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搞党史的缘故，我认识了老领导刘众前。
那是1986年6月，在济南南郊宾馆召开由泰安市委党史办主编的《中共鲁中区党史大事记》审稿座谈会。会上，一些老同志提出也要尽快编写《中共泰山区党史大事记》的要求。会后一些曾在泰山区工作战斗过的老同志又会聚泰安，以座谈会形式回顾了原泰山区的战斗历程。泰安党史办的领导确定我为编写大事记的主要执笔人。为了支持和帮助我们写好大事记，老同志还提议成立个班子，由林乎加、高启云、欧阳平三位老同志担任顾问，由刘众前、张敬焘、王醒、亓象岑、李元贞、曹礼琴等老同志组成编审领导小组。根据大家的提议，考虑到张敬焘同志已担任鲁中大事记的编审领导小组组长，遂推举在省里有影响，身体条件又好的刘众前同志担任泰山区大事记编审领导小组组长。众前同志爽快地答应下来。从此刘老与党史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工作伊始，困难重重。当时我也是刚从事党史工作不久的“新兵”，对地方党史还知之甚少。党史工作虽已开展几年，但征集的资料却很有限，泰山区的资料更是支离破碎，档案资料亦极缺乏，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及其以前基本空白。我首先学习吃透已有资料，然后按照刘老提出的“走出去，请进来”的做法，跑了全国十几个省市，走访函访了数百名老同志，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于1988年5月写出了大事记征求意见稿。该稿第一次较为完整地把泰山区党的历史作了粗线条的勾勒，得到广大老同志的热情鼓励和认可，一致认为该稿可以作为进一步补充修改的很好的基础。对于大事记下一步如何补充修改，众前同志多次作指示，主要大意为：党史是一项很严肃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写党史一定要从为党和人民负责，为历史负责的高度来认识，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泰山区历史跨度大，地域划分归属变化大，情况复杂，征集资料主要依靠老同志们回忆的口碑资料。但因种种原因，个人回忆既有真实可信的一面，也有偏颇片面的一面。我们要把资料搞准、搞实、搞全，就要下大气力，挖掘第一手活资料，不轻易放过任何一条线索，每个条目、每个事件都要反复核实推敲，多方考证，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一定要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秉笔直书，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他的指示既有高度，又中肯实际，可以看出，他对党史部门业务很懂行，使人绝无隔靴搔痒，夸夸其谈之感。我们搞业务的同志听了真象久旱逢甘霖的禾苗一样，感到痛快，打心眼里佩服。我们觉得有这样的老领导作指导，当后盾，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于是我们又投入了新一轮的艰苦跋涉之中。
寻微探幽，漉沙淘金，行程数万公里，面访、函访、开小型座谈会，又与数百人次老同志知情人反复讨论，广泛征求意见，我们终于又于1990年5月拿出了修订稿。绝大多数老同志包括众前同志，对这个稿子还是比较满意的，都认为再进行一下修改补充就可以定稿了。这时众前同志很认真地征询我的意见。我实事求是，不加隐瞒地向他汇报了我的矛盾的活思想：稿子中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如有的事实仍不够确切，有的内容因缺乏材料还难以补充采用，对个别史实的观点还存有争议等等。但要比较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难度也较大。如果稍加粉饰，就此罢手，虽有遗憾也交待得过去。但从个人良心上讲，觉得愧对老同志们的期望，于心不安。若再下大气力，一是有的领导认为拖得太长，有厌战情绪，二是相对于搞其他党史专题一两年就可完成的“短平快”项目来讲，搞大事记费心劳神任务繁重且出成果慢，自己也有些沉不住气。众前同志听后，首先肯定我以党史工作，以党的事业为重不敷衍了事的想法和做法是正确的，对搞大事记辛苦、费劲、出成果慢也深表理解，同时也鼓励我说，你的工作成绩老同志们是了解的，领导也会有正确认识的。你一定要坚定信心把这个大事记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信史，搞成让老同志完全满意的精品。在时间和质量的矛盾处理上，一定要坚持“时间服从质量”的原则。需要做工作，我去做，有什么困难，我全力支持。他提出一个设想，为了更广泛地征集资料，集思广益，统一意见，除个别征求意见外，可在杭州、济南、北京、东北等几个泰山区老同志相对集中的地方开座谈会，以尽量扩大征求意见的范围，确保大事记的“信史”质量。在了解到泰安党史办因经费等问题，组织这样的座谈会有困难时，他答应由他出面解决。
从1990年秋至年底，除了杭州座谈会因顾委有重要活动未能亲自参加外，他亲自带领我们工作人员先后在济南、北京、长春等三处召开了老同志座谈会。由于他事先即已作好安排，这几个座谈会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如长春座谈会就是刘众前同志委托长春市政协主席马洪新老同志主持操办的。吉林省政府、长春市政协及省委党史研究室承担了所有会务和费用，作出了贡献和牺牲。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邀请了曾在泰山区工作过的赵杰、刘振华、王芳、吴瑞林等一大批老同志参加，也是由众前同志安排山东省政府驻京办事处主办的。这些座谈会，解决了泰安市委党史办自身难以解决的困难，开得很成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历经千锤百炼，终于1991年夏又形成了大事记送审稿。1991年11月，由众前同志主持，泰安市委在泰安召开了大事记送审稿定稿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多位到会老同志代表一致对该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林乎加等曾担任过泰山区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对该稿的编写质量表示十分满意，称他曾看过不少党史大事记，各级的都有，象泰山区大事记写得这么成功是不多见的，称得上是一部信史。在编写大事记的几年里，刘众前同志不论是路过还是专程来泰安，总要抽出时间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帮我们分析隋况，制定工作计划，给我们以热情鼓励和支持。大事记四易其稿，每一稿他都逐字审阅。定稿会后，他还请省党史委方正同志、北京的吕少泉同志同我一起住在济南东岳宾馆，以—个多星期的时间对全稿进行了最后的通阅修改。我真切地感受到，众前同志对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极端认真、极端负责任的精神确实名不虚传。
大事记定稿后，出版经费问题又出现了波折。党史办本身经费很紧，历来出书都是由市里拨专项经费，但这次市委当时的主要领导却态度暖昧，经费问题迟迟难以落实。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认为市委竟连本市党史大事记出版都不拨款，真是咄咄怪事，都愤愤不平。众前同志听取汇报后，既未依仗老领导的资格身份兴师问罪，也未加以批评指责，仅平静地说，看来市里确有具体困难，我可以争取让省里帮助_下。在他的过问下，省财政厅作为特殊情况照顾下拨了八万元，保证了《中共泰山区党史大事记》和《中共泰西区泰南区党史大事记》如期出版。
通过编大事记，我与刘老比较熟悉了，尤其是长春、北京之行我有幸与刘老朝夕相处近两个月，接触密切，对刘老有了更深的了解，至今有几件事，经常忆上心头难以忘怀。
张耀南，在泰安乃至山东，是一位知名度颇高且充满传奇色彩和悲剧色彩的人物。他青年时期即立下“做大事不做大官”的志向，早期毕业于曲阜省立二师，曾以家资兴办平民教育，失败破产后归隐务农。后投身农民运动，因感于国民党言而无信，腐败反动，遂不为每月四十元现大洋高薪所诱，弃长清县农会筹委主任之职而当了每月仅八元薪水的小学教员。其后任教十年，桃李遍布长清各界。七七事变后，他在已加人中国共产党的学生魏金三等帮助下，振臂一呼，从者云集，拉起抗日队伍，投编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为第四大队。1939年1月由罗荣桓亲自指示得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又历任长清县第一届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第一任泰西专署专员。1957年在任省卫生厅长期间，被错整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自愿下放到泰安林场任场长，为建设泰山、美化泰山鞠躬尽瘁，呕心沥血。1962年组织上为其甄别平反，他谢绝组织上官复原职的安排，仍倾心于泰山建设，“文革”中却备受摧残，1974年病逝。为了给张耀南写传记，我专访过不少老同志，他们无不由衷地赞叹张耀南是一生赤诚为国为民奋斗的党的好干部，是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的好人，在干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同时他们不少人也都提到，张耀南晚年境况很不好，子女都不在身边，因有个“右倾”的尾巴，在当时极“左”背景下一些人避之唯恐不及。1971年他被“解放”后，寒冬腊月冒着大雪在他小外孙女的陪同下搭乘公共汽车到济南查病，举目无亲，找到了他所信赖的众前同志。众前同志也是刚被“解放”不久，见到老领导、老战友这幅情景，既感内疚又感震惊。他一面亲自安排老人住进省立医院，请了最好的医生做检查。一面打电话给泰安：“张耀南到底有什么问题？他来济南看病，你们知道不知道？”并提议泰安立即派人前来照料。检查结果，老人患了胃癌。众前同志又安排请最好的医生尽快为老人做了手术，他则守护在手术室外直至手术结束。在此期间，老人的家人亲朋送往迎来、食宿安排他都亲自过问。当他们用充满敬佩的语调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眼角总不由自主地湿润。我觉得要表现人间真情，只此一件事就足够了，任何其他形式的表达都是苍白无力和多余的。耀南老人有此知己，当感欣慰之至哉！
不仅对自己的老领导、老同事、老部下一往情深，众前同志对普通人民群众也满怀大海一般深沉的爱。1994年，我被抽调下派东平县水河镇挂职锻炼。年底，单位在济南南郊老干部活动中心召开《中共泰安地方党史》审稿座谈会，通知我去参加。在会间休息大部分同志都出去活动时，刘老很关切地对我说：“小宋，现在关于农民人均收人数字的水分问题争议很大，你是直接在乡镇工作的，就请你不要有任何顾虑地、实事求是地给我讲一下你所了解的农民实际收入J隋况和生活水平，也谈谈你个人的意见，好不好？”我即简要地向他汇报了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以及自己的说明和分析。他听后既表示满意又心情沉重，缓缓地说：“东平湖是我在泰安任地委书记时主持搞的，湖区群众做出了重大牺牲，他们不脱贫致富，我有责任啊！”他提出要我经常向他谈谈基层的情况。不久，他还亲自到东平看了一次。回济南后，他曾多次联系省扶贫办等部门，要他们尽量多扶持东平一下。
我还曾亲自感受过他那慈爱的温暖。跟随他出发期间，除有特殊情况外，老人和我们都是一同进餐，我对老人的平易近人感受很深，相处得都很愉快。就在从长春到北京住进省驻京办事处当天，我因气候不适感冒了。晚饭时，我怕传染了老领导，就有意坐得离他远一点，单用一个盘把饭菜分别拨了一点自己吃。回房间不久，他让秘书周勇把我叫到他房间，问我：“是不是感冒了？”我答是。他又问：“感觉怎么样？”我说刚开始，只是嗓子疼，可能是上呼吸道感染。他问：“吃药了没有？”我说医务室下班了，明天再说吧！他立即让周勇拿过他的备用药包，取出螺旋霉素等几种药，非让我立即拿去吃。我觉得不太合适，怕影响老领导用药，犹豫了一下。他有点着急地说：“你看！现在不是我没病你有病嘛！”我赶紧接了过来，心头分明感到一股热流，一种震颤。
1995年泰山国际登山节期间，他应邀来泰安，住在御座宾馆。晚上，我陪同牛之营同志去看望他。谈了几句后，他忽然问我：“小宋今年有四十了吧？”我答：“四十挂三个零了！”他有点诧异地说：“不会吧，咱刚搞大事记那会，我记得你才三十出头风华正茂呢！”我说：“老领导，光大事记就搞了八个年头呢！抗战也该胜利了！”他笑了，有所思索有所感触地说：“是啊！‘小宋’一喊喊了十年了。你把人生最好的时候部献给党史工作了，不容易啊！看来以后我不能再叫你小宋了，应该叫你洪江了。”我忙说：“老领导喊惯了，不改也行啊！”我们向他汇报了我市编纂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大事记刚刚起步，以后想请他仍担任编审顾问，继续支持党史工作。他还是那样爽快地答应：“行啊！”
可是有谁想到未等大事记初稿编成，我们尊敬的老领导却突然逝世了！噩耗传来，哀痛之余，我只有一个深深的遗憾：我无法以自己的微薄之躯去替代他那大山一样的有用之材！
敬爱的老领导，你留给了我们永久的遗憾和思念！
作者系泰安市委党史办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