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众前同志不幸于1996年12月11日逝世。回忆他在农口工作的日子，我们无不深切地怀念这位老领导。
山东是个农业大省。1965年底，省委、省人委为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决定撤销农口各厅局，成立省农林党委和省农林办公室（简称大农办），下设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水产局、黄河河务局、公社管理局、计划财务局、气象局、农科院、办公室十个单位。众前同志由泰安地委书记调任省农林党委书记、农委办公室主任。任职不久，就开始“文化大革命”，随即靠边站、下放劳动，直到1969年底成立省农业局才恢复工作担任第二把手（第一把手是军代表）。1972年离开农口，任青岛市委书记。在农口长达六七年，但实际主持工作的时间前后只有三年多。众所周知，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是一段极端困难的日子，但他却用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以忘我的工作精神，坚持高度的党性原则，排除一切阻力和干扰，在发展山东农业特别是发展粮食生产和畜牧生产、加强农业系统基层组织建设、培训基层农业科技人员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带有方向性的建议措施，为山东农业的迅速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众前同志到农口主持全面工作，深感肩上这付担子的沉重和责任的重大。他到任伊始，就面临着撤厅建办进行机构改革班子调整的任务。他不亏是位有丰富经验的老地委书记，紧密团结依靠农林党委和农办成员一班人，统一思想认识，组织大家认真学习领会省委、省人委关于农口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目的要求，在多方面听取干部职工意见的基础上，拿出了机构改革和人员调整安排的具体方案，很快安定了农口干部职工情绪，把大家的积极性集中到把农业搞上去的大目标上来。机构改革基本就绪之后，他组织大家聚精会神地潜心研究当时山东农业的现状资料，历史资料，更注重研究各地涌现出的粮食高产典型的先进经验。同时，他亲自组织精干的调查研究班子，深入地、县、公社和农村开展了农业的大调查，旨在找出一条迅速发展山东粮食生产、尽快解决全省人民吃饭问题的途径。
当时山东的粮食生产状况，大家可能还会清楚地记得，因以“五风”为特征的“左”倾错误的影响，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破坏。这时虽比六十年代初期有了明显的好转，但因水旱灾害发生，生产资料的严重不足，农业发展仍然十分缓慢，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年增长率不足5%，而人口的增长速度却很快。据统计资料，1965年山东人口是5711万，自然增长率为25.3‰，全年粮食总产133.2亿公斤，平均亩产89.5公斤，其中小麦总产36.4亿公斤，单产只有62公斤。一年的粮食总产除去15亿公斤的种子，除去35亿公斤的畜牧饲料粮，可用于人的口粮分配的仅有80亿公斤，人均不足150公斤，而且粮食比例极不合理，薯类要占到40%，小麦只占20%左右。因此，国家不得不实行粮食限量供给体制。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众前同志高瞻远瞩，明确提出了农业工作千头万绪，必须集中精力重点抓粮食的指导思想。围绕抓好粮食生产，他突出强调：一是抓粮食的突破口要选在小麦上，二是抓粮食要抓生产条件的改变。省人委对众前同志的思路非常重视，随即批准于1966年夏季在黄县（现在的龙口市）召开有专员、县长、农业部门负责人和小麦高产先进单位的代表参加的全省小麦生产会议。山东省委候补书记栗在温同志到会作了报告。
众前同志对省委、省人委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感到由衷的激动和兴奋。为集中精力把会议开得成功，他日以继夜地工作，一方面与会议工作人员精心研究安排会议日程，选定参观学习现场，力求把小麦高产措施讲透，使到会人员真正学到经验，另一方面他亲自参加起草会议讲话，倾注了他实现小麦高产思路的全部内容。至今有的参加会议的同志还能记忆犹新地回忆起他讲话的重点内容：
众前同志首先根据他多年领导农业生产的实践和全省各地小麦高产典型经验，科学地分析了小麦生产的巨大潜力。他讲山东小麦生产虽然目前从面上看单产低，总产较少，但各地都已涌现出了一批高产典型。据1966年的统计，全省的小麦单产是64.5公斤，低于50公斤的县（市）、公社、村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可单产100公斤以上的县（市）已有10个，150公斤以上的公社已有62个，200公斤以上的大队已有464个，一部分村单产已达350公斤，有的地块已闯过了500公斤大关。从不足50公斤到100公斤、200公斤、250公斤、300公斤的差距是多么大！这种严重的不平衡性就可以看出小麦生产的巨大的潜力，也显示出我们抓小麦生产的奋斗目标……。
他还进一步讲到小麦生育周期比较长，可以充分利用我省特有的光、热、水和土壤资源条件，整个生长期一般可避开旱、涝、病虫危害，因此具有高产稳产的优势。他结合参观的黄县（龙口）的高产典型和全省各地介绍的高产先进经验反复地讲明，小麦是个大有潜力、大有可为、大有前途，足以成为夺取粮食翻身的领先作物，而且小麦增产，可以以夏促秋，夺得争取全年丰收的主动权。小麦低产的帽子应摘掉，低产的盖子要揭开，低产的原因不在小麦而在人，在领导不在群众……。
众前同志指出了要增加小麦总产，必须一抓高产先进经验的推广，二抓种植面积的扩大。从我省的实际情况看，小麦发展趋势需要面积逐步扩大。衡量小麦生产不光看单产，更要看总产，“我们要靠总产吃饭”。
众前同志对小麦生产提出了具体要求，要做到五保：即保面积，保播种质量，保良种，保适时播种，保全苗。要狠抓土、肥、水基本功，土是基础，水、肥是条件，但水、肥要通过土字起作用，要坚持搞样板田，以点带面，确保明年小麦搞到40亿公斤。
众前同志富有说服力的讲话，使与会人员受到极大震动和鼓舞，增强了把小麦生产、粮食生产搞上去的信心和决心。此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虽然因“文革”的干扰，没有得到充分的宣传贯彻，但会议产生的影响之深，可从以后山东粮食生产，小麦生产的发展找到答案。
1967年全省小麦总产达66.8亿斤，单产66.5公斤。十年后的1975年，山东省粮食和小麦无论是单产还是总产都有很大提高，全省粮食突破了200亿公斤，其中小麦总产达131.2亿斤，小麦单产突破100公斤大关。农村改革以来，山东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特别是小麦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1996年，山东粮食总产已达866.5亿斤，小麦总产达410.9亿斤。山东省不仅解决了人民生活的温饱问题，而且有相当多数的农民实现了小康水平。实践证明众前同志当时提出集中精力抓粮食、突出抓小麦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他为山东粮食生产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众前同志对发展山东农业，增加粮食生产思路的第二点是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
解放后，党和国家在水利建设，治山改土的农田基本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物资和劳动力，增加了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但由于缺乏经验，搞单项工程多，综合治理少，致使农业仍摆脱不了大灾大减产、小灾小减产的困境。众前同志主持农业工作之后，认真听取了农、林、水利各厅局领导的意见和建议，并密切联系在泰安地区多年的实践经验，提出把原来分兵把口的单项治理，变为集中力量，把兴修水利、治山改土、深翻整地、增施有机肥料融为一体，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田的新思路。他具体算了一笔帐。如果力争三五年内全省每人建成一亩高产稳产田，平均每亩产量达到二三百公斤，就是120亿到180亿公斤，加上几千万亩一般田的产量，山东的粮食就基本满足需要。这样做，不仅可以保证粮食的稳定增加，而且会促进高产稳产面积的扩大，使农业站稳脚跟，有阵地地前进，才能使山东农业发展不断登上新台阶。这是个战略性的方针，我们必须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打好这个歼灭战，否则分散力量、零打碎敲，是会吃败仗的。他要求各地要从上而下地进行思想发动，统一认识，统一规划，实施好建设高产稳产田的战略，决不能动摇，因为这是我们山东农业大上的希望所在。
众前同志提出建设高产稳产田的关键措施：一是抓土。要深翻整平改良土壤。同样的旱田搞与不搞产量大不一样。二是抓水。做到旱能浇、涝能排。要通过打井、引水、蓄水，扩大水浇地面积。一亩水浇地要顶几亩旱地的收成。三是抓肥。抓好大积大造土杂肥，增施有机肥料。鉴于我省缺粮少草，畜牧业发展薄弱，农家肥有限，不能满足农作物生长需要的实际情况，众前同志在反复调查研究，平衡得失之后，积极建议和支持省里领导和有关部门发展小化肥生产。省里很快作出决定之后，从1970年起全省每年都增加十多家小化肥厂，到1975年，全省化肥产量已增加到246万吨，到1978年增加到533万吨，基本达到了重点大县都有小化肥厂，为发展山东粮食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小化肥厂逐步被调整压缩，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众前同志非常重视农业系统基层组织的建设。由于“文革”的冲击，使农业系统的基层组织（包括拖拉机站、畜牧兽医站、农机、种子、林业、果树、经营等各业务站）受到很大破坏，领导不力，人心涣散，大都处于瘫痪状态，打乱了正常工作秩序。众前同志恢复工作之后，对这种状态十分焦急。他以极大的勇气和胆识，冒着被扣上“复旧”帽子再次被打倒的危险，动员鼓励大家要大胆地抓业务工作，要加强领导，进行整顿，尽快建立健全工作机构和工作秩序。他多次在局核心组和各处室站领导同志会议上讲，我们农业部门的各项业务工作，最终都要靠基层的同志去完成，因此抓基层建设，稳定基层队伍，提高基层人员的素质很重要。他们长年累月在基层工作，由于条件限制，学习提高的机会少，我们省农业局必须经常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千方百计为他们创造开展工作的条件。在他的主持下，省局当时在基层组织建设上，着力抓了两项工作，不仅在当时富有成效，而且对后来的工作也有深远影响。
一是加强和建立健全公社畜牧兽医工作站。在六七十年代，我省的畜牧业还很不发达，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上的原因是由于农作物产量低，饲草饲料不足，政策上的原因是由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错误干扰。为畜牧业生产服务的机构也很不健全。特别是公社畜牧兽医站，大多是由当地兽医人员联合办起来的集体组织，自负盈亏，归属关系不明确，工作条件差，经费就是靠给牲口看病、卖药的收入。有不少工作人员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只好从家中带干粮去工作，政治地位、生活水平都很低下。就是如此，也被“文革”冲得七零八落。畜禽疫病时有发生、蔓延，老百姓求救无门，严重影响畜牧生产的发展。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众前同志主持下，通过召开畜牧座谈会，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主动与省有关部门协商等办法，向省革委起草了关于大力发展畜牧生产的报告。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和建立健全地、县、公社畜牧兽医工作站。每一个公社站都要配备一名国家干部加强领导。其工作任务是把畜牧生产、良种繁殖、饲养管理、疫病防治统一管起来。要改变公社兽医站自负盈亏的体制，实行由公社集体办和国家扶持相结合的新体制。要求省财政每年拨160万元加上向农业部申报每年150万元，作为社站差额补助，用于解决基层站兽医人员的工资福利和改善工作条件的专项费用。省革委会很快以108号文下发。这一问题的解决，博得了广大畜牧兽医人员的欢迎，极大地调动了畜牧兽医人员的积极性，使公社兽医站得到充实、巩固、提高，为我省畜牧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众前同志抓基层组织建设的第二件实事就是培训农业系统的基层干部。众前同志崇尚实干不空谈。局里制定了比较全面的基层干部培训规划，先培训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再逐年进行轮训，每期时间2-3个月，争取几年轮训一遍。他要求把这项工作作为农业局的重要工作常抓不懈。培训的任务和内容即：整顿思想，加强基层建设，明确基层农业机构的服务方向，提高领导管理水平和技术业务水平，增强各站为群众服务、为生产服务的能力。众前同志又狠抓了落实，派得力人员在山东农学院、省牧校等几处直属院校成立了培训部，建立了培训基地，依托院校的师资力量，开始了全面的基层培训工作。每逢培训班开学或结业时，众前同志无论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亲自到校作动员报告，召开座谈会，虚心听取基层人员的意见和要求。从1970年开始到1972年下半年众前同志离开农业局时，在不足三年里，就把全省两千多处公社的拖拉机站、畜牧兽医站的技术骨干普遍轮训一遍，并对农技、果树、蔬菜、水产轮机手、经管站等站的技术骨干进行了技术培训。仅在山东农学院，就举办各种培训班28期，培训人员多达3800人次；在潍坊牧校培训1800人次。在省农业局抓培训促建设的推动下，地（市）、县也先后开展了培训工作，基本形成了一个省、地县多层次的培训体系。
通过培训，使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更新了观念、更新了知识，提高了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使农业基层各站得到巩固加强，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1年，全国农村科技工作会议召开时，不少省、市、自治区都谈到农业基层单位受“四人帮”破坏严重，线断、网破、人散的状况，而山东由于抓了培训，使基层站得以巩固和加强，与兄弟省市比较，是最健全的省份之一。
当时跟众前具体抓培训工作的一位老同志说：“像众前同志这样面向生产，着眼基层，高度重视农业基层站建设，特别是下决心，集中时间，集中财力，狠抓基层队伍培训工作的，在省农业部门是前所未有的。”“众前同志看问题站得高，看得远，善于抓住影响全局的、长远性的关键问题，雷厉风行地去解决，他的思想、作风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众前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关键时刻将个人的荣辱安危置之度外。至今有几位黄河河务局的老同志回忆众前同志在1967年黄河防凌期间的工作精神时，仍赞叹不已。
1967年是黄河凌汛比较严重的一年。黄河自1966年的12月24日插冰封河，到1967年1月20日全河封冰至郑州京广铁路以上孤柏咀，长达616公里，总冰量之大，河谷蓄水之多，都超过凌汛严重的年份。对这样一个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危的大事，众前同志身为山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副指挥，本想全力以赴，可当时正处在“文革”夺权前后最为混乱的时期，无法脱身，只好由大农办副主任张次宾同志坐阵指挥。但他的心却时刻挂在防凌工作上，每到晚上就去黄河河务局会同防凌指挥部的同志研究黄河凌汛情况，紧密配合济南军区和省军区的领导同志采取得力措施，组织了10万防凌大军和28个爆破队，在人民空军和炮兵部队的支持下，于1967年1月下旬重点破冰，同时三门峡水库于1月20日关闸蓄水。到3月3日终于全部开通人海，安渡凌汛。
有些老同志还回忆起，众前同志在黄河河务局值班期间，有的群众组织还多次来纠缠他，给众前同志扣上“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众前同志义正辞严，愤怒斥责说：“黄河的事是关系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危的大事，谁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不然，出了问题我们都要成为历史的罪人。”由于过度紧张劳累，众前同志心脏病发作，稍微缓解之后仍坚持加班工作。当时有的同志担心众前同志的身体支持不了，劝众前同志，你现在已被夺权，不当副指挥了，又没有定你负责此事，为什么还那么认真？众前同志笑了笑说，责任是不分职务的，我不是副指挥了，可还是党员，还是干部，这种责任是不能以任何借口推卸的。大家对众前同志这种对党、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忘我工作的精神都十分钦佩。
有一年的春节，当时的省革委主任、核心组长杨得志司令员亲自到省农业局看望同志们，发表了热情讲话，对农业局成立以来，在众前同志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再三叮嘱驻省局的军代表，要全力支持众前同志的工作，把山东农业进一步搞好。
众前同志具有高度的党性原则，光明磊落，宽厚待人。他为人坦诚，关心同志，很善于倾听大家的意见。就是遇到不同意见，也是以理服人，从不武断，从不整人。同志们都感到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可以畅所欲言。
众前同志在“文革”期间虽然首当其冲，长时间被批判斗争，但他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坚决抵制了一些错误的做法。他坚持实事求是，从不委过于人。他关心爱护老同志。对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他总是坚持化解矛盾，力促团结。他遇事沉着，心胸开阔。1966年下半年，有的人给众前同志写了一些错误的大字报，知情的同志都非常气愤，然而众前同志则说，群众有意见就写吧，要相信党，我有问题没问题，组织上会查清楚的。
众前同志处理问题，总是从大局出发，按党的原则办事，从不计较个人恩怨。1970年初，成立山东省农业局，众前同志被任命第二把手（第一把手是军代表）。省革委批复局定编84人，当时农口的干部职工多达数百人，而且观点各异，派性较严重，要从中挑定84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众前同志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筹建班子的会议上，再三强调一定要克服派性，不要以派取人。派的形成很复杂，参加哪派组织，是当时的条件形成的，也不是什么政治问题，我们一定要根据工作需要来选定人员，一定要善于团结不同观点的同志一道工作。他的这种宽厚待人的品格和党性原则，使同志们深受感动，深受教育。正是遵从了他的这些指导原则，组建新局的工作比较顺利。到新局工作的同志心情舒畅，留原单位搞斗批改的人员也比较安心，新老单位也开始出现了讲大局、讲团结蓬勃向上的新气象。
在斗批改、整党后期，凡是涉及到人的处理，众前同志的态度总是非常慎重。他反复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要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后来在落实政策时，他虽然已经离开农口数年，还打电话建议厅里为一位“文革”中受错误批判的同志彻底平反，尊重其本人意见，调回厅里重新安排工作。
众前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但他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崇尚实干，不尚空谈的优良作风，为人正派，心怀坦荡，宽厚待人，关心群众，团结同志的高尚品德，以及他对发展山东农业所做出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作者陈挺原省科学院院长
陈淑烈原省农业厅副厅长
黄元顺原省农业厅副厅长
杨健原省农机局副局长
牛醒民原省农机局副局长
张学信原省黄河河务局副局长
朱洪德原省林业厅副厅长
杨宪芬农业知识社社长
赵培安原省人大办公厅秘书处长
刘敬荣原省农机局纪检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