动，批判为“劳民伤财”。但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广大群众是杆公平秤，对众前同志的功绩，谁也无法从人民的心中抹掉。
作者系原泰安地委宣传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