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我们尊敬的老市委书记众前同志病逝噩耗，我甚感悲痛，总觉得他走得太早，太匆忙，太突然了，至今他的音容笑貌还常常萦回在我的耳边和脑海中，一切仿佛就在眼前。
众前同志是1972年7月来青岛工作的。当时青岛的形势十分复杂，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各项工作的进行都困难重重。1974年春，“四人帮”掀起“批林批孔”运动，青岛市一些帮派头头借机搞串连，拉队伍，立山头，批斗领导干部，进驻夺权，全市生产、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1975年1月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着手治理整顿，形势逐步有了好转。
众前书记带领市委一班人，积极落实有关全面整顿的指示，围绕“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个中心，大胆工作。首先是大力整顿了“软、懒、散”的企业领导班子。在这一背景下，1975年4月我从青岛印染厂调到国棉九厂工作。
我在九厂期间，和其他厂领导一样，得到市委和众前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支持与鼓励，从众前同志的一言一行中，受到党性原则的教育和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
我去九厂之前，厂里就进驻了省市联合工作组，成员主要有陈宗元、陈伯萍、刘涛、刘子良、杨坡兰、王学武等八九个人。当时九厂很乱。全厂有四千多工人，基本处于半停工、半停产状态。七百多台织布机每天只能开十几台，只听机器响，不见出产品。厂里的食堂基本不开伙。人们形容：食堂的地上是白的——到处是顶棚、墙壁上剥落的石灰粉、墙皮，没人打扫；锅碗瓢盆是黑的——没人就餐，陈灰积垢无人刷洗。其生产的窘迫状况可想而知。九厂的生产在全市九个国棉厂中排在最后，被视为全市纺织系统的“老大难”单位，人们戏称九厂是“老九”。工人上班，点点卯就走。当时沧口一带就有个顺口溜：“七（点）上（班）八（点）下（班）九（点）到家，十点不耽误（下海）挖蛤蜊”，说的就是九厂。
在市委和众前同志的关怀、支持下，针对存在的问题，省市联合工作组和九厂新班子深入群众、深人生产第一线，找老工人谈心了解情况，做参加派性斗争的工人的思想工作，指出派性的危害，进而提高他们的认识，发动他们团结起来搞生产，再就是开大会造声势，出“安民告示”。众前同志多次到九厂来，主要是贯彻中央和省、市委的指示，搞调查研究，帮助我们解决实际问题。那时，他在全市方方面面的工作很繁重，但他还是抓紧点滴时间，到我们这个纺织系统的“老大难”单位来转一转。他来厂后，常是先到车间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向他汇报工作时，他听得很认真、记得很详细，全面掌握情况后，再帮助我们逐一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他指示全厂批判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消除隔阂，号召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向前看，把生产搞上去。
经过一个阶段的工作，全厂干部、群众团结起来了，生产也逐步上升。当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上半年欠产下半年还，全年完成国家计划”，经全厂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全年计划还真超额完成了。这在当时那种形势和基础条件下，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吧！到1976年初，全厂生产明显好转，年底就基本摘掉了纺织系统“老大难”的落后帽子，还在全市工业生产会议上介绍了打翻身仗的经验。
众前同志生活简朴，不搞特殊，堪为我们的楷模。他来九厂检查、指导工作时从不让我们搞特别招待，不搞特殊化。他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格。中午饭一般是一碗菜、两个小馒头，吃顿水饺就算很奢侈了。而且他还要按规定每顿饭交厂里三角钱、半斤，粮票。众前同志这种艰苦朴素的好作风，九厂的干部、群众至今不忘。
众前同志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九厂悉心指导工作的身影将永远留在我们心里，激励我们前进。
整理人李通道孙希梁
作者系原青岛市经委副主任、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