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众前同志于1996年12月11日不幸逝世，使我失去一位崇敬的老领导，心情十分难过和悲恸。回忆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日子，他的为人楷模，永远使我深切怀念。
众前同志1965年10月由泰安地委书记调任省农林党委书记、农林办公室主任。从此我们相识，并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由于“文革”的缘故，前后相加有近七年的时间。他于1972年调青岛市委工作。
我和众前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时间虽短，但却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一是“文革”前的团结安定的经济建设时期；一是极端“民主”、极端混乱、极端困难、极端特殊，我国从未有过的一场浩劫，损失最严重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回顾这段历史，既有和众前同志一起工作时看到的他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奉献，高度负责的创新务实精神；也有在极端困难的“文化大革命”中亲眼看到众前同志受到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他带来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以及在这个时期众前同志所表现的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政策观念强，顾全大局，促进团结，为人忠厚，不记恩怨，光明磊落，宽厚待人的高尚精神风貌。所有这些，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使我终生难忘。
众前同志在“文革”中始终坚持促进团结的原则。在对待群众组织的态度上，众前同志非常坚定明朗，不搞亲疏，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多方做化解矛盾的工作，促进群众组织之间的团结与联合。他对在运动中“好汉不吃眼前亏”看风转舵，找靠山，保自己，甚至有的直接参与群众组织的活动，出谋划策，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错误做法坚决反对和抵制。特别在省农口夺权问题上，他的处境已十分困难。群众组织之间围绕是一派单方夺权还是联合夺权，存在严重分岐，当时斗争十分激烈。1967年初的一天晚上，一些群众组织把众前、开章、次宾等农林党委、农林办公室的主要成员揪到珍珠泉礼堂，进行所谓斗争批判，宣布他们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农林党委是“黑党委”，迫使众前同志当场签字，交出农村党委、农林办公室党、政、财、文等一切权力。这时尽管众前同志已被斗争批判了半年多的时间，受到了难以忍受的折磨，但他不惧风险，不畏艰难，仍坚持团结的原则，明确告诉他们，“单方夺权是错误的，只有群众组织联合团结起来才能夺权”，对单方夺权的行动给予了抵制，坚决拒绝了签字。
众前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文革”中在“造反有理”，“矛头对准各级党委、对准各级领导干部就是大方向”的错误口号唆使下，各种人都登台亮相，不管有何种目的的人都出来表演了一番。特别在党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批判，处于对党、对领导干部不满，怀有刻骨仇恨的人，表演得更为充分。他们从“文革”运动一开始，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农林党委，指向了刘众前同志。由于众前同志是管农口的党、政一把手，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他们必欲把众前同志置于死地而后快，组织了刘众前专案组，到众前同志工作过的泰安等地到处搜集整理材料，编写了刘众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所谓罪行材料。对他过去工作中的功过完全是非颠倒，栽赃陷害，妄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对众前同志进行惨不忍睹的批判和斗争，要他承认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众前同志在吃尽苦头被长期斗争的情况下，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不胡说八道，从不屈从某些人的意志把问题的性质混淆，而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实事求是地检查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从不做违心的事，不谈违心的话。在“文革”运动中，对自己的问题坚持相信群众、相信党的宗旨。他多次说过：“我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不是走资派，最终会得到党和群众的公正对待。”在长期残酷斗争的情况下，他说：“我自己是不会死的，除非别人把我打死。”由于众前同志坚定地把相信群众相信党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保持了一个老党员，老同志的革命气节，不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熬了过来，也算是他“文革”中不幸之中的万幸了。
众前同志高度的党性原则、政策观念和他为人正派，光明磊落，宽宏大度，不记恩怨的高尚品格感人至深。
众前同志在1970年被结合复出工作，任省农业局党的核心组副组长。时间不久，军代表撤出地方工作，众前同志任党的核心组长、负责全面工作。他在落实政策、处理“文革”中犯错误的人的问题上，明明知道有严重的派性干扰，困难很大，但他不怕风险，一身正气，处以公心，对“文革”中发生的重大案件，按照党性原则，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大胆处理。他多次在群众大会上讲：“对犯错人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党的政策办事”，“对‘文革’中发生的问题，要充分考虑是在‘文革’这个非常特殊的环境条件下发生的。他们犯错误的因素极复杂，既有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又有严重的派性干扰，还有个别坏人的操纵等等，因此不能按照正常情况下对待，不能感情用事，以感情代替政策，不然也会犯新的错误”，“在具体案子处理上，一定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做到事实准确，证据确凿，在定性问题上，要留有充分的余地。即使是外部问题，也要暂作内部问题对待”。在案件处理的过程中，众前同志完全坚持党性原则，以党的政策为标准，以事实为依据。不管犯错误的人在“文革”中是如何对待自己的，都不抱任何个人恩怨，宽宏大度，正确对待。如有的厅局级干部，在运动中为把众前同志打倒，竟不顾一切，亲自出马，赤膊上阵，到处搜集整理打倒众前同志的材料，亲自执笔，写了洋洋三万余言的所谓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材料，说：“刘、杨、陈（刘众前、杨节、陈挺）是三人反党集团”，建国后的十七年省农业厅党组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是“法西斯专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等等。对这样的厅局级干部，群众非常气愤，要求按照党的纪律给予处理。在落实政策中，只让他们作了一个自我总结批评。有的人在“文革”中策划指挥私立公堂随意抓人，关押数名处、科级干部，刑讯逼供，致使有的处级干部耳膜被打穿孔，有的老党员、地下工作者，立过大功的老同志门牙被打去四颗，造成终生残废，并把一名思想进步，从少年时代就参加革命的党员干部毒打逼供致死。对于这样一个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众前同志考虑到“文革”时期的特殊情况，也由外部问题，暂作内部问题作了处理。历史完全可以证明，经众前同志处理的案件，完全是正确的，这充分表现了众前同志高度的党性原则和政策观念，宽厚待人的高尚思想品格。
1972年众前同志调任青岛市委工作。时间不久，在“四人帮”的煽动下，又刮起了全国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的妖风。在落实政策时受到宽大处理的一些派性严重的头头，又纠合在一起，以百倍的仇恨，对众前同志进行报复，说众前同志是“走资派上台，搞资产阶级复辟，是顽固不化，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省农业局核心组负责人召开核心组扩大会议，揭开农业局党的核心组的盖子。当时农业局党的核心组不但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而且核心组扩大会的范围完全按照他们的意见，扩大到所有派性头头参加，更有甚者把犯有严重罪行的人和打人成性的凶手、非党群众也扩大进去。这些人在会上大骂众前同志，大骂共产党，语言恶毒，不堪入耳，并要求众前同志从青岛马上回来，接受批判。众前同志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实事求是地对他在农业局核心组工作的情况写了个说明，寄给了省农业局核心组。众前同志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使人敬佩。众前同志非常关心干部、职工的实际困难。他在省农业局工作期间，把同志们的实际困难当成大事来办，特别对家居农村，子女多，没就业，负担重的同志，为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想方设法，在政策许可，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力帮助解决。在他的帮助下先后有数名干部子女参加了工作。
众前同志不幸与世长辞了，但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永世长存，永远值得怀念、继承和发扬。
作者系原省气象局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