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前同志不幸逝世，噩耗传来，使我极为震惊和悲痛。众前同志在青岛七年的时间内，我一直在他身边工作，虽然没有多少个别交往，但工作上的接触较多。特别是前四年，我在市革委办事组，任务就是为市党的核心小组作文字秘书工作，凡是核心小组研究工作的会议都列席参加。我亲自感受到众前同志在主持青岛工作期间，表现了很强的党性，很高的水平，深入的作风和平易宽容的态度。这是我永志难忘和一直作为楷模的。
众前同志到青岛工作，是受命于危难之中。1972年的青岛，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派性严重，社会秩序混乱，生产、工作受到很大的冲击和破坏，领导班子内部也矛盾重重，地方领导干部工作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众前同志毅然到青岛工作，就表现了很强的党性，很大的勇气和知难而进的精神。在工作中，他坚定地维护大局，以稳定局势，恢复、发展生产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同以企图夺权为目的的各种派性势力周旋。在每次核心小组会议和全市大会上，他都是尽力排除派性的干扰，实事求是地评价青岛的形势和各级领导干部及广大职工群众的工作业绩；强调坚持党的各级核心小组的领导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求稳定局势，作好各项工作，推动青岛的政治、经济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派性的干扰，青岛的形势极难稳定，而且越来越乱，直至发展到第二次夺权。党的代表大会也迟迟难以召开。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青岛的局势于1974年下半年才日趋稳定下来，到1975年8月终于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恢复了中共青岛市委。青岛是全国大中城市中最晚建立市委的，确实来之不易。这与众前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团结党的核心小组一班人，正确行施领导职责，坚持正确的工作方向和方法是分不开的。
1974年青岛局势刚刚比较稳定之后，为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大干快上的整顿的精神，众前同志在继续排除派性干扰的同时，即着力抓青岛经济和社会各项工作的整顿和发展。他工作深入、细致，注意抓点带面。我曾参加了他提出组织的市革委办公室的蹲点组，吃住在交通局最基层的汽车队，发动大干快上，帮助局党的核心小组调整、整顿所属各级领导班子，以总结经验。还有一个重大的举动，是青岛至今未曾有过的。即在贯彻农业学大寨精神时，他提出组织了全市市直单位和市革委各部门的领导同志一百多人，到潍坊地区13个县区中的11个县区进行全面的考察学习。潍坊地区改土造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高效率，上规模，发展工业和商业等等，其干劲、气魄、速度所反映出的奋进精神，不仅经济部门的领导同志，就是各行各业的领导同志都感到震惊，都受到激励。这—行动对青岛经济和社会各项工作的恢复和发展，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也反映了众前同志的虚心的态度，工作的魄力和领导的水平。
我是市党的核心小组的文字工作秘书，从未作过行政秘书工作，又不谙人情事故，曾两次在外地开会为众前同志接站时，出现过失误和不当，他都表现得非常宽容。一次是1973年去济南南郊宾馆参加山东省委常委和济南军区常委扩大会议时，我同市核心小组的其他同志先到，众前同志晚几天乘火车到济南，由我带车去接站。这是我第一次为领导同志接站，不知道领导同志走贵宾室的通道，又因我到站时乘客已开始出站，来不及买站台票进站去接，于是便同接一般乘客那样在出站口等待。待乘客将出尽时，才不得不买上站台票进站寻找，那时站台已空无一人，无奈只得空车而回。我回到宾馆一看，众前同志已经住进房间。我向他讲述接空的过程后，他很平静地告诉我，他是从山东宾馆要车来的。我半是歉疚半是委屈地说：“你在济南太熟了。”意思是，我没接到是我的失误，但你为什么不等一等呢？他却毫不在意，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另一次是1974年初，到北京京西宾馆参加中央召集的山东省委常委和青岛市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会议。这次也是我同市核心小组的其他同志先到，众前同志因病住院晚几天乘火车到，仍由我去接站。这次是进站在软卧车厢门口接着了。但是，当时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正是全国派性再次崛起的时候，青岛已被二次夺权，为防止跟到北京去的造反派纠缠，中央对会议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不准随意外出。而当时青岛商品极度匮乏，凡到北京的都要买些东西回来，我同样担负着购物的差事。这次接站是一次难得的外出机会，我竟不顾众前同志刚刚病愈出院，又乘车十三个多小时的旅途劳累，提出绕道到王府井大街东风商场购物，又让众前同志在汽车里呆了半个多小时才回到宾馆得以休息。而众前同志没有丝毫不满意的表示，也没有表露疲劳的意思，一路上平静自然地交谈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年龄渐老，身体添病，越来越感受到长途乘车的疲劳，每每回想起这件事，都深感内疚，同时也愈对众前同志平易近人、宽厚待人的思想作风增添敬佩之情。
众前同志虽然过早地与我们永别了，但是他优良的思想作风永远珍藏在我的心中。
作者系原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政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