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2月上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济南亲友的电话：刘众前同志病危！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向身体健康、精神矍铄的刘众前同志，怎么轻易地会被病魔击倒呢？这一年的夏天，他还来青岛休养过，满头华发，面色红润，七十多岁的人了，身板挺直，步履稳健，丝毫不显老态。但是，疾病并不以人们的善良愿望为转移，噩耗终于在12月11日传来：刘众前同志因患胃癌，医治无效，不幸在济南逝世，享年75岁。
刘众前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位有文化、有知识、有思路、有魄力，善于驾驭复杂局面、处理棘手问题的成熟的革命领导干部，失去了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刘众前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勤勤恳恳奋斗了一辈子，无论是农村工作还是城市工作，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事，无论是基层还是机关，无论是农业经济还是工业经济，刘众前同志都以党和人民事业的大局为重，迅速去适应它、熟悉它、掌握它、领导它，优秀而称职地扮好党交给他的任何一个领域的任何一个角色。存念于他心中的，唯有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崇高事业，而没有一丝一毫的私利和小团体、小家庭的利益。他一生光明磊落，两袖清风，坦荡荡而来，坦荡荡而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众前同志是夙愿得偿，死而无憾。
刘众前同志自1972年夏天至1980年1月，主持青岛工作达七年半之久。他是青岛解放以来，主政青岛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领导人。我愿将他在青岛工作的几个侧面、片断，记述于后，悼念这位值得景仰和爱戴的好领导、好干部。
旗帜鲜明反对“进驻”维护青岛大好形势
青岛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
青岛是全国地级市中最后一个召开党代会、成立新一届市委的城市。仅从这一个事实当中，我们就会看到青岛受到的灾害有多重。
青岛作为“文革”重灾区的根本原因，就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干扰、插手青岛工作，挑起派性，制造事端，破坏了青岛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1972年夏天，以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访问青岛为契机，当时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指派刘众前同志前往青岛，担任青岛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市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全面主持青岛工作。
至1974年春节，经过一年半的艰苦工作，青岛工作局面有了很大改观，派性在逐渐消除，合力在逐渐形成，各项事业有了新的转机。
但是，1974年春节过后，风云突变，更大的“灾难”降临青岛。1974年春天，毛泽东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一伙认为，借批林批孔之机整倒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机会已经来临，因而别有用心地喊出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恶毒口号，一时间，神州大地乌云翻滚，浊浪排天。
“四人帮”在各地的爪牙们，自然不会放过这次兴风作浪的机会，他们偷梁换柱，完全扭曲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各级领导干部。
青岛自然首当其冲。批林批孔运动刚刚开始不久，青岛“造反派”头头张大正一伙，公然打伤值勤的解放军战士，强行占领了市革委办公大楼。他们抢档案、抢材料、搞夺权。这伙人还恬不知耻地发出了一系列“通告”，指令各级领导干部限时到他们那里报到听候分配。
始作俑者粉墨登场，效尤者纷至沓来。各县、区，各市直单位也纷纷冲击领导机关、占据办公大楼，个别部门的“造反派”甚至住到了领导干部的家中。
这就是1974年春天震惊全国的青岛“进驻”事件。
在这场严重的政治事件面前，刘众前同志表现了一个党的领导干部的高度觉悟和斗争策略。
首先，他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坚决反对所谓的“进驻”，绝不把权力交给这些“造反派”。他要求各级、各部门，坚守岗位，听从指挥，按市革委和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的部署开展工作。
第二，迅速调集警备部队守卫报社、电台、电视台、银行、监狱等要害部门，确保这些地方不被坏人冲击，不被坏人利用，以免产生严重后果。
第三，由于张大正一伙蒙蔽了不少不明真象的群众，解决“进驻”事件不能简单粗暴，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
青岛处理“进驻”事件的态度和举措，得到了中央和省革委的肯定。不久，中共中央专门做出了关于山东问题的重要指示，明确指出，要掌握运动的大方向，要在各级革委会的领导下开展运动，要团结广大干部，要坚持业余闹革命、就地闹革命，要抓革命、促生产…
中共中央关于山东问题的重要指示，实际上是否定了张大正一伙的恶劣行径，支持了山东省、青岛市革命委员会。
5月5日，市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召开了全市十万群众参加的隆重集会，传达了中央的重要指示，对青岛的批林批孔运动做出了全面部署。
6月18日，青岛市召开了第二次有十万群众参加的党政军民有线广播大会。刘众前同志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山东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青岛市关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对山东问题重要批示的报告。刘众前同志在讲话中强调要铲除派性，团结一致，牢牢掌握好运动的大方向。他特别指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抓革命促生产，坚持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
在此之前，那些拒不执行中央指示，坚持错误立场的张大正一伙，已被公安干警强行从市革委大楼中清除出去。数百支工人民兵巡逻队走上街头，维持秩序，维护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历时近一个月的“进驻”——即“第二次夺权”闹剧终于收场了。但广大群众心头的愤恨并没有消解。1981年年初，在中央公审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各地也将“四人帮”的大小爪牙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杨葆华、张大正、徐永涛等“造反派”头头们，终于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反革命行径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此时刘众前同志已奉调入省担任要职，我想，当他听到这一消息时，一定会是十分欣慰的。
承前启后打基础继往开来绘新篇
1978年春天，全国召开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领导班子。
各省、各地也开始了筹备新一届人代会的工作。
这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备受各地人民的关注。因为这关系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国民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进行。
经过充分、周密的准备，青岛人民盼望已久的青岛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78年7月25日在青岛人民会堂隆重开幕。出席这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共826人，是青岛历届人代会规模最大，代表人数和代表面最广的一次会议。
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刘众前，代表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做了题为《全市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的工作报告。
这个报告有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用相当的篇幅谈到了加速经济发展问题，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召开之前，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报告特别提到“要把水、电生产搞上去”，“从根本上解决我市用水、用电问题”；“要积极发展电子仪表工业和机械工业。逐步建成电视机、电子计算机、中大规模集成电路和造船、汽车、铸造机械等六个生产系列”；“电子工业是我市重点发展的行业之一”；“我市是全国重要港口之一，要抓紧搞好港口建设”。刘众前同志在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这些重要思路和构想，直到今天，仍是符合青岛客观实际的经济发展的指导纲领。
第二，在经受了十年“文革”的严重动乱之后，第一次探讨和提出了城市定位及城市发展思路问题，这是荫及后代、造福子孙的大贡献、大举措。
刘众前同志在工作报告中给青岛的发展做出了明确的定位：“我市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奋斗目标是：苦战八年，把我市建设成为工业高速度发展，农业稳产高产，以轻纺、化工、电子仪表、造船为特点，门类比较安全，技术比较先进，产品高精尖的大庆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
这个发展思路和城市定位，难免留下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烙印，但细细分析就会发现，她是相当准确和超前的。从1978年这届人代会以来的20年中，国务院两次批复，四届市人代会反复修订的发展思路，都没有超越这次定位的大框框。可以这样说，这个定位，是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的，是客观的、正确的，是反映了青岛的实际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心愿的。
为在这次人代会上确定好青岛的发展思路，刘众前同志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下工厂，走农村，甚至亲自率队赴上海等地考察电子生产。他还特别注意听取专家、教授和学者的意见，征询中科院海洋所、海洋大学、北海分局等高级知识分子对青岛未来发展规划的建议。
青岛城市功能和发展思路的准确定位，可以说，是刘众前同志政治生涯、特别是主政青岛期间最辉煌的一笔，是完全可以载入史册、载入市志的。
1978年7月28日，人代会闭幕后，新选举产生的市革命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选举刘众前同志为青岛市革命委员会主任。会议还选举了市革委副主任，通过了市革委秘书长、副秘书长，通过了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当然，这是一次不完整的人民代表大会，没有依法产生人大常委会，依法选出市长、副市长。但这在当时，是按照全国统一部署进行的。不独青岛，各地都是如此。青岛市的八届人大，是一次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会议。但是，它第一次、也是十分准确地提出了青岛城市发展思路和定位，其历史地位和功劳是绝对不应忘记和抹煞的。
一个好的定位和思路，惠及青岛整整二十年，整整一代人。
架起中日友好的桥梁
1979年5月，中国派出了“文革”以来最大的一个友好访问团——“中日友好之船”访问团出访日本。就是在这次访问中，“中日友好之船”访问团团长廖承志在日本第一次披露，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决定，中国的青岛、西安，与日本的下关、奈良将结为友好城市。
消息传回国内，青岛市上下十分振奋。这是青岛第一次与国外城市结好，许多新问题、新事物亟待了解和解决。刘众前同志以极大的精力亲自关注和过问两市结好事宜，并为此进行了周密准备。
1979年10月2日，以刘众前同志为团长的青岛市友好访问团一行20人，经北京飞往日本，并出席了10月3日在日本下关市举行的青岛和下关结为友好城市的签字仪式。
新华社驻日本记者向全世界、全中国播发了这条消息。消息说：“山东省青岛市和日本山口县下关市今天正式结为友好城市。结成友好城市议定书签字仪式今天下午在下关市市民会馆举行。青岛市友好访问团团长、青岛市革委会主任刘众前和下关市市长泉田芳次在议定书上签了字。在签字仪式上，双方互赠了锦旗。青岛市的锦旗上写着：‘中日人民友谊长存’，下关市的锦旗上写着：‘日中友好万古长青’。签字仪式结束后，双方在市民会馆附近种了纪念树。”
新华社的报道特别提到，这是中日之间的第十三对友好城市。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推崇“礼尚往来”。在日本期间，刘众前同志热情邀情下关市长泉田芳次市长率团回访青岛。按照双方约定，1979年11月11日，泉田芳次市长终于成行了。这一天，泉田市长率领28人的庞大访问团自北京抵达青岛。
用刘众前主任的话说就是：“故友重逢，分外高兴”。两市领导人举行了正式会谈，共植了友谊树，互赠了纪念品，观看了文艺节目。双方融洽和谐，都十分满意和高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同泉田芳次市长来访的两位日本记者要求单独采访刘众前同志，就两国、两市友好的事宜作一些探讨和交流。这在当时的国外媒体中是司空见惯的事，也是他们随团采访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在当时的国内，这却是不多见的和十分谨慎的事情。有关部门层层上报给刘众前同志后，没想到他十分痛快地答应了日本记者的要求，而且坦率、得体、潇洒、大度地回答了日本记者的提问。
刘众前主任在答日本记者问时说：“青岛和下关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有计划地逐步开展。目前，我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办法。一、互派考察团，进行经济技术交流；二、开展贸易往来；三、建立科学技术、文化卫生等方面的情况、资料交流；四、有计划地发展旅游事业，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
刘众前同志在谈到青岛的建设前景和设想时，说了一段非常精辟的话：“青岛过去是一个消费城市，经过几十年的建设，许多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目前为止，已基本建成了以轻纺、化工橡胶为重点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城市。今后，我们要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结合青岛的实际，采取革新、改造、挖潜、改建扩建和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等办法，把我市建设成为工业高速度发展，农业高产稳产，以轻纺、化工、电子仪表、造船为特点，技术比较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城市。”
当时采访刘众前主任的日本山口新闻记者佐佐木，以后多次访问青岛，与我已成为异国朋友。谈起他的第一次访问青岛，谈起刘众前主任，他还是记忆犹新，印象颇深。
“吃水不忘掘井人”，今年，是青岛和下关结为友好城市的第二十个年头。二十年来，两市的友好关系在刘众前主任、泉田芳次市长的规划下不断发展，交流层面不断扩大，交流层次不断加深，从经济到文化，从科技到体育，从官方到民间，多种形式的友好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了解。刘众前同志若九泉有知，定会为他当年在下关、在青岛亲手植下的友谊之树而自豪、而骄傲的。
独特的魅力鲜明的个性
刘众前同志作为一名资深的革命领导干部，既有我们党所有老干部共有的优良传统和严谨作风，也有他自身鲜明而突出的个性。他仪表堂堂，潇洒倜傥，不苟言笑，不怒自威。初次接触，往往会觉得他过于严厉，而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他还是非常富有同情心，平易近人，体恤下级的。这就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日久见人心”。
1978年4月，我作为报社的政法记者，去报道市里的一次重要会议。由于当时我刚刚自省知青办回到青岛不久，满脑子是省领导的职务名称，因而在稿子中提到刘众前同志时，顺手写下了“市委第一书记”的字句。也算是巧合，报社的各级领导和编辑都未发现这个差错，层层通过，以至上机开印了。印到一半时，印刷厂的工人发现了这一错误，立即报告有关领导。时间已是凌晨四点，且报纸已印了一半，若重印，不但造成很大浪费，也会延误出报时间。值班领导考虑再三，用凿子将铅版上的“第一”两字剔除后，继续印完了剩余的报纸。因而，这一天的报纸，有一半是有错误的，有一半是“市委 书记”中间有两字空白的很不规范的。此类事件在青岛日报办报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对这个差错，我心里一直非常紧张，一直忐忑不安。但刘众前同志只字未说，哪怕是事后见到我，也从未提起此事。这让我内心更加自责，更加注意写稿的严细作风，再未发生类似的错误。
刘众前同志有一种总览全局、协调各方、举重若轻、纵横捭阖的独特的领导艺术。“文革”后期和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人们的思想还未完全解放，“文革”余毒还未完全肃清，“帽子”、“棍子”照样满天飞，逼着你谨慎行事、谨慎说话，加上青岛派性严重，山头林立，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因而，每次会议、每个重大问题的决策，都充满着矛盾、争斗、纠缠，甚至是无休止的争辩。在我列席的一些市委、市革委的会议中，无论是开一天还是开半天，无论问题多么棘手繁杂，刘众前同志都游刃有余，驾驭自如。他主持会议的风格是，从不轻易下结论，而是让与会者充分发表意见。他只是认真地听着，偶尔在本子上记点什么，三四个小时，七八个小时之后，待与会所有的人充分发言之后，他才做总结发言。这时，你会发现，他已经把所有人的观点条分缕析地整理归纳了出来，每个人的意见，每个方面的表述，他都给予了充分关注，综合、分析、比较、平衡之后，他提出自己的意见。因而，无论各方怎样明争暗斗，你争我抢，在刘众前同志这种有理有利有节，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的高度概括归纳之后，只有接受和执行。
当年，下关市友好访问团的记者采访刘众前同志时，他是邀请了下关市的泉田芳次市长、召集了青岛市的新闻记者共同接受采访的。
出于礼节，日本记者首先提问。在刘众前主任回答完日本记者的提问后，山口新闻的佐佐木先生礼貌地站起来，恭敬地说：“谢谢您，主任先生！”轮到青岛的记者提问时，刘众前同志直向我呶嘴。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怕我们青岛的记者不熟悉国际惯例，提问完并获得圆满答复后，不知道答谢日本客人。在刘众前同志向我不断示意后，我微微点点头，表示已经明白。采访最后，我站起来，面向泉田芳次先生礼貌地说：“谢谢您，市长先生！”说完，我看了一眼刘众前同志，他坐在那儿，欣慰地笑了。
斯人已去，风范犹存。刘众前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半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他的怀念之情与日俱增。当然，作为当年的一个普通记者，与主政全市工作的党政主要领导人的交往和沟通还是表层的、肤浅的。这些简约的回忆文字，的确无法反映刘众前同志博大宽广的胸怀和坚定美好的理想，而且难免挂一漏万、失之偏颇，但无论如何，这是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几个侧面，它是真实的和活生生的，它表达的是我的真切的、毫不矫情的感受与体会。愿这些真情的文字随风而去，飘向遥远的天国，告慰刘众前同志在天之灵。
我们的山东老乡、著名诗人臧克家有一句名言：
“有的人活着，但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还活着。”
刘众前同志就是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一个大写的“人”！
作者系青岛日报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