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化，原名邦清，字子化，江苏省邳县郭宋庄人，1896年生，1926年参加北伐军，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以后，他转入地下斗争，先后化名为葛洁元、葛幼如、李念三、庞沛霖、周尚德等，活动在苏鲁豫皖四省边区。抗战初期，他以延安回乡参加抗日的中共党员身份积极与李宗仁所辖的第五战区开展统战工作，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创建苏皖、鲁南、苏鲁豫等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华东中央局委员兼秘书长、山东支前委员会主任，为支援鲁南、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诸战役作出了巨大贡献。建国前后，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山东省政府副主席和代理主席，主持山东省政府工作（主席康生离职休养），在那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的年代，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建设新山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52年3月，因受到错误处理离开山东，后调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分管中医工作，虽已年近花甲，而仍然呕心沥血地战斗在卫生战线上，为繁荣和发展中医事业作出不懈努力，成为新中国中医工作的奠基人。十年动乱申，受“四人帮”的迫害，不幸于1975年病逝。徐州青年运动的先驱
郭子化的家乡，古称下邳，是三国时期的古战场。由于地处洼下,10年有8年遭受水灾，家中虽有15亩薄田，也难免经常遭受饥荒，生活仍很困难。其父郭春茂，聪慧干练，且好学，虽未进过学堂，靠自学在本村算是数得着的能写会算人物。子化是老大，父亲从小很注意培养他。1906年夏，郭子化10岁那年，父亲开始让他念私塾。祖母也时常对他说：“咱郭姓穷，受宋氏家族欺侮。”要他“好好读书，长大也象宋席珍那样，做个大人物。”郭子化的确为此奋发努力过。只是灾荒不断，他在私塾里只读了2年便辍学了。1915年，靠叔伯两家的资助，郭子化才又到离家18里的古邳镇峄阳高小续读。该校教育思想十分复杂，有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教员3人，他们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也有崇尚程朱理学的老学究，还有积极倡导教育救国的新派。地理教员陈浩山爱讲国耻课，常在课堂上声泪俱下，历史教员沈宾秋爱讲宋儒理学和历代名臣言行录，而国文教员兼训育主任魏复彝热心于教育事业，主张教育救国，提出“普及教育为强国之本"。这些都在郭子化思想萌芽时期的心灵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而对他影响最深的是魏复彝的教育救国思想，他立志要当一名教育家，开始对地方的大人物不再感兴趣了。
1918年夏，郭子化高小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江苏省立徐州第七师范学校。第一年是预科，他只是埋头读书，第二年转入本科一年级时，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开始接受一些新思想，阅读一些进步书刊。他目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军阀混战，盗匪蜂起，生灵涂炭，体国家灾难之深重，忧民族危亡之忧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学习努力，且善交友，“善于人交，久而敬之”，自然而然地受到同学们的拥戴。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后，立即在全国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徐州地处津浦、陇海铁路的交叉线上，消息传得特别快，首先在徐州广大青年学生中引起巨大反响。徐州江苏省立第七师范、省立第三女子师范、省立第十中学，培心书院、正心女子中学、铜山师范等十几所学校的青年学生纷纷起来响应。“五四”运动是一股势不可挡的革命洪流，冲击着这座长期经受封建社会熏染的历史古城。5月9日，徐州各校青年爱国学生在云龙山下集会，决定各校成立学生会，全市成立徐州学生联合会，一致推举郭子化为学联会会长，不久，又成立了徐属八县（丰、沛、萧、砀、邳、雎宁、铜山、宿迁）学生联合会，推举高民为会长，郭子化为副会长。数千名青年学生，在郭子化等的领导下，纷纷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游行队伍臂上缠着白布条，上写“救国”二字，手里举着小白旗，以示国耻，旗上书有“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勿作亡国奴”等口号。每到一处，郭子化首先登台演讲。他言辞激烈，情绪激昂，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的罪行，焕发出民族的正义感和凝聚力，振奋民族精神，许多民众为了民族的尊严失声哭泣。在他的领导下，徐州青年学生还组织起若干个抵制日货小分队，一面宣传“用国货荣国，用日货辱国，卖国货爱国，卖日货卖国"，一面分赴全市各处查禁日货。
随着“五四”爱国运动在全国的深入开展，引起帝国主义和北京军阀政府的恐慌。军阀政府竟下令全国各省军警严防“过激党肇事”，对学生“严加监视”。5月19日，江苏督军府召开军警会议，制定出“和平劝导，强制干涉，依法逮捕”三条镇压学运措施。有的城市已开始传讯和逮捕爱国学生。
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行为，更加激超全国各地青年学生和各界爱国人士的极大愤慨。6月5日，徐州各校青年学生在徐州学联的领导下，实行全市总罢课，抗议政府的反动行为，一颗颗强烈的爱国之心汇集在一起，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呼“爱国无罪”、“释放爱国学生”和“民国万岁”等口号。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得到社会上各阶层人士的支持，许多工人、农民、商人、市民纷纷起来响应，形成全社会性的爱国运动。工商界部分人士主动配合学生查禁日货，并帮助学生将查禁的日货载于十几辆车'运往徐州黄河故道焚烧，学生们为其奏起军乐，大批日货在军乐声中付之一炬，火光映天，国威大增，数千名围观的民众无不拍手称快，齐呼“民国万岁”等口号，时称为徐州的“虎门事件”。
创办赤潮社与《赤潮旬刊》
“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在于唤起民众，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在觉醒，一个崭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开始进入政治历史舞台。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在北京大学秘密创立马克恩学说研究会。是年夏初，李大钊派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陈德荣来徐，与七师学生郭子化、陈亚峰等人取得联系，在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帮助下，建立了徐州马克思学说研究小组，发展组员10余人。他们有目的地推荐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如《共产党宣言》、《新青年》、《觉悟》等，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活动。1921年春，郭子化等人为了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徐州马克思学说研究小组的基础上成立赤潮社。“赤潮”取意于李大钊的文章，李在论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时说：“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赤潮社成立后，徐州各校进步学生纷纷参加，成员有：郭子化、陈亚峰、刘传鼎、解慕唐、何维振、戴蔚霞、刘荣芹、梁以柑，苗汝椿、刘志锐、徐怀云、张继超、苏鸿鉴、周锡麟、石民宗等30余人。为了扩大宣传阵地，赤潮社创办《赤潮旬刊》。该刊以宣传共产主义理论和反帝、反封建思想为宗旨，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提倡改革教育。陈亚蜂担任该刊主编，郭子化等为主要撰稿人，并向社会征稿。他们特邀同盟会会员、留日学生刘炳辰为该刊撰写了发刊词。郭子化在该刊第一期上撰写指向封建伦理道德的战斗檄文——《废孝》，成为徐州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向封建社会挑战的人。
正当《赤潮旬刊》的新思想、新潮流如惊涛骇浪迅猛发展的时候，由于它来势猛、影响大，因而引起反动当局的害怕和仇视。他们视《赤潮旬刊》为洪水猛兽。徐州镇守使陈调元亲临七师察看《赤潮旬刊》的办刊情况和期刊内容。他给《赤潮旬刊））戴上“宣传赤化”、“图谋不轨”等“桂冠”。郭子化、陈亚峰等人据理抗争，以事实来阐述《赤潮旬刊》是符合历史潮流的。简短的对话难堪于这位政府大员，使之感到受窘和不安。正当这位镇守使恼羞成怒，刚要发作之际，突然，化学实验室内一声巨响，本是搞实验师生不慎所导致的爆炸，却把这位镇守使吓的不轻，也不敢去查清爆炸是怎么回事，便仓惶离开七师。他回到镇署后，立即下令查封《赤潮旬刊>。在徐州一带颇有影响的《赤潮旬刊》只办了4期，就夭折了。
《赤潮旬刊》虽然被查封，但事件并未因此而平息。七师反动校长陆裕楠，秉承陈调元之意张贴布告：“查陈家安（陈亚峰）、郭邦清等，思想不端，印刷《赤潮旬刊》，散布邪说，屡教不改，不堪造就……特将陈家安、郭邦清……等二十五人开除学籍，立即驱逐出校。”此布告在七师引起很大骚动，激起了全校师生的无比愤怒，数百名学生纷纷涌向校长室，当面谴责学校当局无故开除学生的行为，并要校方收回成命。陆裕楠对学生们的正义要求置之不理，采取笑骂由你，我行我素的态度。这如同给学生们火上加油。郭子化利用徐州学生联合会会长的名义，在七师组织起“驱陆团”，掀起驱逐陆裕楠运动。接着七师全校实行罢课，提出“陆裕楠不滚，决不复课”。驱陆运动得到徐州各校的响应，声援声越来越高，并得到舆论界的支持，1922年2月14日《民国日报》副刊刊登文章，题目是《仇视新潮的七师校长））。文章揭露了学校当局——校长陆裕楠反对新潮、镇压民主的行为。徐州各界人士也纷纷表示站在学生一边。他们又组织了“南下上访团”，准备去南京省教育厅上访。江苏省教育厅为之震惊，他们害怕事态扩大，不得不作出较为明智的抉择——下令撤销陆裕楠七师校长职，同时宣布恢复被开除的25名学生的学籍。学潮才算告一段落，只是《赤潮旬刊》再未能复刊。
不久，郭子化又在他的家乡邳县参加了“新邳学会”，参与创办《新邳》杂志。郭子化为其撰写《党之真义》、《夜乐三曲》等重要文章，为宣传爱国主义和反帝反封建作出了贡献。《赤潮旬刊》和《新邳》杂志是徐州一带首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受到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的好评，为徐州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试求实业救国之路
1923年夏，郭子化从七师毕业。这时候的郭子化还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除了接受马克思主义外，还受到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帝制，实现共和，无疑是一场革命，但与克鲁鲍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相比，后者更是崇高的理想。后来黄炎培来徐州讲学，主要讲职业与教育，这使他感到“克氏，，的思想活了起来，在他的头脑里有了具体内容。他认为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使自己的国家富强起来，必须提高国民素质，走实业救国之路。因此，七师毕业后，他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回到自己的家乡——邳县四区（土山区）。他联合本乡同学以及教育界人士，组织起山区教育促进会，呼吁社会上都来关心教育事业，增强教育治国的观念和青年求学的欲望。郭子化被推选为区教育促进会正理事。并以理事会的名义，创办2所初级小学校，后逐步扩大到4所，同时开办成人夜校，白天给学生们上课，晚上向成年入传授文化知识和教育、实业救国思想。对于办实业，郭子化有他独特的见解，他致函黄炎培先生，谈他准备在家乡矩山植树造林，借以发展教育，救济灾荒，并提出打倒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否则不能成其大事。黄炎培收信后，以《职业与教育》杂志社负责人名义回信说，“青年人要做点事业，首先要向地方前辈领教，请他们帮助，不应视他们为土豪劣绅，打倒他们才能办事业的想法更是不对的……”并把郭子化的原信和复信一起刊登在《职业与教育》上。郭子化对此很不服气，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
1923年秋冬，郭子化便和宋学端、王昌龙、许季诺、许锡三、王子愚、花广爱等7人联名向省实业所呈请领荒造林，并得到许可。于是，便创办峄黄植树公司。郭子化负责草拟章程，欢迎广大乡民入殷，每股1吊钱(1000文)，每户最多不得超过10股，以防富户垄断。对于穷苦户无钱入股者，可以挖树坑顶股金，每挖10个树坑作为1股股金。章程拟定后，郭子化遂率众登山勘察丈量可植树面积，开始了他实业救国的理想实验。郭子化的实验失败了。因为他兴办的学校传播的新思想、新观念、新风尚，遭到以宋席珍为代表的地方封建势力的反对，尤其是他们创办的峄黄植树公司，直接触犯了地方封建势力的利益。宋席珍暗地伙同山前的王玉良，山后的宋贯一，企图杀害郭子化等几个进步青年。他们还收买一些地痞，大造谣言。说郭子化等人以7万元的代价将峄山出卖给天主教堂的法国人，不久，山脚下居民的房舍、祖坟都得迁徙等等。8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宋席珍指使一批地痞无赖，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手持凶器，到郭子化等7家去抓人、纵火。他们先到峄山后李巷村放火烧了花广爱的家，接着分成两路；一路去烧郭子化、宋学端、王昌龙的家，并抓走了郭子化的父亲郭春茂(当夜逃回)'另一路去烧王子愚、许锡三、许季诺的家。7家房舍大部被烧毁。损失最惨重的是郭子化家，房舍，家俱全被烧光，连院子中间的磨盘都被烧炸了。
纵火案发生后的第二天，郭子化等7家受害者聚集到邳县城商定除在县城控告外，还打电报到省督军署、省长公署，要求惩办祸首宋席珍和纵火犯。与此同时，郭子化叉以峄黄植树公司名义，派人去徐州、南京呼吁邳县旅外学生起来声援。经过近半年的斗争，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官司总算打赢了。肇事者李卓然、李明会分别被判处5年和3年徒刑。纵火的幕后策划者宋席珍多方托人出面调解，最后断决令其赔偿7家损失费7000元，并请戏班为村民唱三台大戏，以示赔礼道歉。纵火案到此才算平息。郭子化等7家各自愿取赔偿费500元，剩余赔款捐赠村办小学，为家乡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呕山一把火，烧毁了郭子化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他感觉到自己选择的是一条不切合实际的道路，只有彻底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中华民族才有希望。
投笔从戎报国心
1924年春，郭子化经朋友介绍进南京东南大学高级补习班学习。时值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使他对中国的革命和自己的前途产生了新的希望。同年4月，由同学曹寅甫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是年暑假，他考取北京私立朝阳大学。同年9月，由顾作则介绍参加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任市党部宣传部干事，主要从事学运工作。10月，由本校李兴时同学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郭子化满腔报国之心又沸腾起来。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他带着北京市党部给国民党中央委员于树德（系中共党员）的介绍信去广州。于树德接见了郭子化，把他介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部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担任社会股干事。不久，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叶挺部队）政治部总务科长。该师的骨干绝大多数是我党干部，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和先锋模范作用，使他的世界观产生新的飞跃。同年10月，经政治部宣传科长吴亚鲁、千事马汝良介绍，郭子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郭子化才找到真正的奋斗目标，并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北伐军进驻武汉后，二十四师驻扎在武昌黄土坡。为了配合北伐，需要加强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中共汉口市委书记曹壮父与二十四师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决定在汉口举办国民党江苏省党部驻汉党政训练班，特邀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务委员张曙时担任校务会主任，主持训练班工作。调郭子化担任校委会委员兼教务主任，同时担任我党支委会的副书记。学员来自江苏省61个县，每县由我党选派2至3名党团骨干或进步青年，共120余人。宋绮云烈士的夫人徐林侠女士就是被邳县党组织选派来汉学习的，在汉学习期间被郭子化发展为中共党员。训练班于1927年1月正式开学。郭子化一面参与拟订教学计划，负责聘邀一些党内外知名人士来训练班讲学。一面和学员一起听课。当时来讲学的有：毛泽东主讲农民运动，李宪仲主讲社会发展史，沈雁冰主讲三民主义，葛之茎主讲经济学。他敬佩这些人的才华和对当时社会的洞察力，尤其是毛泽东主讲的农民运动，给他印象很深，使他看到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1927年6月，武汉的政治形势已非常紧张。中共汉口市委决定训练班立即结束，委派郭子化负责组织这批学员返乡。参加当地的革命斗争。7月中旬，郭子化返回武汉时，时局一片混乱，二十四师已开赴江西南昌。郭子化与组织失去联系，他与训练班的王雪商定去广州，路经湖南时，又遇唐生智在湖南大批逮捕屠杀共产党人，遂改道到九江，时已爆发南昌起义，去广州的交通已中断。郭子化遂去庐山找在那里养病的原武汉训练班教员石侠生，但石已离开庐山去浙江。他几经周折，疲于奔波，加上焦虑过度，便病倒在庐山牯岭医院。出院后，来到离牯岭20余里的莲花禅院休养。郭子化好象一颗种子，只要有土壤，就能生根、开花、结果。他常常利用农闲，深入到群众中去，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在那里发展了李云樵等十几名农民入党，建立了党支部。他在牯岭住了大半年，为牯岭播下了革命火种。
领导农民武装暴动
郭子化在莲花禅院的行迹引起了当地反动势力的注意，反动分子赵某到国民党军警那里告发了他。郭子化闻讯后，在李云樵的帮助下逃到皖东北的泗县，与原在武汉训练班学习的王子玉取得联系，参加泗县党组织，任县委组织委员兼马厂区委书记。为了工作的需要，他拜当地一位名医为师，学习中医。此后，在马厂集开了个中药铺，一边为人看病，一边做群众工作，先后发展了20几名党员，建立了3个党支部，成为泗县党员最多的一个区。为了更好地联络群众，扩大党的影响，郭子化在马厂集建立了泗县商民协会马厂分会，选举马厂商民冯丕承为会长，发展会员70余人。1929年3月，郭子化等在马厂集召开商民大会，领导马厂商民进行抗税斗争。当时，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弄得人民怨声载道，郭子化这一举动，顺应民心，得到各界的支持，迫使当局做出让步，减少了一些地方杂税，取得了抗税斗争的胜利。郭子化也因此暴露了身份。为了他的安全，组织上决定调他到靠洪泽湖畔的白庙村工作，公开职业是在一所私塾里当教书先生。他一面教书，一面积极开展党的工作，不到半年，便在白庙区发展了20几名党员，建立了3个党支部。郭子化担任白庙区委书记。
1930年6月以后，李立三“左”倾错误统治中央，原中共江．苏省委军事部长徐怀云代表省总行动委员会和徐海蚌总行动委员会蓟泗县布置武装暴动。又到白庙村亲自向白庙区行动委员会书记郭子化传达了徐海蚌总行委决定的8月暴动计划和“秘密准备、突然袭击”的八字方针。郭子化认为，封建地主武装较强，又有坚固的圩寨和碉堡，而我们党的力量尚很薄弱，临时组织起来的武装，缺乏严格训练，枪支又少，暴动条件尚不成熟，需要保留骨干，壮大队伍，等待时机成熟，方可举事，不应盲动。白庙区绝大多数的党员同意郭子化的看法。然而郭子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接着徐海蚌总行动委员会派巡视员胡俊三（后叛变）亲自来白庙村动员。他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从全省形势讲到白庙村。并且说，地主是少数，农民是多数，只要我们把红旗打出来，广大农民群众就会象潮水一般涌向我们。郭子化尽管思想不通，但组织决定坚决执行。他连夜通知党员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暴动计划。泗县暴动是在胡俊三直接指挥下进行的，先是在重岗山附近的梁庄插起红旗，结果群众不仅未来，反被地主武装利用。胡俊三只留给郭子化一个徐海蚌总行动委员会的接头地点，便匆匆地离去。嗣后，郭子化在白庙一带组织暴动，虽打下一个小圩子，夺了八九条枪，但敌人很快便反扑过来。郭子化见当地已无法立足，便把队伍拉到宿迁县，交给宿迁县委领导。后又遭土匪武装吞并。
泗县暴动失败后，县委书记王子玉等牺牲，郭子化遭到通缉。他离开泗县，按照胡俊三给他的联络地点——徐州东站“上海新申报分馆”，去找李国栋，其标志脸上有麻子。但因行委机关已迁移而未能接上关系。当时，正值蒋、冯、阎战争，徐州戒严，不易隐蔽，便来到徐州西北的沛县。在阎希烈（武汉党政训练班学员、沛县人）的帮助下，到沛县孔庄小学五年级任国文教员。郭子化胜不骄，败不馁，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他利用学校这块阵地，在广大师生中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并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到1930年冬，先后发展了十几名党员，分别在教师、学生中建立了党的支部。由于他才华横溢，行为高尚，受到广大师生的尊重和爱戴。他为该校谱写了《校歌》和《少年之魂》一时间成为该校行为规范和座右铭，学生们每天进校后，都要集体唱一遍《校歌》“穆穆农村小学校，湖水映半环，溉域好种田。农家子，粗鲁汉，不学古先贤。五谷既须分，科学要精研，劳动多生产，自给住吃穿。犁耙锄镰，笔墨纸砚，学习未可偏。
五更要起早，黄昏诵书篇，晨天星，窗前月，徘徊共缠绵。盛夏战酷暑，隆冬抗严寒，霜雪砺冰节，烈日壮心肝，从来健儿成功立业，唯在不怕难。”
《少年之魂》更是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少年之英魂，革命先锋军，悲壮、深沉、造福音，泪血洗尽人间污痕。漫漫长夜，曙光破晨，开自由花，朵朵新，香满红尘，功烈永存，英魂万春。”
1931年春，徐州特委委员冷启英来沛县巡视工作，得知郭子化在孔庄小学教书，便捎信约他到沛县鹿楼会面。不久，郭子化便调任永城县委组织部长兼薛湖区委书记。郭子化仍以其专长，在薛湖区北乡的邵长庄开设药铺，通过治病做群众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在邵长庄、火神店、窑山集等处建立党支部，全县共8个党支部，其中薛湖区就有4个。他在薛湖的工作得到上级的重视和肯定，徐州团委书记陈凤阳，江苏省委巡视员吕公器，中共中央巡视员赵干等先后来薛湖进行视察，听取了郭子化工作汇报，对薛湖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但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占领导地位，他们实行“ 一切斗争，否认联合”，推行“城市中心论”。在王明“左”倾错误的指导下，徐州特委积极推行武装暴动计划。特委将萧县和永城划为一个暴动区，并要求各县县委首先在一、两处搞暴动，拉起武装，而后在各区打游击。永城县委接此指示后，于9月底召开会议，决定在韩庄、陈楼、火神店三处首先举行暴动。会上，郭子化根据泗县暴动失败的教训，提出。 (一)要注意保存力量， (二)党员不要过早地暴露身份， (三)暴动武装不要与土匪混在一起。但由于“左”倾错误路线占主导地位，郭子化的正确意见，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致使暴动再次失败，县委书记张宗孔牺牲。敌人在全县实行大搜捕，郭子化逃离永城。
